04 對外貿易論讀書筆記(會計讀書筆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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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昆蟲記》，我知道了每種動物都有自己的優點和本領，我們人類也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人數學有長處，有些人善于畫畫，有些人善于音樂，有些人善于運動……只要我們對自己有信心，總會成功的。其實我也有很多優點——聰明、樂于助人、愛勞動、愛運動、愛畫畫……如果我再努力些，勤奮些，我的學習成績會更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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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內》讀書筆記

《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作者蘭小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17.5萬字。

蘭小歡，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經濟。

本書主角是政府和政策，內容脫胎于作者在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課程講義。

作者說，本書寫給大學生和對經濟話題感興趣的讀者，希望能幫大家理解身邊的世界，從熱鬧的政經新聞中看出些門道，從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覺察出些機會。

本書注重描述現實，注重解釋“是什么”和“為什么”。當不可避免涉及“怎么辦”的時候，則注重解釋當下正在實施的政策和改革。正如作者所解釋，“對讀者來說，了解政府認為應該怎么辦，比了解“我”認為應該怎么辦，重要得多”。

此書以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為主線，分上下兩篇。

上篇解釋微觀機制 ，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務、收支、土地融資和開發、投資和債務等。

第一章介紹決定地方事務范圍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不會經常變化，所以地方政府要辦的事、要花的錢也不會有巨大變動。一旦收入發生大幅變動，收支矛盾就會改變政府行為。

第二章介紹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前因后果。這次改革對地方政府影響深遠，改變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模式，催生了“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成為地方政府推動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資金來源。

第三章和第四章詳細介紹其中的邏輯、機制、案例，同時解釋地方政府的債務和風險，以及相關改革。這些內容是理解下篇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

下篇解釋了微觀行為與宏觀現象的聯系 ，包括城市化和工業化、房價、地區差異、債務風險、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國際貿易沖突等。

作者介紹了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從微觀機制開始，到宏觀現象結束。第5-7章就針對這種模式的三個特點展開。

特點1-城市化過程中“重土地、輕人”。優點是可以快速推進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缺點是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推高了房價和居民債務負擔，拉大了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第五章分析這些內容，并介紹土地流轉和戶籍改革等要素市場的改革。

特點2-招商引資競爭中“重規模、重擴張”。優點是推動了企業成長和快速工業化，缺點是加重了債務負擔。企業、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門債務互相作用，加大了經濟整體的債務和金融風險。第六章分析這些內容，并介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詳述“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

特點3-發展戰略“重投資、重生產、輕消費”。優點是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擴大了對外貿易，使我國迅速成為制造業強國，缺點是經濟結構不平衡。對內，資源向企業部門轉移，居民收入和消費占比偏低，不利于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對外，國內無法消納的產能向國外輸出，加劇了貿易沖突。第七章分析這些內容，并介紹黨的十九大重新定義“主要矛盾”后的相關改革，詳述“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所需要的改革。

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提煉和總結全書內容。作者重點討論了政府能力的建設和角色的轉變，總結本書介紹的“生產型政府”的歷史作用和局限，也解釋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必要性。作者還總結了本書的關鍵視角：要區分經濟發展過程和發展目標。既不要高估發達國家經驗的普適性，也不要高估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在未來的適用性。在具體實踐中，既要堅持“實事求是”，又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斷探索和解決問題。

1.

事權劃分的三大原則：公共服務的規模經濟、信息復雜性、激勵相容。比如行政區劃，既與公共服務的規模有關，也和信息管理的復雜性有關，同時又為激勵機制設定了權責邊界。

無論是人口密度、地理還是語言文化，都只是為理解行政區劃勾勒了一個大致框架。我國經濟中有個現象：處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處）的地區，經濟發展普遍比較落后。這一俗稱“三不管地帶”的現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規模效應和邊界的理論來解釋。

行政區劃，不僅受公共服務規模經濟的影響，也受獲取信息比較優勢的影響。信息優勢始終是權力運作的關鍵要素。上級雖然名義上有最終決定權，擁有“形式權威”，但由于信息復雜、不易處理，下級實際上自主性很大，擁有“實際權威”。在實際工作中，“上級干預”和“下級自主”之間，沒有黑白分明的區別，是個程度問題。維護兩類權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運作的關鍵。

因為信息復雜多變，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而政府的繁雜事權又沒有清楚的法律界定，所以體制內的實際權力和責任都高度個人化。所謂權力，實質就是在說不清楚的情況下由誰來拍板決策的問題。如果這種說不清的情況很多，權力就一定會向個人集中，這也是各地區、各部門“一把手負責制”的根源之一，這種權力的自然集中可能會造成專權和腐敗。

屬地管理兼顧了公共服務邊界問題和信息優勢問題，同時也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權力，有利于調動其積極性。地方政府不僅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環境，它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深度參與者，這一點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種“混合經濟”體系，不是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政府和市場的簡單分工模式，即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物品、市場主導其他資源配置；也不是簡單的“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類附屬機構（國企、事業單位、大銀行等）深度參與大多數生產和分配環節的模式。

2.

