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廣州熹若秀貿易有限公司產品(中國瓷器的發展歷史。)

器生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明朝建立以后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對工商業采取了降低商業稅率等政策。改變了元代對手工業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時規定“凡工匠二等：曰‘輪班’，三歲一役，役不過三月，皆復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鴻緒《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輸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輸班”（《明史》第七十八卷）。這種“輪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經濟的剝削制度，對于明朝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則輪班匠三四年中除了為官工業服役三個月外，可自由經營手工業，而住坐匠戶若能每月交納六錢罰班銀后，也能從事自己的業務，這對于當時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無疑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明朝初年，社會相對安定，洪武、永樂年間，除了原有的城市繼續有所發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現了一批新的商業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以后，疏浚會通河，修整自濟寧至臨清的一段運河，暢通潛運，使運河沿線的一些城市也繁榮起來。城市的繁榮，增加了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

到16世紀，明代的社會經濟中資本主義因素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重要手工業，如紡織、冶鐵、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業，都有一部分進入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時期。明代的瓷器生產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時期的大窯場如磁州、龍泉等地仍有燒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細陶瓷器生產遍及山西、河南、甘肅、江西、浙江、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華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蘇宜興的紫砂器更是這一時期的特殊成就。

法華又稱琺華，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晉南一帶盛行的具有特殊裝飾效果與獨特民族風格的日用器皿。法華器的胎與琉璃器完全一樣，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體相同，只是助熔劑有差異：硫璃以鉛作助熔劑，而法華所用的助熔劑是牙硝。《南窯筆記》說：“法藍、法翠……本朝有陶司馬駐昌南，傳此二色，云出自山東琉璃窯也。其制用澀胎上色，復入窯燒成者。用石末、銅花、牙硝為法翠，加入青料為法藍。”這里的法藍、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華的藍色和孔雀綠色。在古代華和花是一個字。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個法字，它的最早記載見于何時，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法華的裝飾方法，是“采用彩繪中的立粉技術，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別帶管的泥漿袋，勾勒成凸線的紋飾輪廓，然后分別以黃、綠、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紋色彩，入窯燒成”（高壽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華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爐、動物之類。景德鎮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華器，但它和山西法華不同。首先是景德鎮用瓷胎而山西法華用陶胎，因而燒成的溫度就不一樣。景德鎮的器物有飾以花鳥、人物的瓶、罐、缽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黃、綠二色，但法華則以紫或孔雀綠為主，綴以黃、白、孔雀藍的花紋，就更能突出藝術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從整個社會來說，是處于封建制度沒落和資本主義因素發展時期，清初，由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沖擊，土地實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為了有利于它的長期統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諸如興修水利、臨時性地蠲免一些賦稅和對于部分手工業工人廢除“匠籍”的束縛等等。在廣大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艱辛勞動下，清代前期的瓷業生產在明代的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皇帝。他從小就努力學習漢文化，而且對西洋的科學、技術、醫學和藝術都有愛好。當時用西洋進口的琺瑯彩料繪制的瓷胎畫琺瑯器，對粉彩瓷器的創造有直接影響。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愛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預瓷器的生產，決定瓷器的造型和裝飾。乾隆對各類藝術的愛好，達到了狂熱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獨占全國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們所制造的藝術珍品。這些因素對于瓷器生產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國瓷器的外銷，主要是通過正常的民間貿易來進行。清代前期，我國瓷器的外銷，主要是通過正常的民間貿易來進行。清朝歷代帝王雖然還對各國入覲的使節饋贈瓷器，但數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開放之后，便允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一帶沿海地區，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貿易；隨之而來的，便是瓷器的大規模外銷。當時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國都通過各種渠道購買中國瓷器；而東南亞、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以及馬來亞等地，更是中國瓷器的外銷重要市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瓷器在歐洲市場的暢銷。

由于歐洲對中國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長，經過清廷的允許，18世紀初葉，英國、法國、荷蘭、丹麥和瑞典都先后于廣州設立了貿易機構。有些國家的船舶獲得了直接到廣州的通航許可，將中國瓷器直接運輸到歐洲。有的還與清廷官商簽訂瓷器貿易協定。所有這些，都大大促進了中國瓷器的外銷。與此同時，在歐洲一些城市出現了經銷中國瓷器的專門商號，僅在倫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會經濟的一個繁榮時期。中國瓷器的生產，也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高峰，進入了制瓷業的黃金時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藝和品種，這時大多有所提高或創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鮮艷純凈，別具風格；康熙五彩因發明釉上藍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豐富，而且由于燒成溫度較高，比明代更透徹明亮；斗彩的品種增多；單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燒制達到了歷史上最成熟階段；黃、藍、綠、礬紅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銅紅釉和釉里紅，在康熙和雍正時期都已恢復并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還創制了許多新的彩釉和品種，例如粉彩、琺瑯彩、釉下三彩、墨彩、烏金釉、天藍釉、珊瑚紅、松綠釉以及采用黃金為著色劑的胭脂紅等。乾隆時期發展了很多特種制瓷工藝，當時仿古、仿其它工藝和仿外國瓷的制品都極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琺瑯彩的突出成就，是和當時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細分不開的。當時白瓷胎中的高嶺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則進一步降低，原料的選擇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講究，燒成溫度已達到現代硬質瓷的要求。此外在窯具和窯爐的改革、燒成和氣氛的控制技術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礎上益加精進。從技術角度看來，我國傳統的制瓷工藝在清代達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級白瓷的質量，無論在外觀上或是在物理——機械性能方面都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隨著歐洲瓷器的發展和日本瓷器的競爭，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我國國內制瓷業漸趨衰落。20世紀上半葉，制瓷業更加衰敗。進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鎮才開始蘇醒，一些名窯中斷了一段時期后，也獲得了新生。中國的瓷業又開始再度出現了百花爭艷的局面。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將超越康、雍、乾的黃金時代，而煥發古老瓷國的青春。

