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自變量和因變量(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國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的變化情況。)

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后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經濟發展質量包括哪些

一、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所謂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指所設計的指標體系將數量上的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甚至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這一理解經濟發展的方式與我國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經濟發展戰略有緊密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經濟發展處于頹廢邊緣，社會物質財富極度缺乏，面對這一現實，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做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尤其強調應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這一決定是對我國當時國情的正確判斷，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其最基本的表現是出現生產總值(GDP)崇拜，即認為GDP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發展，只要GDP增長，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這樣的經濟發展實踐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故而這種認為經濟增長就是經濟發展，并將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者混用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中也屢見不鮮。張風波(1987)在研究交通貨運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曾以工業產值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顯然，工業產值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該文作者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同樣，張為付(2008)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以我國凈對外直接投資(NFDI)為因變量，以人均GDP為自變量，實證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朱翠華和張曉峒(2012)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時，檢驗了人均GDP與3類污染指標之間的關系。

以上三篇文獻有一個共同點，即用單個的指標來表征經濟發展，但有的學者意識到單個經濟增長指標并不能客觀地描述經濟發展的全貌，因而試圖用一套指標體系即多個指標來衡量經濟發展。即便如此，該指標體系仍然是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如岳曉燕(2011)在研究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時，用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以及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構建了經濟發展測度指標;聶春霞等(2012)通過模糊分級評價方法對西北五省會的城市環境、經濟與城市協調發展進行評價，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崗職工人均工資。以上研究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側重于經濟數量上的增長，甚至將GDP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解方式抹殺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差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效率、經濟發展的結構、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的環境等問題。

二、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注重經濟發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實踐中卻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于是，學者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結構等問題，并將這些問題納入測度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中，構建一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這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大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注經濟發展本身，另外一類是除了關注經濟發展自身外，還關注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

在第一類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文獻中，學者們在構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時，一般先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幾個維度，然后再從各維度選取合適的指標測量經濟發展。王新華(2011)在研究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四個維度，即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效益以及經濟動力，再從這四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由17指標組成的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協調度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三類指標，即總量指標、結構指標以及質量指標。其中總量指標包括GDP、工業總產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三產業總產值增長率;結構指標包括出口商品工業制成品比重、工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質量指標包括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萬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愛苓等(2012)以保定市為例，分析了經濟、社會、資源以及環境復合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在研究經濟發展子系統時，選取了三個維度7個指標，分別是經濟總量維度(GDP、人均GDP、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經濟結構維度(第三產業產值)、經濟效益維度(全市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車冰清等(2012)對研究江蘇省13個地級市以及52個縣(市)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經濟總量、經濟質量、經濟結構、經濟外向性、經濟效益)，23個指標。

以上文獻對經濟發展本身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測度，然而，學者們也發現經濟發展存在外溢效應，如社會福利的增進也是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因而在理解經濟發展時，這些顯然是應該被測量的因素。因而李鳳梧、池金明(1991)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時，認為該體系包括31個指標，具體為人均GDP、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城鎮就業率、平均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文盲率、農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收入、城鄉人口平均儲蓄、通貨膨脹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費水平、農村人口平均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人均生活能源消費量、家電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占總消費的比重、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城鎮人均居住面積、每千人擁有電話機數量、每千人擁有病床數、農村自來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經費、人均訂閱報紙雜志數量、廣播電視覆蓋率、每萬人擁有電影院數量、享受生活救濟人數占應享受人口比重、實行勞動保險職工的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撫恤和救濟金占財政收入比重。

在這篇文獻中，對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的偏愛表現的非常明顯。另外，徐徐、賈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協調性時，將經濟發展子系統定義為4個維度11個指標，具體為經濟實力維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經濟活力維度(第三產業貢獻率、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生活質量維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人均汽車擁有量)、基礎服務維度(人均境內公路里程、人均用電量、每百萬人口醫生數)。周嫻(2006)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恩格爾系數。李永友(2008)在對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研究時，選用了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效率、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等指標來衡量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董正信等(2011)選取了社會總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環境、科技進步、民生改善等29個指標研究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方式;沈露瑩(2010)從經濟增長、經濟服務、城市功能、自主創新、資源環境、人本等維度構建了包括48個指標的測評體系測評了上海的經濟發展方式。

可見，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對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改進，擴展和進一步完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內涵。

三、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改革開放初期，環境問題相對經濟增長的緊迫感而言，顯得并不突出，甚至并不顯見，因而如何使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整個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經濟增長高于一切成為必然結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應運而生，并日益顯示其負面影響，即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問題，人類不得不重新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考慮經濟增長以什么方式能在環境資源約束下有助于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增加這一問題①。這種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在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更加關心生態環境，并將生態環境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早在1984年，何乃維，賁克平提出了生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生態系統，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蓋率、能量平衡、有機質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個是經濟系統，包括人口、投入、產出以及純收入。國家環保總局也于2003年5月發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該文件提出了生態省的評價標準，其中經濟發展指標有6項，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人均財政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環保產業比重以及第三產業比重。

為進一步強調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引導經濟健康發展，學者們特別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葉依常，黃明鳳(2011)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碳生產率與人文發展彼此協調的經濟形態，因此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既包括碳生產率指標，又包括人文發展指標，基于這樣的理解，文中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每個指標賦值，具體包括9個指標: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產業結構比例、碳生產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數、森林覆蓋率。此外，付加鋒等(2010)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環境、低碳消費、低碳產出以及低碳政策五個緯度14個具體指標的低碳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馮碧梅(2011)建立了由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量層以及要素層5個層次組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包括24個指標，其中，系統層由產業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構成。莊貴陽、潘家華、朱守先(2011)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以及低碳政策四個維度的衡量指標。

與此同時，學者們認為發展循環經濟也是保護生態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也是生態經濟的重要內容。王志憲等(2006)設計了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包括4大系統，25項具體指標，具體包括減量化系統(萬元GDP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水耗、萬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萬元工業增加值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農藥施用強度、化肥使用強度、人均生活垃圾生產量)、再循環再利用系統(工業廢水處理回用率、工業重復用水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廢舊物資綜合利用率、農用薄膜回收率、秸稈綜合利用率)、社會經濟系統系統(人均GDP、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生態環境建設系統(環保投入占GDP的比例、清潔能源利用率、工業廢氣凈化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城市氣化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噪聲達標區覆蓋率)。

四、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資源又屬于非再生資源，因此，目前以過渡的資源消耗來促進經濟發展則可能剝奪后代享受資源的權力，為保證代際公平，學者們提出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源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能損害后代需求的發展模式”。那么經濟可持續型發展則可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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