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建立海外帝國的必要條件(國家獨立是大國崛起的條件的論據 求解答，謝謝)

基分析帝國主義時，他就已經指出，國家對外擴張雖然必須以經濟條件為依據，但并不是每次擴張都出于直接的經濟要求。概括地說，國家擴張背后有兩種動機：一種是工業資本主義兼并農業區的經濟動機 （他稱之為“帝國主義的動機”），它只是19世紀末新出現的擴張傾向；另一種則是迄今為止一直存在的、更為原始的動機，即單純依靠暴力來占有領土和勒索貢品，實施直接政治統治，它仍然構成19世紀末以來的殖民主義的重要內容。考茨基的這一論述通常是為人們所忽略的。也正基于此，他才認為帝國主義只是可采取的其中一種政策，因而，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也只是一種可能性，這一觀點遭到了列寧的猛烈抨擊。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同樣區分了帝國主義中所包含的 “權力積累”和 “資本積累”的不同方式。大衛·哈維 （DavidHarvey）對新帝國主義的闡釋則深受阿倫特和阿銳基的啟發，他也提出 “權力的領土邏輯”和 “權力的資本邏輯”的概念，認為前者代表國家戰略對領土 （空間）控制的要求，其手段是超經濟的強制，后者則是資本積累的要求，其手段是經濟強制，帝國主義正是反映了同一積累過程中這二者間的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

不得不說，阿銳基等人在方法論上的創新拓寬和提升了我們把握帝國主義的視角，也深化了我們對帝國主義本質的理解。總結起來就是，他們都區分出了私有制社會中兩種不同的、并列的財富積累方式——超經濟強制 （與哈維的術語“剝奪性積累”類似，但又不完全一致）與經濟強制 （“強制”在阿銳基那里，又必須同時帶有“認同”的意味）。超經濟強制的主要實施主體是國家，它表現為通過戰爭等暴力征服手段來獲取國家政治霸權，是前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而經濟強制反映的是資本的權力，它表現為單純的經濟上的剝削關系，又可稱為資本積累的邏輯。這兩種積累邏輯雖然具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獨立性，因而，兩種可能的積累要求的差異及其辯證關系是構成霸權擴張、帝國主義行為的動力和基礎。從這種理論視角來看，古典帝國主義中所包含的領土兼并式的積累具有其內在相對獨立的邏輯，并不必然和完全被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一戰前的帝國主義行為中，殖民征服與資本剝削的對象并非總是一致，且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方式存在差異。

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帕尼奇和金丁把 “帝國主義”僅僅劃入政治的范疇是片面的，這一判斷也與后面他們的理論展開邏輯相矛盾。當帕尼奇和金丁批判新帝國主義時，他們同樣不得不借助大量的經濟分析，通過資本積累的演變方式來論證新帝國主義的權力，并用 “美帝國”這個綜合性概念來作為新帝國主義的現實范本。（包括 “新帝國主義”在內的） “帝國主義” （正如阿銳基的 “霸權”一樣）本身就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它同時包含了壓迫性的軍事暴力征服和資本積累霸權這兩個方面，表現為霸權力量的政治統治權力和經濟統治權力。關于這一點，哈維也明確表示，在對帝國主義做具體分析時，應避免落入單純的經濟或政治模式。無獨有偶，亞歷克斯·卡里尼科斯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資本間的經濟競爭與國家間的地緣政治競爭” 兩種形式的交叉和融合，構成了 “資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核心問題就是探討這兩種形式的關系。