中國瓷器的發展歷史。

經陶瓷工作者的認真研究和對出土實物進行的科學測定證明，在我國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末期，我們的祖先就用瓷土為原料，燒制出胎質灰白、器表無釉、火候較低的器皿，即所謂的灰陶。約在奴隸社會初期的夏代，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工藝水平的提高，人們又在瓷土中摻入一定數量的長石、石英石等成份，燒制出了一種胎質呈白色、質地比較堅硬的器皿，就其燒結性能和堅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無釉，所以稱之為“原始素燒瓷”。

在商周時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種青釉器物。這種青釉器，胎色灰白，結構堅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來能發出鏗鏘的金屬聲；特別是器表施有一層青色或黃綠色的玻璃質高溫釉，看起來它與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與瓷器頗多一致處。經化學分析，其胎質、釉料、燒成溫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項數據都說明它已具備瓷器的標準條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這種青釉器就是我國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當時的工藝技術水平較低，原料的處理和坯泥的練制比較粗糙，沒有經過精細的過濾、淘洗、捏練、陳腐等工藝過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較小，造型比較單調；同時胞料中的雜質尚多，胎體頗多裂紋，釉色也不穩定等等，與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較，便帶有明顯的原始性，所以稱之為原始青瓷。

從戰國到西漢，是從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青瓷，在燒結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個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較大的進展，但與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別。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江南瓷業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東起東南沿海的江、浙、閩、贛，西達長江中上游的兩湖、四川都相繼設立瓷窯，分別燒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窯發展最快，窯場分布最廣，瓷器質量最高。

從西晉八王之亂到十六國混戰的一百多年間，北方一帶兵連禍結，經濟凋敝，手工業極端衰落。因此，這一段時間，制瓷工藝一直獨讓南方專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統一了中國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敗，從此確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實行均田制，扶助依附農民立戶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隸，使得農業得以恢復發展，從而也使手工業的復興有了可能。

從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來看，河北、河南一帶，很有可能成為北朝青瓷的中心產區。白瓷最早出現于北朝的北齊。早期的白瓷，胎料細白，顯然經過淘練，但未上護胎釉；釉色乳白，釉層薄而滋潤；釉厚處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現，為制瓷業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紅，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瑯滿目、色彩繽紛的彩瓷。所以白瓷的發明，是我國陶瓷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產地源于南方，東晉之后，北方開始了黑瓷的燒造。河北平山縣北齊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標志著北齊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贊皇縣東魏李希宗墓里，曾發現了一塊黑釉瓷片，器型雖無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堅硬細薄，制作也規整。這塊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東魏時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現，標志著北方制瓷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從而為唐宋北方名窯的普遍出現，奠定了基礎。

隋以北朝為基礎統一全國，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帶有較濃重的北朝色彩。隨著南北的政治統一，也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合流和交融，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

唐代燒造的白瓷，胎釉白凈，如銀似雪，標志著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發現的有河北臨城邢窯、曲陽窯，河南鞏縣窯、鶴壁窯、登封窯、郟縣窯、滎陽窯、安陽窯，山西渾源窯、平定窯，陜西耀州窯，安徽蕭窯等都燒白瓷。其中邢窯白瓷成為風靡一時、“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們通常用“南青北白”來概括唐代瓷業的特點。邢窯白瓷與越窯青瓷分別代表了北方瓷業與南方瓷業的最高成就雖是事實。但實際上，北方諸窯也兼燒青瓷、黃瓷、黑瓷、花瓷，也有專燒黑瓷與花瓷的瓷窯。北方諸窯中，很多瓷窯燒瓷的歷史較短，沒有陳規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種嘗試和探索。釉色不厭棄青、白、黃、黑、綠、花，制胎可以兩色重疊拉坯，形成紋理，不薄雅素，更喜富麗。這代表了一種新的自信和進取的時代風格。在南方的唐墓也發現了相當數量的白瓷，只是沒有發現白瓷窯址，但這是一個白瓷向傾向于保守的青瓷進行沖擊的跡象。

五代時期，白瓷的生產仍以北方地區為主。唐代的窯址，大多仍在繼續燒造，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曲陽窯、鶴壁窯、耀州窯系的黃堡鎮窯和玉華宮窯等。曲陽澗磁村窯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盤、燈、碟、盒、罐、瓶、枕各種用具。每一器類的式樣繁多，如碗的式樣竟達八種，可見當時生產的發達。但也正因為在全國分裂、割據的形勢下，各地瓷窯之間借鑒、仿制以至市場競爭不太可能，這種進步與發展又是有限度的，瓷業的新發展與繁榮還有待于北宋統一全國。

宋代是我國瓷業發展史上的一個繁榮時期。瓷系與窯系的形成，是我國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學習，不斷創新的結果；也是制瓷工藝在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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