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德國對外貿易政策演變過程簡述(德國對外貿易的優劣勢分析)

的來源，導致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3、匯率機制卻反彈性，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失靈。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過分強調匯率的穩定，各國不能利用匯率的變動來達到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而只能消極地實行外匯管制，或放棄穩定國內經濟的政策目標。前者必然阻礙貿易的發展，后者則違反了穩定和發展本國經濟的原則，這兩者都是不可取的。可見，缺乏彈性的匯率機制不利于各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賴以生存的兩大支柱。自20世紀50年代始，上述種種缺陷不斷地動搖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從而終于在70年代使其陷入崩潰的境地。

戰后，美國的經濟實力空前增強，1949年美國擁有但是世界黃金儲備的71.2％達245.6億美元。但是飽受戰爭創傷的西歐、日本為發展經濟需要大量美元，但又無法通過商品和勞務輸出來滿足，從而形成了普遍的美元荒。50年代初，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國際收支由順差轉為逆差，黃金儲備開始流失，1960年，美國的黃金儲備下降到178億美元。與此同時，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已經恢復，進入迅速發展時期，出口大幅度增長，國際收支由逆差轉為順差，從而爆發了第一次美元危機。1960年10月，國際金融市場上掀起了拋售美元搶購黃金的風潮，倫敦金融市場的金價暴漲到41.5美元1盎司，高出黃金官價的18.5％。

美元危機的爆發嚴重動搖了美元的國際信譽，為了挽救美元的頹勢，美國與有關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維持黃金官價和美元的國際信譽，為了挽救美元的頹勢，美國與有關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維持黃金官價和美元匯率的措施，包括“君子協定”、“巴塞爾協定”、“黃金總庫”以及組成“十國集團”簽定“借款總安排”等等，目的在于當匯率波動時，運用各國力量共同干預外匯市場，盡管如此，也未能阻止美元危機的再度發生。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擴大了侵越戰爭，國際收支更加惡化，黃金儲備不斷減少，對外債務急劇增加。1968年3月，第二次美元危機爆發，巴黎市場的金價漲至44美元1盎司，美國的黃金儲備半個月之內流失了14億美元。“黃金總庫”被迫解散，美國與有關國家達成“黃金雙價制”的協議，即黃金市場的金價由供求關系自行決定，35美元1盎司的黃金官價僅限于各國政府或中央一那還能夠向美國兌換。

7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經濟狀況繼續惡化，1971年爆發了新的美元危機，美國的黃金儲備降至102美元，不及其短期債務的1/5。1971年8月15日美國政府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內容之一就是對外停止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切斷了美元與黃金的直接聯系，從根本上動搖了布雷頓森林體系。

美元停兌黃金以后，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極度混亂，西方各國對美國的做法表示強烈的不滿，經過長期的磋商，“十國集團”于1971年2月通過了“史密森協議”。其主要內容是，美元貶值7.89％，黃金官價升至每盎司38美元，西方主要通貨的匯率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并規定匯率的波動幅度為不超過貨幣平價的上下各2.25％。此后，美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并未好轉，1973年1月下旬，國際金融市場又爆發了新的美元危機。美元被迫再次貶值，幅度為10％，黃金官價升至42.22美元。

美元第二次貶值后，外匯市場重新開放。拋售美元的風潮再度發生。為維持本國的經濟利益，西方各國紛紛放棄固定匯率，實行浮動匯率。歐共體作出決定，不再與美元保持固定比價，實行聯合浮動。各國貨幣的全面浮動，使美元完全喪失了中心貨幣的地位，這標志著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徹底瓦解。

三、牙買加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安，各國都在探尋貨幣制度改革的新方案。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的第二次修正案（第一次修正案是1968年，授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行特別提款權），從而形成了國際貨幣關系的新格局。

（一）牙買加貨幣協定的主要內容

1、增加會員國的基金份額。根據該協定，會員國的基金份額從原來的292億特別提款權增至390億特別提款權，即增長33.6％，各會員國的基金份額也有所調整。

2、匯率浮動合法化。1973年后，浮動匯率逐漸成為事實。修改后的基金協定規定，會員國可以自行選擇匯率制度，事實上承認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制并存。但會員國的匯率政策應同基金組織協商，并接受監督。浮動匯率制應逐步恢復固定匯率制。在條件具備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實行穩定但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

3、降低了黃金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新的條款廢除了原協定中所有的黃金條款，并規定黃金不再作為各國貨幣定值的標準；廢除黃金官價，會員國之間可以在市場上買賣黃金；會員國間及其與基金組織間，取消以黃金清算債券債務的義務；基金組織持有的黃金部分出售，部分按官價退還原繳納的會員國，剩下的酌情處理。

4、規定特別提款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資產。新協定規定，特別提款權可以作為各國貨幣定值的標準，也可以供有關國家用來清償對基金組織的債務，還可以用作借貸。

5、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融通。用按市價出售的黃金超過官價的收益部分，設立一筆信托基金，向最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以最優惠的條件提供援助，幫助解決國際收支問題；擴大基金組織信用貸款的額度；增加基金組織“出口補償貸款”的數量。

（二）牙買加協議后國際貨幣制度的運行

牙買加協議后的國際貨幣制度實際上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化國際儲備和浮動匯率的貨幣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黃金的國際貨幣地位趨于消失，美元在諸多儲備貨幣中仍居主導地位，但它的地位在不斷削弱，而德國馬克、日元的地位則不斷提高。在這個體系中，各國所采取的匯率制度可以自由安排。主要發達國家貨幣的匯率實行單獨或聯合浮動。多數發展中國家采取盯住匯率制，把本國貨幣盯住多種形式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另外，在這個體系中，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是通過多種渠道進行調節。除了匯率機制以外，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機構也發揮著重大作用。

