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市舶貿易朝貢貿易公行貿易(綜合我國古代的對外交往，談談我國古代對外交往有何特點)

領土上聚居，而當時明朝當權者通過開放濠鏡澳可以用合法（抽稅）或非法（受賄）的手段得到經濟上的好處，那么，可以設想，夷商從島上“搭蓬棲息”到入澳門“筑室居住”，并非是件難事。筆者認為，在海外貿易的稅收已成為地方政府官員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夷舶無需“舟觸風濤”的借口，只要舍得花錢，并服從抽分，那么，要求進入澳門“互市”，是不會遭到拒絕的。

關于葡人居澳的另一說法，是“混入說”，見《明史·佛郎機傳》：“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于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于上官，移之濠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眾。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為所據。”（注：轉引自《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關于《明史·佛郎機傳》這一段記載，按戴裔煊先生考證，出自《天啟實錄》編者的按語。戴氏在《關于葡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一文中指出，《天啟實錄》的按語本身是有種種錯誤的，明代廣東市舶提舉司并沒有移于電白，在當時，廣東封建統治的上層人物都一致反對的情況下，準許佛郎機僑寓濠鏡，是不能令人置信的事情，至于納賄而請于上官的“黃慶”，極可能是萬歷五年（1577年）以后移鎮澳門的王綽。由此，戴氏斷定：“認為葡萄牙殖民者從嘉靖十四年開始混入澳門，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不足為據。”（注：見戴裔煊《關于葡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載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頁。）

戴氏關于葡人入據澳門年代問題的考證，總體上無疑是成立的，但認定葡人不可能從嘉靖十四年開始混入澳門，則未能完全令人折服。誠如戴氏所言，葡人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即1553年至1557年間開始盤踞澳門，這是從中外史料中可以印證的，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海盜何亞八被擒獲以前，葡人已經混入澳門，這又是無可懷疑的事實。那么，葡人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混入澳門的呢？戴文除了否定嘉靖十四年外，沒有給予正面解答。筆者認為，如果斷定葡人在澳門用磚瓦木石建筑固定的永久性房屋，始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那么，在此之前，應當有相當一段搭茅暫住的時期，并且在搭茅暫住之前，還經歷了“附諸番舶雜至為交易”的階段。這么一個過程，在經濟發展緩慢的封建社會，恐怕不是三年五載能完成的。澳門向來是我國對東南亞各國番舶貿易的港口之一，在葡萄牙殖民者到來之前，早已有爪哇、浡泥、暹羅、真臘、三佛齊等國的商人來做買賣。嘉靖八年，林富請開海禁，諸蕃復通市，佛郎機已經牢固地占據了滿剌加，并且有正德末年入駐屯門的經驗，不可能不試圖“附諸番舶”，或假冒別國混入濠鏡，而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難做到的。《天啟實錄》和《明史·佛郎機傳》的記載確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如果沒有其他確鑿證據，似乎還不能排除葡人在嘉靖八年以后不久便開始混入濠鏡澳的可能。

另外，與其他關于葡人入居澳門的說法相比，《明史》用“混入”兩字描述佛郎機進入濠鏡澳的方式，顯然更準確，更符合歷史實際。林富曾提出：“於洋澳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面，遞年令海道副使及備倭部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舶之來，出于《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密伺得真，許其照舊駐扎。其《祖訓》、《會典》之所不載者，如佛郎機，即驅逐出境。”這種區別對待的政策固然不錯，但在實施上卻是困難的。因為要有效地做到這一點，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能準確區分佛郎機與其他番商，二是有足夠的海上兵力。如果這兩個條件，尤其是第二個條件，不能得到滿足，驅逐佛郎機便只能是一句空話。而當時的情況是，明朝當權者既昧于外情，又無堅固的海防。在開國之初，明朝尚有一定實力在沿海島嶼設置水寨，踞險伺敵。但是到了明末，“水寨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移置海岸”，“巡舟戰艦，朽蠹而弗修，弓械于櫓，缺敗而亡用”。翻開《明實錄》，隨處可見海防廢弛的記載。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設想能夠御敵于國門之外。特別是愈來愈嚴重的海患，對明朝當權者更是造成威脅。嘉靖三十一年，海道副使丁湛將朱紈招來的捕盜船只遣散，雇募漁船以資哨守，“以致群盜鼓行而入，攻毀縣治，若蹈無人境耳。”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勾集各梟倭大舉入寇，連艦百余艘，蔽海而致”，“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在廣東方面，則有海盜何亞八、鄭宗興之輩，糾合番賊，劫掠沿海鄉村。同年六月，全國各地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從山東、山西到湖廣、浙江，“所在兇歉，或經歲恒暘，赤地千里，或大水騰溢，畎圳成川；或草根木皮，掘剝無余，或子女充飧”。隨之而來的是“盜賊公行，道路梗塞”，“倭夷狂噬，井邑丘墟，饑饉師旅，交興沓至”。（注：參閱鄭梁生編校《明代倭寇史料》，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在社會大動亂的情況下，葡萄牙殖民者乘虛而入，可以說是易如反掌，毫不費力的事情。拒佛郎機于境外，明朝當權者非不想為也，實不能為也。

