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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必須馬上帶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敵人。由此可見，烽燧制度的實施，意味著早在周時就已出現了龐大而又完善的軍事信息聯系網絡。我國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過發掘獲得了漢代木簡三萬余枚，并發掘了烽燧遺址，對我們了解漢代烽燧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據木簡可知兩漢時代，從河西四郡（今甘肅省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一直到鹽澤都有烽燧設置，而且規模很大，管理極嚴，號稱“烽燧萬里相望”，據說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舉放烽火，晝夜不同，白天放煙，夜晚舉火。此外，還采用各種不同的暗號表示進犯敵人的多少，敵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兩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記載了當時朝廷制定的臨敵報警和舉放烽火的條例，即“聯防公約”。該條文規定了在匈奴侵擾的不同部位、人數、時間、意圖、變動以及天氣異常等情況下，各塞舉放烽火的類別、數量、傳遞方法以及發生失誤如何糾正等細則，就連燧長有病請假都要經上級批準。這種信息傳遞方法，對防守邊疆、抵御敵人曾起過一定的作用。

烽火傳遞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將衛青和霍去病率領幾十萬大軍分路出擊，以舉放烽火作為進軍的信號，僅僅一天的時間，這一信號就從河西傳到幾千里外的遼東。由于烽燧報警的迅速及時，直到明、清時代仍然沿用不衰。山東省的煙臺市就是因為明朝在那里設置狼煙臺，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傳遞軍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達深刻復雜的軍事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軍事的需要，依靠畜力傳遞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漸占據了支配地位，形成了傳遞官府文書的更為嚴密的驛傳制度和烽燧報警配合使用。

西周時期，為了適應周王同諸侯之間聯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設一個驛站，備良馬周車，專門負責傳遞官府文書，接待來往官吏和運送貨物等。孔子曾說：“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意思是說，他所提倡的道德學說，比郵驛傳送命令傳播得更快。可見當時的郵驛通信不僅已相當完備，而且速度也已相當快了。

秦漢時期，形成了一整套驛傳制度。特別是漢代，將所傳遞文書分出等級，不同等級的文書要由專人、專馬按規定次序、時間傳遞。收發這些文書都要登記，注明時間，以明責任。

隋唐時期，驛傳事業得到空前發展。唐代的官郵交通線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境地區，大致30里設一驛站。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1639個驛站，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共二萬多人，其中驛兵一萬七千人。郵驛分為陸驛、水驛、水路兼并三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

唐代對郵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陸驛快馬一天走6驛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馳500里；步行人員日行50里；逆水行船時，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順水時一律規定100到150里。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詩中寫到“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幕及隴山頭”。在這里他把驛騎比做流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當時唐玄宗正在華清宮，兩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內唐玄宗就知道了這一消息，傳遞速度達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見，唐朝郵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將所有的公文和書信的機構總稱為“遞”，并出現了“急遞鋪”。急遞的驛騎馬領上系有銅鈴，在道上奔馳時，白天鳴鈴，夜間舉火，撞死人不負責。鋪鋪換馬，數鋪換人，風雨無阻，晝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將領岳飛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強迫召回臨安，這類金牌就是急遞鋪傳遞的金字牌，含有十萬火急之意。

驛站是官府的通信組織，只許傳遞官府文書。除宋朝準許高官顯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準附寄私人信件，私人書信只能托人捎帶。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處秦代墓室中發掘出兩件木牘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驚”聯名寫給一個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驚”寫給“中”的，這是我國現知最早的家書實物。據估計這兩封信是由同在軍中服役期滿后返鄉的同鄉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難，由此可見。

到了明朝，才出現了專為民間傳遞信件的通信機構——民信局。在明永樂年間湖北麻城縣孝感鄉被遷往四川開墾的移民，由于思念故鄉，相約每年推選同鄉代表回鄉幾次，來往帶送土特產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組織稱“麻鄉約”。后來就形成了專業的民信局。

郵驛通信在邊防和經濟、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成為我國古代信息傳遞的主要形式。歲月流轉，那些古老的信息傳遞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現代化通訊方式所取代。

作為中國信息文化的發詳地之一的戈壁明珠嘉峪關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雖然地域偏遠，但在信息化的利用上，與國內外的所有城市處于同一起跑線。

近日，西北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酒鋼集團公司，決定投入2億元，建設信息化中心。“十五”期間，嘉峪關市將加快建設“數字雄關”，從信息化帶動產業升級，到“十五”期末，全市經濟發展實現“翻一翻”的目標。信息化將成為全市經濟發展的“買粉絲”。

嘉峪關市的城市信息港——“雄關烽火臺”網站目前訪問人數已突破76萬人次，為全省第三大國際互聯網站，因特網用戶突破1萬戶，60多家骨干企業上網。這些都為嘉峪關市推進信息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信息化建設給嘉峪關人增強了超常發展的信心。是早期有組織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關火車站廣場的“驛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關魏晉壁畫墓，驛使手舉簡牘文書，驛馬四足騰空，速度飛快。此磚壁畫圖于一九八二年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為小型章郵票主題圖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關是中國信息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傳遞的出現離不開“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的長城。“長城”一詞始見于戰國時代的文獻記載。在古代不通朝代有著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對這種防御工程的稱謂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暫洛、界壕、邊墻等，實際上均指“長城”，其實廣義的長城是對中國古代所有的巨型軍事工程體系而言。

