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德國對外貿易政策的發展最新(德國對外貿易基本特征)

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采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采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經濟發展特點

英國的經濟特點：

2006年英國整體經濟增長步伐逐步好轉，表現得更為強勁和均衡。其中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依舊為服務業。06年全年英國GDP 的增長率逐步遞增，分別為2.3%、2.6%、2.8%；而第四季度更是超過預期達到3.0%的水平，投資者紛紛看好英國經濟前景，同時大家也看到了通脹率和失業率等風險問題的存在，總體分析英國06年經濟處于溫和上漲態勢。

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

——兩國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初探

對于對增長的關鍵問題感興趣的經濟史家而言，比較方法應是非常有效的。若他的任務在于分析不同變量的運動，考察它們各自對經濟革命的影響，那么，就此范圍而言，比較幾個國家的經驗必定會大大拓展其研究領域，增強其提出——或檢驗——假說的能力。然而這種方法只是以散漫的方式——除極少數例外——得到運用。筆者欲在這篇文章中從比較的視野出發探討工業革命的起源這一重大問題，但筆者充分認識到自己工作的冒失輕率。大家都知道英國是第一個實現技術突破的國家，而且這一成就是通過它自己的努力、在沒有外來幫助的情況下自發達到的。但對于如何解釋英國人經濟和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各家眾說紛紜。如果將18世紀的英國經濟和另一個國家——法國（由于當時它是歐洲大陸的頭號強國，因而是最好的選擇）的經濟作系統的比較，人們就會更為清晰地發現那些只有英國才具有的因素——這些因素將決定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獨特現象。

第一個需要指出的關鍵問題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的領先地位和法國的落后狀態已經十分明顯，這種狀況不是短期內突然出現的。兩國之間的差距在18世紀初，即路易十四時代結束時就已經十分明顯。為解釋兩國之間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差異，我們應該以長時段（即遠溯至中世紀）來考慮到這一問題。這里不可能完成這一工作，但至少我們可以指出17世紀的客觀形勢對兩國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這至少是18世紀初兩國之間差距的部分原因。

30年前，約翰•U. 內夫提出，英國之所以成為第一個在18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的國家，其原因在于，它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法國不同的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它已經進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因此它的領先地位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早兩個世紀。但他的論點在英國受到批判，今天已經沒有什么影響了。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內夫想象出來的，他大大高估了某些技術發明的意義，以及少數新工業的增長的重要性（除了煤炭工業外，其他的都無足輕重，而且他忽略了一個重要工業部門——毛紡業增長是十分緩慢的），最后，他還大大高估了企業組織中少數非代表性的大企業的意義。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內夫指出了1540年后英國煤炭產量和消費的快速增長以及它在技術上的意義，這就導致了一些新技術的產生，而這是歐洲大陸完全陌生的，如煉焦爐。這種新的礦物燃料為創新提供了新的推動力，而法國卻缺乏這種推動力。另一方面，正如內夫提到的，1540-1640年間，英國工業產量的增長要比法國快。1640年起，英國在礦業和冶金業產量方面居于絕對優勢，玻璃、毛紡品等人均產量、甚至整個工業的人均產量高于法國。

不過，兩國真正的差異是在1640年后而不是在這之前發生的。在法國，正如諸多研究所表明的——“17世紀的悲劇”使這段經濟史上十分暗淡。在經歷17世紀頭25年的相對繁榮后，1630年代開始了漫長的蕭條衰退時代，世紀中葉的投石黨運動期間經濟幾近崩潰，這種糟糕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720年代。百年之內，價格低落，特別是農產品價格極不穩定——頻繁而深刻的經濟和人口危機，再加上可怕的“死亡率”，通貨緊缺，這些都使商業活動陷于癱瘓，影響了地租價格和利潤——失業和貧困化，這些眾所周知的現象造成了工業生產的停滯甚至是下降，P. 古貝爾和P. 德永在兩個大型毛紡業中心博韋和亞眠都清晰地看到了這種狀況。在博韋，1624-1720年下降額約為40％，亞眠的工業活動在投石黨運動期間陷于停頓，1680年之前都沒有回復到世紀初的水平。即使其他地區的命運稍好，我們仍得承認，，1630年后的蕭條是漫長和深刻的。由是觀之，科爾伯的工業化政策實在是同這種蕭條作斗爭的無奈之舉；但由于當時條件惡劣，通貨緊縮、價格不振，收入和消費呈下降趨勢，他的努力換來的只是個半失敗的結果。誠然，有些工業舉措保留了下來，以后還有所發展——如朗格多克的呢絨業——，但很多新辦企業都很快衰落并消失了，總體來說，如果科爾伯時代整個工業有所發展的話，那也是很不穩定很不明顯的。近來的研究表明，路易十四末年，法國工業有復蘇的跡象——人們長期以為路易十四是個災難性時期——盡管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戰爭、頻繁的饑饉和新教徒的流亡。我們在商人中看到了新的企業家精神，通貨緊缺有所緩解，法國在西班牙美洲開辟了新的市場。無疑，這些復蘇跡象是1715年后增長的先聲，但它仍然受戰爭和饑饉的災難限制。即使能在17世紀的法國經濟中找到某些積極方面，但總的說來，整體形勢仍是十分不利的，今天人們普遍認為，1715-20年間法國的人口低于1640年的水平。