1980年我國試行財政包干制度。1985年以后全面推行，建立了“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中央與省級財政之間對收入和支出進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財政包干造成了“兩個比重”不斷降低：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預算收入占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

1994年，國家推行分稅制改革，把稅收分為三類：中央稅（如關稅）、地方稅（如營業稅）、共享稅（如增值稅）。分稅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稅種是增值稅，占全國稅收收入的1/4。改革前，增值稅（即產品稅）是最大的地方稅，改革后中央拿走75%，留給地方25%。為防止地方收入急劇下跌，中央設立了“稅收返還”機制：保證改革后地方增值稅收入與改革前一樣，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

2002年實行所得稅改革。企業所得稅是我國的第二大稅種，改革之前，企業所得稅按行政隸屬關系上繳。改革后，除一些特殊央企的所得稅歸中央外，所有企業的所得稅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僅2002年當年為五五分）。為防止地方收入下降，同樣也設置了稅收返還機制，并把2001年的所得稅收入定為返還基數。

分稅性改革扭轉了“兩個比重”不斷下滑的趨勢：中央占全國預算收入的比重從改革前的22%一躍變成55%，并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國家預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從改革前的11%逐漸增加到了20%以上。改革大大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但同時地方政府收支呈現出高度不匹配的特點。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地方財政預算支出就一直高于預算收入。近些年地方預算支出占全國預算支出的85%，但收入占比只有50%-55%，入不敷出的部分要通過中央轉移支付來填補。

為了應對財政壓力，地方政府先是以行政區劃為單位、以稅收和土地為手段展開招商引資競爭。2002年所得稅改革后，中央財政進一步集權，拿走了企業所得稅的六成。從那以后，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方式就從之前的“工業化”變成了“工業化與城市化”兩手抓。土地財政由此產生。城市政府開始平衡工業用地和商住用地供應，用土地使用權轉讓費撐起了“第二財政”。商住用地雖然面積上只占出讓土地的一半，但貢獻了幾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權轉讓收入。因此“土地財政”的實質是“房地產財政”。但土地真正的力量還不在“土地財政”，而在以土地為抵押而撬動的銀行信貸與其他各路資金。“土地財政”一旦嫁接了資本市場，加上了杠桿，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推動經濟飛速擴張，這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滾越多的債務，引發了一系列宏觀經濟問題。

3.

地方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加重。中外學術界和業界所估計的地方債務總額在2015年到2017年間約為四五十萬億元，占GDP的五六成，其中三四成是隱性負債。

地方債的爆發始于2008-2009年。而對地方債務的治理始于2010年。治理方法有：1-債務置換，從2015年新版《預算法》生效后開始，到2019年基本完成。簡單來說，債務置換就是用地方政府發行的公債，替換一部分融資平臺公司的銀行貸款和城投債。2-推動融資平臺轉型，厘清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剝離其為政府融資的功能，同時破除政府對其形成的“隱性”擔保。3-約束銀行和各類金融機構，避免大量資金流入融資平臺。4-問責官員，對過度負債的行為終身追責。這項改革從2016年開始。與政府債務相關的各項改革中涉及對官員評價和激勵機制的改革。

為什么幾乎所有省份，無論財政收入多寡，債務都在飛速擴張？政府債務問題根源不在收入不夠，而在支出太多，因為政府承擔了發展經濟的任務，要扮演的角色太多。因此債務問題不是簡單的預算“軟約束”問題，也不是簡單修改政府預算框架的問題，而是涉及政府角色的根本性問題。改革之道在于簡政放權，從生產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逐步轉型。

4.

政府產業投資基金，是一種招商引資方式和產業政策工具，也是一種以市場化方式使用財政資金的探索。

2005年，發改委和財政部等部門首次明確了國家與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此后，“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科學決策、防范風險”，這16個字成了各地引導基金設立和運作的基本原則。2011年，財政部和發改委確認了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明確了GP在收取管理費（一般按1.5%-2.5%）的基礎上可以收取增值收益部分的20%，這相當于承認了GP創造的價值，不再將GP僅僅視作投資“通道”。以上政策為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奠定了制度基礎。

2014年，政府引導基金爆發式發展。最直接的“導火索”是圍繞新版《預算法》的一系列改革。2014年改革后，國務院開始嚴格限制地方政府對企業的財政補貼。這些原本用于補貼和稅收優惠的財政資金，就必須尋找新的載體和出路，不能趴在賬上。因為新《預算法》規定，連續兩年還沒花出去的錢，可能將被收歸同級或上級財政統籌使用。根據清科的數據，截至2019年6月，國內共設立了1686只政府引導基金，到位資金約4萬億元。

與地方政府投資企業的傳統方式相比，產業引導基金或投資基金有三個特點：一是大多數引導基金不直接投資企業，而是做LP，把錢交給市場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資企業。二是把政府引導基金交給市場化的基金管理人運作，實質上是借用市場力量去使用財政資金。三是絕大多數政府引導基金最終都投向了戰略性新興產業。

引導基金的運營面臨多種挑戰，主要是體制性困難，大體有四類：一是財政資金保值增值目標與風險投資可能虧損之間的矛盾。二是財政資金的地域屬性與資本無邊界之間的矛盾。三是股權投資對市場和資金變化非常敏感，2018年資管新規出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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