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山東民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是國企嗎(四大國有銀行有我們想象中的好嗎？？)

前提下定位自身發展戰略的基石，也是應予以自身的在國民經濟發展格局中所占有不可動搖地位的正確評價。

二、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及某些理論上的認識誤區

制約民營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來自于國家在制定有關民營企業發展基本政策上的不完善和民營企業內部自身與生俱來及發展過程中衍生出來的若干缺陷兩大方面的因素。從國家的宏觀政策面上來看，雖然國家已將私營經濟作為我國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確認，并在十幾個省市陸續出臺了許多鼓勵、引導、扶持與保護其發展的政策文件和法規條例，但是私營經濟至今在具體法律上仍沒有明確其地位，因而無法受到良好的法律保護。目前，私企發展在宏觀上面臨著若干障礙，一是認識上、觀念上政府需進一步端正對非公經濟重要性的認識，不能再把它看成是對國有企業的拾遺補缺，政府需重新評估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貢獻和影響，應該看到，回顧改革開放二十年，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相當程序上是得益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國家不僅實現了增加稅收，擴大就業這樣的經濟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催化了市場經濟的發育和成長，有利于資源的優化和配置，有利于人們更新觀念，更加自覺地適應市場經濟，因此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不權宜之計，而是事關經濟全局和長遠發展的戰略性措施。二是要規范法規政策與完善法制環境，放開民營企業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國內市場準入及融資方面存在的一些明顯的體制性障礙，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利益，保障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平等，切實消除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歧視現象，致使企業遭受不平等的待遇。為此，首先在加入民國際市場競爭方面，應擴大民營企業的進出口權并享受同外資企業同等國民待遇，減輕稅賦，鼓勵民營企業不斷提高競爭力，開拓國際市場；其次，在市場準入方面，應拓寬其經營范圍，解除包括在基礎設施領域及公共服務領域內的嚴格限制，以便能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擴展市場，實現擴大就業的目標，尤其是從事高科技科業，環保產業，生物工程等領域的民營企業更需進一步地給予優惠政策，以利于其早日孵化成長，成為我國促進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源泉和動力；再次，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應允許和鼓勵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與國有、集體企業參股，組建混合所有制企業，并可取得企業的控股權，允許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使其成為上市公司；最后，國家要大力改善私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在融資政策上應和別的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在立法上切實保障對民企實施統一的信用評估標準和貸款發放條件，成立相應的擔保機構，提供全方位的融資服務，消除國有商業銀行與非國有企業存在著的制度上、觀念上的不對稱，改變銀行對民營企業的傳統歧視意識，這一點對于民營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壯大顯得尤為重要，國為沒有資金的支持，科技成果就無法轉化為商品，阻礙了科技產品的商品化、產業化進程，致使生產規模維持在低水平，這不僅與國家科教興國，在新世紀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而且在客觀上扼殺了民營科技企業的生存發展，這對于國家順應知識經濟的發展潮流，迎頭趕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將會產生嚴重的后果。