在海峽的另一邊，17世紀的形勢大不相同。如果近來對法國經濟史的研究只是在悲觀主義方面有強弱程度的差異的話，那么英國史家總的說來對其國家的經濟發展持溫和的樂觀主義看法.

當然英國也沒有能避免17世紀的不利局面。它也曾經歷過幾次停滯和困難時期，如1620年代，內戰時期，同路易十四作戰的某些時候；它的主要工業，毛紡業曾幾度經歷危機，其增長在整個17世紀來說相對微弱，貧困和失業造成了嚴重問題。但英國沒有1630年后法國所經歷的長期劇烈頻繁的蕭條。蔓延到整個歐洲的價格低糜只是在較晚的時候波及英國，比法國晚，約在1650年前后，其幅度也教小；其短期的價格波動也不如法國劇烈，對經濟的影響較小。F.J.非舍爾總結說，17世紀英國的工農業有了緩慢但明顯的增長，盡管同期人頭也增加了，但人均收入很可能也增加了。

1660年后，還有很多法國所沒有的其他發展跡象。如英國內部市場的擴大，這尤其得益于倫敦的發展，它比巴黎的發展更為迅速；“邊境”各郡有了發展，如蘭開夏郡的棉紡業的起飛也早于法國。最后17世紀英國外貿長期呈迅速的增加態勢，這尤其是因為其早期的殖民擴張；1660年代起，英國成為重要的外來商品再出口國家，而同期法國的殖民地和殖民貿易幾乎可以忽略。

正是由于這緩慢但穩定的增長，到18世紀初，英國在幾個重要的領域（盡管其現代性不容高估）已確立了對法國的明顯優勢地位。首先是農業。英國的很多地區已經展開了個中技術改良，產量比法國更高更穩定，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農業的歉收較少具有災難性。隨后是工業技術方面。如上面提到的因煤燃料使用帶來的革新。17-18世紀之交，由于薩瓦里、紐科門和達比等人的資金投入，革新活動更為活躍。在外貿方面，英國不僅在人均水平，而且在絕對值方面都更高，它的商船隊更為龐大，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更快。

最后，英國的優勢也特別明顯地體現在財政領域，國債制度和英格蘭銀行的建立表明，它在政治和經濟結構方面遠遠領先于法國，路易十四也曾試圖創辦國家銀行，但受到財政家們的反對而告失敗，這些人認為這種銀行與“純粹君主制”不相容，后來約翰•勞試圖人為地將英國的財政制度移植到法國，結果是場災難。

如果說17世紀兩國的經濟命運呈對比關系的話，那么從路易十四的戰爭結束到大革命的3／4個世紀中，情況則完全不同了：兩國經濟同時增長，我們所掌握的統計數據表明，英法兩國增長的節奏驚人的相似。

從我們熟知的領域，即外貿來看，法國的增長甚至比英國快。

英國和威爾士的官方年均外貿額（進口＋出口＋再出口）在1716-20年間為1300萬鎊，1784-88年為3100萬，即增長1.4倍。根據阿爾努的數字，1716-20年法國的年均外貿額為2.15億利弗爾，1784-88年為10.62億；幾乎增加了4倍。當然，英國官方計算所依據的費率表比較連貫，因而能提供一個反映貿易大致狀況的指數，而阿爾努的估算依據的是當時的現行價格，而這些價格在1730-80年間增長了約60％（至少農產品如此），因此阿爾努的數字應作一些扣除。即使如此，法國貿易的規模至少仍增加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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