再者，葡萄牙的殖民擴張，一方面憑借巨舶大炮，另一方面打著“求市”旗號。掌管海外諸蕃朝貢市易的市舶提舉司，關心的是“征私貨，平交易”，所謂“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余蕃商私赍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于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在“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的大氣候下，夷商接踵而至，而內地商人（其中不乏走私奸商、官家權貴）又“趨之若鶩”，佛郎機何愁不能混入并竊據澳門？

葡人入住澳門的第三種說法是“占領說”，出自18世紀葡萄牙殖民大臣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lo e Castro）的一份備忘錄。根據殖民主義者的邏輯，“主權乃是以征服的權利為基礎的”，誰以武力征服了一個地方，誰就擁有這個地方的主權。為了證明葡萄牙對澳門擁有主權，卡斯特羅說，葡萄牙人肅清了在中國海騷擾的海盜和亂賊，進而襲擊并征服了控制香山的酋領，占領了島嶼。這種征服，是用葡萄牙軍隊并以葡萄牙人的鮮血為代價的。為了貿易的目的，葡萄牙人對澳門進行了最好的改造，建造了城市。這位殖民大臣的論調，并無任何歷史文獻的證實，實際上是“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論的翻版，但卻被蒙塔爾托·德·熱蘇斯（Montalto de Jesus ）引用進其著作《歷史上的澳門》中，并得以謬種流傳。這種說法，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國學者以及所有尊重歷史的外國學者的駁斥。（注：參閱戴裔煊《關于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載《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3期。 又見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

葡人居澳的第四種說法是“酬勞說”。所謂“酬勞”，是指葡萄牙人趕走盜賊，明朝當權者表示酬謝，給予澳門居住。這種說法，最初見于西方來華傳教士的著作。1641年，葡籍耶穌會士魯德昭（Alevares de Semedo ）在其著作《中國及其鄰近地方傳教志》中稱：澳門地小多石，易于防守，當時有許多盜賊盤踞其間，劫掠附近地區。中國官吏想除害，知葡人強悍善戰，請其代為驅逐，并答應事成之后將澳門給葡人居住。葡人接受條件，殲滅海盜，于是在澳門筑室而居。另一耶穌會士利類思（ Louis Buglio）在 1665年刊行的《不得已辯》中也提到：“然西客居澳，又原有由焉。明季弘治年間，西客游廣東廣州、浙江寧波，往來交易。至嘉靖年間，廣東海盜張西老攘澳門至圍困廣州，守臣召西客協援解圍，趕賊至澳殲之。是時督臣疏聞，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門。”（注：轉引自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見戴裔煊《關于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

