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對碳減排效應的影響研究(全球氫能四種典型發展模式及啟示)

生態環境狀況有所改善甚至有明顯改善。但生態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控制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任務依然相當艱巨。與此同時，近年來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等呈現增多趨勢，造成的社會危害和經濟損失越來越大。增強危機意識，提高應對和處置能力，保護公眾生命財產安全、減輕社會危害和經濟損失面臨新的挑戰。

第五是社會方面。總體判斷是，社會建設投入會增多，步伐會加快，但社會問題依然突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任務十分艱巨。“十一五”期間，隨著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貫徹落實，社會發展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視，特別是近年來采取了諸多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使得社會建設步伐加快，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有所提高，區域差距也趨于縮小。同時，社會發展滯后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利益協調機制不健全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不僅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也對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形成挑戰。

第六是經濟體制方面。總體來看，經濟體制具有的獨特優勢不會改變，但深層體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務更為迫切，難度也更大。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深層次的問題。我國發展方式存在的諸多矛盾，都與這些深層體制問題相關。因此，要把發展切實納入科學發展的軌道，要保障經濟的持續平穩較快發展，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改革。但與前30年的改革相比，今后的改革難度增大，需求更加強烈。

關于主要問題和矛盾

基于前述國內外背景，從保持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角度看，“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時期主要面臨以下五個方面需要努力解決的問題或矛盾。

一是中國經濟和外部經濟的不協調、不平衡問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內外需不平衡問題，而是由內外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我國對外收支的長期和持續不平衡，以及由此導致的外匯儲備的持續大幅度增長。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再次說明，不解決內外不協調的問題，不僅國際摩擦會越來越多，外部環境會越來越壞，也會對我國國內的宏觀政策和經濟結構產生不良影響。

二是儲蓄和消費關系的不協調。最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占國民收入比重的持續下降，是導致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內外需關系不協調的重要根源。研究表明，居民消費比重下降，既是由于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者所占份額下降，從而導致居民消費能力下降的結果，也是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居民在消費方面有后顧之憂，從而導致消費意愿不強的結果。

三是傳統競爭優勢減弱的同時技術進步推力不足。這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由過去的幾乎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的轉變，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已經開始逐步減弱。二是隨著我國資源價格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環保力度的不斷加大，資源環境的低成本優勢也在逐步減弱。三是隨著我國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模仿、學習、借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的空間越來越小，由后發國家地位所決定的低成本適用技術優勢也在逐步減弱。

四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協調。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人群之間發展和收入差距較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發展不足，與我國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五是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增大。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面臨的資源壓力在不斷增大。在能源和其他資源約束加強的同時，水資源不足的約束更具挑戰性。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在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城市缺水，其中110個嚴重缺水。特別是在我國北方地區，水資源關于“十二五”面臨的重點任務

針對上述問題和矛盾，“十二五”期間要著力做好以下七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十二五”是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要抓住機遇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方面要通過深化改革和轉變發展方式，努力釋放發展潛力，爭取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保持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力爭在“十二五”末使我國經濟再邁上一個新臺階。這既是全面實現更高水平小康社會的要求，也是解決就業等現實問題、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同時，要按照預防與應急并重、常態與非常態結合的原則，完善應急管理體制機制，有效應對各種風險,為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較快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第二，著力改善民生，擴大內需增長空間。一要充分認識社會保障對于擴大內需、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技術進步、增強經濟整體競爭力等的積極作用。進一步改善我國的基本保障制度，提高基本保障水平，增強均等化程度，提高居民消費意愿。二要著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三要合理劃分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在公共服務事務方面的事權和財權，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第三，大力推動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加快構筑基礎性、共用性的技術平臺，增加政府在共性技術領域的資金投入，強化政府整合科技資源和組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的作用。轉變工業發展方式，提高技術含量，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增強高附加價值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制造業產業鏈上的位置。在廣泛應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同時，著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發展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重點加快發展與公共服務、生產性服務相關的服務業。把應對氣候變化與推動發展方式轉變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推進節能減排增效、生態環境保護。