從民營企業自身的管理結構特征和二十年來的發展歷程看，其內部的缺陷也嚴重制約了本身的進一步發展壯大。民營企業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由小農經濟逐步萌芽發展起來的，因此其本身就帶著與生俱來的兩個致命弱點，這既與我國農村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致使民營企業的大部分管理者觀念陳舊，知識匱乏，從而不能快速和主動地掌握現代企業的管理理念有關；同時又與在我國沿襲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觀念在民營企業管理者的身上根深蒂固，難以動搖有關，此突出地表現便是家族化管理和獨裁決策，這兩大缺陷歸結為一句話便是民企管理者頭腦中的小農意識。這種小農意識滲透在民營企業的發展歷程中，對其進一步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制約并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我國在實行市場經濟初期客觀上存在著市場不成熟，許多配套政策不到位，國企還沒有放開并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改制，這其中必有一些市場空白，許多民營企業抓住了這個機遇，使企業的財力實現了擴張，有些企業積累了相當雄厚的資金實力，但這對于還未深入了解管理企業的理論方法，建立科學的企業發展機制的民營企業管理者來說，由此衍生而來的只能是心浮氣躁，對企業的生存發展形成誤導，錯誤地以為企業有了他便無所不能，沒了他便一事無成；其二，民營企業靠機制和政策上的漏洞相對容易地就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從而導致管理者在如何發展企業的問題上不是考慮改善產品、結構和機制，而是熱衷于尋找捷徑，投機取巧，有的甚至不昔喪失企業信譽經營生產和銷售，另一方面又快速、盲目投資，進行多元化經營和快速擴張，由于缺乏市場調研和科學論證，更沒有一套系統的近期、遠期規劃，加之粗放和原始化的管理，進行家族化的指揮，造成企業無法實現良性發展，最終一蹶不振走向衰落，更有一些企業在頃刻之間遭到毀滅的命運；其三，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知識經濟漸漸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主流，民營企業在適應高度市場化和網絡、信息為代表的知識經濟催化的產業革命方面，顯得無能為力或手足無措，從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潮流這個層面上考慮，民營企業在新一輪的市場競爭格局中保持可持續發展，在多元化的市場主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面臨的挑戰將是十分嚴峻的；其四，民營企業的創業機制決定了其管理者便是經營者，這種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二為一的企業結構特征，在企業規模小的時候，便于控制和提高效率，但當企業規模壯大后，其管理者便很難超越自我和約束自我，致使企業無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乃至走向死亡；其五，民營企業在原始資本積累的相當豐厚由此步入家族化的過程中，仍然實行一元化的投資結構，表現出同國有企業投資結構完全相似的特征，因此許多上了規模的民營企業，在很多方面同國營企業毫無二致，這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自身的活力，為自身的體制創新帶來巨大障礙。總之，民營企業在步入新世紀，面對嶄新的市場競爭格局，由于眾多管理者的素質尚不足以充分把握經濟全球化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深遠意義，市場的預測和運作能力低下，管理方式和經營體系仍相對落后，對大多數民營企業來說，以上各方面的消極因素及產生的后果，絕非危言聳聽，而且也絕不僅僅是制約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問題，而是事關企業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題。