三、兩種積累邏輯關系的演變與帝國主義的本質

但是，即便指明了作為帝國主義所依據的理論基礎的兩種積累邏輯，對于另一同樣重要的問題——兩種積累邏輯之間關系的運動發展軌跡和方向，阿銳基和哈維等人卻還沒有足夠清楚地加以闡釋，而這恰恰是闡明從古典帝國主義到新帝國主義發展根源的關鍵所在。盡管阿銳基指出，每一次世界體系積累周期更替 （同時也是霸權的更替）的動因在于，新的霸權的積累體系具有優于前一輪的霸權積累體系的特點，但是我們從中并不十分確切地了解，為何在英國霸權身上，“領主階級的權力邏輯”體現較強，而到美國霸權，“領主階級的權力邏輯”體現較弱，且 “資本的權力邏輯”成為其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的積累邏輯？哈維的新帝國主義論則從一開始就設定國家權力及其積累邏輯處于資本積累邏輯的從屬地位，也沒有涉及二者關系的演變過程。另一方面，哈維并沒有明確區分所謂的領土 （空間）控制與領土的直接控制，在他看來， “權力的領土邏輯”是一直存在于新帝國主義中的。相反，從埃倫·伍德 （AllenWood）具有強烈歷史感的著作 《資本的帝國》那里，我們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從古代的帝國模式到當代的美帝國主義，經濟強制是如何逐漸取代超經濟強制成為帝國可靠的統治工具的。伍德首先區分了前資本主義的帝國與資本的帝國 （這種區分在阿銳基的霸權周期論中并不明顯）。她指出，古羅馬帝國、西班牙帝國作為以掠奪領土、聚斂資源為目標的 “領土的帝國”，中華帝國作為壓制大地主階級、依靠龐大的官僚體制的中央集權帝國，阿拉伯穆斯林帝國、威尼斯帝國、荷蘭共和國作為致力于奪取國際貿易控制權的 “商業帝國”，無論它們的形式有多么不同，都是通過直接的暴力脅迫占有財富，實行超經濟統治。前資本主義帝國的經濟基礎是小生產者的貢賦制，因而生產者、剝削者不存在市場依賴現象，軍事、政治強制與經濟強制來自同一根源。到了16世紀的英國，由于領主們采用競爭性的土地租賃制度，經濟法則開始成為剝削的手段，標志著一種新型的、由資本邏輯驅動的帝國主義形式的出現。但大英帝國的對外擴張仍然通過暴力實施領土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可以看作是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模式共同發展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超經濟強制向經濟法則過渡的時期。只有到了二戰后，才最終確立了資本的帝國，即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某種意義上，沃勒斯坦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也可以看作是做了類似的闡釋。他揭示，古代帝國體系與現代世界經濟體系 （即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兩種具有不同的剩余攫取方式的世界體系。帝國體系建立于以暴力脅迫來占有剩余的政治集權化基礎之上，世界經濟體系則通過生產機制、世界市場來獲取剩余。現代世界體系的形成，實際上是帝國體系隨著前資本主義制度的瓦解，被世界經濟體系所代替。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政治力量不再作為中央經濟的體現，它被用來保證資本的壟斷權利。

結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嘗試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得出幾點關于帝國主義 （以及新帝國主義）的結論：

1．帝國主義作為霸權國家經濟統治權力與政治統治權力的結合點，其本質涉及兩種權力（作為兩種積累邏輯的外在表現）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內在關系變化。

2．兩種權力關系的發展變化又是以社會的一定經濟關系，及其階級關系的變化為基礎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以暴力強制和脅迫維持的小生產者的貢賦制，國家的暴力統治與經濟剝削都來自于同一根源，即來自于專制君主（或封建領主）。對人口和領土的占有就成為統治階級財富積累的主要方式，即便商業和對外貿易也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專制權力的對外擴張就表現為領土兼并和對人身的直接控制等超經濟強制的財富掠奪，也即暴力征服，正如阿瑞吉所說的，它體現了 “領主階級的積累邏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產生和發展，經濟從政治力量中逐漸獨立出來，政治統治權力和經濟統治權力的直接來源也分開了。政治統治權力來源于國家及其統治者，而經濟統治權力來源于生產和交換中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系。資本追求抽象的價值增殖，它通過對經濟過程的控制（例如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分工專業化、促進流通）就能實現這一點。因而，資本主義越發達，控制人身和吞并領土就越不必要，相應地，前資本主義的專制權力的積累邏輯和積累方式就越遭到削弱。