簡述地緣政治學理論及其發展過程

地緣政治學是西方政治地理學中創立較早、影響較大的核心理論。它歷經興衰，至今仍通行于西方世界，成為各國制定國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 “地緣政治學”一詞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學家哲倫(1864— 1922)在所著《論國家》(1917)一書中提出。他將地緣政治學定義為“把國家作為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來認識的科學”，著重研究國家形成、發展和衰亡的規律。是地理和政治的結合體，又稱為地理政治學。它關注地理學對國際政治的特征、歷史、結構，尤其是與他國關系的影響，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對外政治決策的一個基本因素，并依據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預測世界或者地區范圍內的戰略形勢以及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

起源：

拉采爾

拉采爾是德國慕尼黑工業學校教授和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一生著說繁多，他著書立說之時，正是達爾文的劃時代學說——“進化論”廣為傳播的時期。達爾文的“進化規律”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學說，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例如，英國學者斯賓塞認為，人類社會與生物有機體間在三個方面具有相似性：一是兩者都有調節系統，生物是中央神經系統，人類是政府系統；二是兩者都有產生能量的系統，生物是消化系統，人類社會是經濟系統；三是兩者都有分布系統，生物有血管和動脈，人類社會有電訊和道路。拉采爾深受斯賓塞關于人類社會與動物有機體有相似性這一思想的影響，提出了有機體的國家理論。

概括起來包括以下內容：

1.一個特定社會的人群集團或民族在特定的土地上所形成的組織——國家是一種單細胞的國家有機體。

2.國家是置于土地的基礎上的，國家就是一群人和一片土地的有機體。國家離開土地即失去了國家生命的存在基礎。國家是土地上人類的最大勞動成果。

3.把國家比作人體，邊疆屬于末端器官；生長中的地域為其四肢；公路、鐵路、水道為其循環系統；國家首都則為頭腦、心臟和肺腑。同時，國家又屬于一個空間性的有機體，它是生命的物體，不斷增長，國家的向上發展，就是土地與人民結合關系的增長。所謂生存競爭，即是爭奪空間的競爭。國家的發展也就是國土地域的發展。

4.有機體是生長的，國家也是不斷生長的，一個國家必然和一些簡單的有機體一樣地生長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滯不前。當一個國家侵占別國領土時，就是其內部生長力的反映，強大的國家必須有生長的空間。空間有機體的國家存在自然的增長趨勢，如果沒有強大的鄰國給予有效的反對，它就會超越這些界限。

因此，有人把拉采爾的國家有機體的運動論歸結為“國家有機體”、“生存空間”和“邊疆動態論”的統一體。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理論對后世產生了久遠的影響，特別是對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影響尤為突出。盡管他并未提出“地緣政治學”這一概念，但后人還是根據拉采爾的國家理論確認他為地緣政治學的鼻祖。

哲倫創始

地緣政治學”一詞，是瑞典政治學家哲倫(1864—1922)的新創。他利用拉采爾關于有機體的國家論發展了地緣政治學，認為國家的行為應被看作是一種競爭力量，必然的結果就是少數強大的吞并弱小的，這是競爭中的永恒規律。這樣，力量因素就成了國家的決定因素，只有大國強國才能影響大陸及全球的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哲倫對沙皇俄國向外擴張的趨勢而對他的祖國瑞典所產生的危險憂心忡忡。在他看來，瑞典所在的斯堪的納維亞集團根本無力挽救這種趨勢。解決辦法是祈求德國老帝國能夠成為未來德國——北歐集團的中心，從而維護歐洲中心的穩定。他在《現代的諸列強》(1914)中明確提出，德國向外侵略是“人類的使命的責任”，認為德國海陸兼備，這是爭奪世界強國地位最有利的條件。哲倫的這種思想與以后德國的侵略擴張意圖不謀而合，從而成為第三帝國地緣政治學派的奠基人。

海權論

“海權論”最先是由美國海軍史學家馬漢(1840—1914)提出的，1890年發表的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海權思想”。他認為，在現實世界中，分析國家的力量時首先應重視海洋。

影響各國海上力量的主要因素有：

1.地理位置

一個國家要想發展“海權”，首先必須在地理上便于進入世界的海洋。

2.自然結構

只要一個國家擁有無數得到保護的優良港灣和深入腹地富庶地區的大河，這個國家發展海權的動力在一定時期就會爆發。

3.領土范圍

因為領土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口的分布，如果擁有同海岸線長度成正比的人口分布，那么這個國家海權發展的主要內部障礙就不存在了。

4.人口數量

一個海權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人口，才能有大批水手以及從事制造海軍設備的勞動力。

5.民族素質

建立一支強大海軍，關鍵在于全體公民對海上商業利益的渴望和需求。

6.政府性質

即政府有發展海上力量的決心。

馬漢進一步分析，海陸的增長或削弱，還受制于下列因素：

(1)一國國內生產力水平，它必須要不斷擴大生產可供對外貿易的產品；

(2)必須擁有進行海外貿易的大規模運輸船只；

(3)殖民地和基地應能保障擴大和保護船只的運輸；

(4)必須有一支海上武裝力量——海軍來保護海外基地和殖民地與本國基地間的交通線。

關于海上武力與一國的海權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海上武力因競爭而生并導致更加激烈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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