對于這種說法，學術界有不同意見。 有完全認同的， 如張天澤在1934年發表的《中葡早期通商史》中指出：“塞梅多（即魯德昭——筆者按）關于澳門居留地的起源是最可信的：即為了酬謝葡萄牙人的效勞而給予他們在澳門居住的權利。”《中葡早期通商史》是一部有學術價值的著作，遺憾的是，在這個問題上作者并沒有提出確鑿的歷史文獻作為證據。張氏在闡述澳門的興起時，先是引用莫里森（J.R.Morrison）在《中國商業指南》中的兩處提法：“據說，葡萄牙走私販子曾于1542年‘占據’過這個島（指：浪白澳）。”“此外，據說在1554年時，貿易已集中在這個島嶼上；至1560年，已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居住在那里。”然后進行推測：“如果這是真的話，那么在1554年時由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澳門必已被放棄而由浪白溶取代。”至于這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未加說明。在進一步論證自己觀點時，作者又一次大膽推測：“1554年，市舶司自澳門遷至浪白溶的這一迄今尚未得到解釋的遷移，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海盜威脅而困擾日增所致。不過澳門放棄之后，海盜一定曾把它用作劫掠的巢穴，直到他們被驅除為止。”查閱中國史料，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朝政府并無因海盜而放棄澳門一事，相反，《明實錄》倒是有如下記載：“七月己亥朔，庚子，廣東番賊糾倭寇千余剽掠海上，官軍擊敗之，擒賊首方四溪等，余黨遁去。”另外，針對海盜的活動情況，可以找到添設和變動備倭把總等職官的記錄，而無市舶司因此遷移的報導。說市舶司于1554年自澳門遷至浪白溶，并認定澳門被海盜用作劫掠的巢穴，實屬臆斷，不足為信。

對“酬勞說”持否定意見者，如戴裔煊，他在《關于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一文中，通過考證中外史料，令人信服地指出，魯德昭的著作是1638年寫成的，距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建屋居住的時間已經81年，所謂葡萄牙人趕走海盜得以居住澳門，是缺乏根據的。歷史上曾有過葡人協助平定枯林叛兵的事情，但那是在1564年發生的，把這作為1557年葡人占據澳門的理由，是完全無稽的。

關于葡人居澳與剿滅海盜問題，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中也作了闡述。周氏針對綏麻陀（即魯德昭——筆者按）的“酬勞說”，指出：“葡人之居住澳門，早在助中國剿滅海賊之先，不得謂始于剿滅海賊時也。大概葡人之居住澳門，得廣東官憲之承認，則開端于剿滅海賊時。綏麻陀將廣東官憲承認葡人居住澳門之事實，與葡人占據澳門之由來，并為一談，似未免因果倒置矣。”周景濂進一步考證海道副使汪柏為什么會允許葡人違禁潛居澳門。他引用明代郭棐《廣東通志》記載的史料：嘉靖三十三年，海賊何亞八、鄭宗興等糾合番舶，在廣東沿海剽掠，汪柏等受命往捕海寇，抓獲亞八等寇首，俘斬146人， 溺水燒死甚眾，余黨散走。由此，周景濂推測，汪柏毅然不顧當時廣東按察使丁以忠反對，許可葡人居澳，“殆有感于海賊之討伐，有借助于葡人之必要歟？果爾，則葡人之得居澳門，與上所述之海賊助剿說，仍不無關系也。”他還援引《明史·佛郎機傳》，其中提及佛郎機在澳門筑室建城，雄據海畔，有所謂“將吏不肖者反視為外府矣”一句，由此“可知廣東地方長官為防制海賊計，寧歡迎佛郎機之筑室建城，得有所保障之意。”周景濂的推測是符合情理的。人們可從林希元的《與翁見愚別駕書》以及曾經參與平定柘林叛兵的俞大猷的《正氣堂集》中找到旁證。前者稱“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御盜”，后者言“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將之巧，能使之耳。商夷用強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在當時的一些當權者眼中，最大的禍害莫過于海賊倭寇，至于夷商，涉及的“罪行”只是販賣人口、私賣番貨、蓄養倭奴等。對于明朝當權者來說，既然無法用武力驅逐葡人，也就只好“以美言獎誘之，使不為異”，或“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向慕中國之心”。由于封建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中華民族為此不得不付出了沉重代價。

綜合上面對“四說”的討論，筆者認為：“占領說”出自殖民主義者的強盜邏輯，大錯特錯；“酬勞說”源于耶穌會士的報導，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借地說”旨在說明澳門成為夷商聚居地的由來，有可信之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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