3．古典帝國主義混雜著兩種積累邏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古典帝國主義時期，帝國主義的擴張實際上有兩種方式，既存在領土兼并和維持殖民地封建剝削制度的超經濟強制，又存在資本輸出和不平等貿易等的經濟強制，并且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對這兩種積累方式的采用有所側重。正如我們已經了解的，英國帝國主義是兩種方式并存，它在殖民地非洲和印度主要采用超經濟強制，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自治領地則采用經濟強制。這是因為當時在英國國內，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雖然已經基本占主導，但在上層統治結構中，專制權力還未完全被消除；而在外部，其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并未建立，從而經濟剝削的資本積累邏輯對其無法起有效作用，所以，英國對外擴張帶有較強的前資本主義的專制權力積累邏輯色彩。葡萄牙、意大利、德國以及俄羅斯同樣是老牌的殖民帝國，但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當時還未占主導，政治統治制度帶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因而對外主要采取的是領土擴張的超經濟強制方式。由于美國沒有經過封建主義，且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國內完全處于主導地位，所以對外雖然也有搶占菲律賓等少數殖民地的超經濟強制的一面，但主要還是通過自由主義式的經濟剝削來實現資本的積累。

盡管資本積累與專制權力的積累存在一定的內在沖突——資本積累本質上趨向于自由流動、同一，而專制權力的積累趨向于分隔和割據，但在當時的現實積累過程中，資本與專制權力卻相互結合起來，并彼此利用：在首先分割式的占領中，資本借助著專制權力的暴力機器來為它的市場開辟道路，從而不斷擴大積累領域；另一方面，資本又為專制權力鞏固對內統治和對外擴張提供有力的物質工具。但是，既然專制權力的暴力征服 （超經濟強制）還作為一種獨立的積累方式存在，既然資本積累還不得不與專制權力的積累相結合，也就證明：在那一歷史時期，世界資本主義還未達到它的高度發展。相反，這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時期——只有英美等少數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已取得統治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還在爭取統治權，而在廣大的外圍地區，前資本主義制度或逐漸處于瓦解中或穩固未動。阿倫特恰如其分地指出，19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興起， “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權的第一個階段，而非資本主義的最終階段”。二戰后才進入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這一時期，由于美國無論在全球經濟秩序還是軍事實力方面都居于主導地位，并且是戰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首要維護者，因而，美國霸權通常被看作是新帝國主義的典型 （但不應是唯一的）范本，或某種程度上的同義語。正是在該歷史階段，兩種積累邏輯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的權力 （經濟強制）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世界擴張主導的積累邏輯，暴力征服則隨著專制權力在其內部的消亡，不再作為一種獨立的積累方式，而是退到了單純的上層建筑領域，超經濟強制也就不再表現為一種積累邏輯了，這也是為什么二戰后的當代帝國主義并不以對領土的兼并和人身的直接統治為目標。在此意義上，暴力的實施者——國家變成了 “完全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國家權力的發揮，包括國家戰略的確立、軍事力量的運用，盡管也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但從根本上來說，最終是為資本積累服務，服從于國家資本積累的內在要求的。另一方面，在資本權力的邏輯主導下，資本的積累仍然離不開包括軍事征服在內的超經濟強制，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需要在內部和外部都形成有利于資本積累的階級關系，這就要求在國家和國際層面都提供軍事和政治力量保障：在國內，國家必須強行剝奪勞動者的生產資料，并鎮壓威脅到資本積累秩序的階級反抗；在國際，大國必須對落后國家實行地緣政治的控制，并對競爭者建立一種軍事威懾力，以開辟和維護大國資本的海外利益。這樣，超經濟強制就與經濟強制一起，共同構成了二戰后霸權國家的資本主義實現全球統治的兩種并列手段，經濟強制是其中的主要手段，超經濟強制是輔助手段，因此后者的運用并不總是頻繁和直接的。冷戰結束后，美國霸權的擴張尤為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

經濟強制與超經濟強制的關系、戰爭等軍事暴力行為在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地位和性質的改變，正是體現新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所在。也正是在資本邏輯主導的意義上，與徹底批判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觀點不同，筆者認為，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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