在歷代長城修筑過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因地制宜、據險致塞”。一是根據地型來構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險防御敵人。長城以垣墻為主體，包括了城障、關隘、兵營、衛所、墩臺、烽堠和觀察、通訊等綜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為嚴密的軍事防御體系。其中，設于長城內側的烽火臺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西周時期，為了防備敵人入侵，采用“烽隧”作為邊防告急的聯絡信號。在古史書《周禮》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在各國從邊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離，筑起一座烽火臺，接連不斷，臺上有桔槔，桔槔頭上有裝著柴草的籠子，敵人入侵時，烽火臺一個接一個地燃放煙火傳遞警報。每逢夜間預警，守臺人點燃籠中柴草并把它舉高，靠火光給領臺傳遞信息，稱為“烽”，白天預警則點燃臺上積存的薪草，以煙示急，稱為“燧”。古人為了使煙直而不彎，以便遠遠就能望見，還常以狼糞代替薪草，所以又別稱狼煙。周朝規定：天子舉烽燧各地諸侯必須馬上帶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敵人。由此可見，烽燧制度的實施，意味著早在周時就已出現了龐大而又完善的軍事信息聯系網絡。我國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過發掘獲得了漢代木簡三萬余枚，并發掘了烽燧遺址，對我們了解漢代烽燧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據木簡可知兩漢時代，從河西四郡（今甘肅省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一直到鹽澤都有烽燧設置，而且規模很大，管理極嚴，號稱“烽燧萬里相望”，據說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舉放烽火，晝夜不同，白天放煙，夜晚舉火。此外，還采用各種不同的暗號表示進犯敵人的多少，敵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兩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記載了當時朝廷制定的臨敵報警和舉放烽火的條例，即“聯防公約”。該條文規定了在匈奴侵擾的不同部位、人數、時間、意圖、變動以及天氣異常等情況下，各塞舉放烽火的類別、數量、傳遞方法以及發生失誤如何糾正等細則，就連燧長有病請假都要經上級批準。這種信息傳遞方法，對防守邊疆、抵御敵人曾起過一定的作用。

烽火傳遞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將衛青和霍去病率領幾十萬大軍分路出擊，以舉放烽火作為進軍的信號，僅僅一天的時間，這一信號就從河西傳到幾千里外的遼東。由于烽燧報警的迅速及時，直到明、清時代仍然沿用不衰。山東省的煙臺市就是因為明朝在那里設置狼煙臺，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傳遞軍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達深刻復雜的軍事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軍事的需要，依靠畜力傳遞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漸占據了支配地位，形成了傳遞官府文書的更為嚴密的驛傳制度和烽燧報警配合使用。

西周時期，為了適應周王同諸侯之間聯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設一個驛站，備良馬周車，專門負責傳遞官府文書，接待來往官吏和運送貨物等。孔子曾說：“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意思是說，他所提倡的道德學說，比郵驛傳送命令傳播得更快。可見當時的郵驛通信不僅已相當完備，而且速度也已相當快了。

秦漢時期，形成了一整套驛傳制度。特別是漢代，將所傳遞文書分出等級，不同等級的文書要由專人、專馬按規定次序、時間傳遞。收發這些文書都要登記，注明時間，以明責任。

隋唐時期，驛傳事業得到空前發展。唐代的官郵交通線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境地區，大致30里設一驛站。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1639個驛站，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共二萬多人，其中驛兵一萬七千人。郵驛分為陸驛、水驛、水路兼并三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

唐代對郵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陸驛快馬一天走6驛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馳500里；步行人員日行50里；逆水行船時，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順水時一律規定100到150里。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詩中寫到“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幕及隴山頭”。在這里他把驛騎比做流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當時唐玄宗正在華清宮，兩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內唐玄宗就知道了這一消息，傳遞速度達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見，唐朝郵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將所有的公文和書信的機構總稱為“遞”，并出現了“急遞鋪”。急遞的驛騎馬領上系有銅鈴，在道上奔馳時，白天鳴鈴，夜間舉火，撞死人不負責。鋪鋪換馬，數鋪換人，風雨無阻，晝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將領岳飛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強迫召回臨安，這類金牌就是急遞鋪傳遞的金字牌，含有十萬火急之意。

驛站是官府的通信組織，只許傳遞官府文書。除宋朝準許高官顯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準附寄私人信件，私人書信只能托人捎帶。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處秦代墓室中發掘出兩件木牘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驚”聯名寫給一個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驚”寫給“中”的，這是我國現知最早的家書實物。據估計這兩封信是由同在軍中服役期滿后返鄉的同鄉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難，由此可見。

到了明朝，才出現了專為民間傳遞信件的通信機構——民信局。在明永樂年間湖北麻城縣孝感鄉被遷往四川開墾的移民，由于思念故鄉，相約每年推選同鄉代表回鄉幾次，來往帶送土特產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組織稱“麻鄉約”。后來就形成了專業的民信局。

郵驛通信在邊防和經濟、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成為我國古代信息傳遞的主要形式。歲月流轉，那些古老的信息傳遞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現代化通訊方式所取代。

作為中國信息文化的發詳地之一的戈壁明珠嘉峪關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雖然地域偏遠，但在信息化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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