在探討制約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涉及到的國家宏觀政策和民營企業內部自身缺陷兩方面的瓶頸時，有必要澄清一些關于民營企業理論的錯誤看法，其中比較流行的理論是關于民營企業的家族化理論，將民營企業的家族化看成是阻礙民營企業發展的最大桎梏之一，這種論斷完全是錯誤的。因為家族化企業和家族化管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若將二者混為一談從而對民營企業的家族化產生片面認識最終導致對其中政策法規或行政管理上的過度約束，其結果非常不利于調動民營企業發展擴張的積極性，使其健康發展。事實上，家族化企業并不等同于落后、保守，沒有發展動力，通常我們所講的家族企業的弊病應該屬于當它走向集約化后未進行專業化管理，進行管理觀念的變革，創新管理機構諸方面的因素，而當家族企業處于小規模，從事單一產品生產的時候，管理者大權在握，獨斷決策，集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于一身，是和家族的結構特點及運作方式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對家族企業在創始階段是有利的。而當家族企業規模擴張，實力壯大之后，如不摒棄家族式的管理，則其將不可置疑地走向衰亡并斷送其家族化之路。在西方發達國家及亞洲新興的工業國家和發達地區，除了韓國以外，家族企業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業形式之一，在美國，90%的企業為家族企業，全美名列500家最大企業的名單中，家族企業占有相當比重，在上市的大型企業中，更有50%屬于家族企業，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及就業人口的一半同樣是由家族企業承擔的；在英國，也有70%的企業是家族企業，而在亞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日本以及其他二戰后迅速發展起來的新興工業國家泰國、新加坡，還有臺灣、香港地區，更是主要依靠從多規模不一，經營包羅萬象的家族企業為各自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繁榮做出舉足輕重的貢獻。因此，我國在對待民營企業的家族化問題上，應該從抑制其家族化管理的角度出發予以引導支持，只要民營企業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按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理念管理企業，進行專業化管理，實施投資多元化，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同所有者分離等，這樣便能消除家族化管理的弊端，國家應該為這樣的民營家族企業提供良好的發育環境，保使其迅速成長；而民營企業在走向家族化的過程中也只有認真地走現代化企業管理和發展之路，才能保持自身的可持續性發展，這是民營企業在現代市場經濟戰場上保持不敗并只有一席之地的最高的競爭戰略。另一方面的認識誤區來自于民營企業在國家未有明確立法保障民營企業獲得融資而商業銀行對之持有謹慎態度的兩個依據：一是銀行和國企都是國家的，國企資信度高，向國企貸款風險小，二是給民企貸款的利率同國企不相上下，按風險與利潤成反比的原則，銀行得不償失，且民企資信度低，經營的不穩定性大，銀行更不能輕易向民營企業貸款，這兩個依據事實上不能全面反映市場機制下對信貸風險的正確認識。最近幾年，民營企業用30%的金融資源連續為國民經濟的增加額貢獻達到60%以上，這本身說明了民企的信貸風險并非主觀想像的那么大，民營經濟的融資風險符合市場機制下純粹的市場風險，屬于正常的信貸風險，而國企在更深層次上面臨著巨大的結構性風險，這種風險為國有制度所扭曲，并可能在國家政策的裨護下惡性膨脹，在國家想方設法搞好國企，使國企減負走出困境的過程中，不斷地采取使銀行剝削不良資產，讓國企掛帳停息，債轉股等一系列措施，便是向國企貸款可能面臨更大風險的佐證，只不過這種風險由于宏觀政策而被掩飾，這從一個反面，通過國企和民營企業的融資比例比較，看到了在資源配置上的嚴重扭曲和低效。所以說，向民營企業貸款不僅存在政策和觀念上的誤區，更是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拉動經濟增長的改革過程中必須在深層次應徹底解決的問題之一。

三、民營企業面臨的發展機遇

民營企業伴隨著二十年來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進程，為國家推進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實施，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民經濟的持續向前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也使自己的實力不斷壯大，已有若干先知先覺的大型民營企業從他人或自身發展成功或失敗的教訓中不斷地進行反思，探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把握生存和發展的真諦，至少他們已深刻體會到缺乏科學的規劃和論證，忽略自身的體制創新，以家族化管理代替科學管理，是經不起市場的滌蕩的，最終要被時代所淘汰的。因此，這些民營企業的代表完全能夠，也應該抓住在跨入新世紀時由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給他們的發展創造的千載難逢的機遇。首先，我國為搞好國有經濟采取撟ゴ蠓判�的政策，將大量不景氣，沒有規模效益的上小型國企推向了市場去尋找最佳的資源配置，而我國的城鄉居民存款和現金已達7萬億元，再加上數目龐大的民間游資，將此二者聯系起來無疑為民營企業實現規模擴張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間。如果以公共投資基金，包括產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證券投資基金的形式組建資本市場或建立相應的信貸機構向民企融資傾斜，使民營企業有充裕的資金向大量的中小型國企進行輸血，此舉不僅實現了國家救活中小型國企的目標，使其閑置的資源重新得以發揮作用，而且通過多元化的投資使得國企、民企同時進行現代化企業機制改造的洗禮，尤其使民營企業借此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這無論對于國家的經濟發展，還是使民營企業在新的市場機制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具有非凡的意義，完全是雙贏的結果。民營企業在確定競爭戰略時，也只有將眼光放在這種高度上，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步伐加速，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已是指日可待的事，這對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一是通過我國與國際市場進行大范圍的接軌，將使得我國的市場準入政策幾乎完全放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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