第四，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以進城農民全面轉型為重點（農民工市民化），以大力推進公共服務的城鄉和區域一體化為手段，提高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優化城鎮空間布局，充分發揮大城市及東部發達地區集聚人口的作用，提高經濟活動聚集與人口聚集的協調性。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力，構建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城鎮體系，加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加強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等的城鄉統一規劃，促進城鄉良性互動。繼續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努力抑制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積極扶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大力支持欠發達地區發展特色和優勢產業。

第五，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加強對非傳統資源（比如排放權資源、水流資源、頻道資源等）的產權界定和保護。進一步深化資源和要素價格及相關稅費制度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方面的基礎性作用。要研究如何進一步推進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價格改革，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的、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價格形成機制和價格體系。同時，要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資源、環境稅費制度，使之能夠在促進資源節約和有效利用、平衡不同主體利益關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既要在國際談判中積極爭取我國應有的權益和發展空間，又要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走新型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六，制定并實施合理的消費政策，促進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消費模式。市場經濟情況下，消費模式對發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除了運用法律、行政等強制性手段和價格、稅收等經濟手段以外，還要充分運用輿論宣傳和道德教育等手段，引導城鄉居民形成文明、合理的消費理念，減少直至杜絕消費環節的各種浪費現象。

第七，加快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建立支撐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進一步完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著力解決“玻璃門”問題，打破行政性壟斷，促進公平競爭。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繼續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縮短國有經濟戰線。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積極推進實施物業稅，改變地方以地生財的財政收入模式。理順關系，轉變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合理發揮政府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規范行政行為，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加強對環境、質量、安全、技術標準等的社會性規制。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效能，健全問責制。

中國2011年-2020年的發展趨勢。拜托了各位 謝謝

麻煩采納，謝謝!

全球氫能四種典型發展模式及啟示

文/熊華文 符冠云，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環境保護

當前，世界各國都在加快推進氫能產業發展，初步形成了四種典型模式，即以德國為代表的“深度減碳重要工具”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制高點”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中長期戰略技術儲備”模式和以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資源出口創匯新增長點”模式。我國在推動氫能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應充分參考借鑒國際經驗，進一步明確“初心”與“使命”、目標與路徑，以推進能源革命為出發點，構建“大氫能”應用場景，統籌推進氫能產業技術與市場、供應與需求的協調發展。

氫能作為二次能源， 具有來源廣泛、適應大范圍儲能、用途廣泛、能量密度大等多種優勢。隨著氫能產業的興起， 全球迎來“氫能 社會 ” 發展熱潮，歐盟、日本、美國、澳大利亞、韓國等經濟體和國家均出臺相關政策，將發展氫能產業提升到國家（地區）戰略高度，一批重大項目陸續啟動，全球氫能產業市場格局進一步擴大。對我國而言，加快發展氫能產業，也有現實而迫切的意義。具體來看， 發展氫能產業是優化能源結構、推動能源轉型、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戰略選擇，是促進節能減排、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途徑，是超前布局先導產業、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

2019年是我國氫能發展的創新之年，“理想照進現實”特點明顯— 戰略共識基本成形， 探索 的步伐正在加快， 先進理念、技術、模式層出不窮。超過30個地方政府發布了氫能產業發展規劃/ 實施方案/ 行動計劃，相關的“氫能產業園”“氫能小鎮”“氫谷”項目涉及總投資額多達數千億元，氫燃料電池 汽車 規劃推廣數量超過10萬輛，加氫站建設規劃超過500座。我國在加快發展氫能產業的過程中，需要廣泛參考借鑒國際經驗。我們認為，對于國際經驗的研究不應只停留在政策、措施和行動的簡單總結及歸納層面，而應該深入分析各國發展氫能背后的初衷、動機、利益格局等內容。在充分了解各國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現實需要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礎上，找到發展的方向、目標、路徑、模式與政策措施之間的邏輯關系。換言之，不止要看“做了什么”，更要研究“為什么做”“做了有什么好處”等深層次問題。

從不同國家發展氫能產業的出發點、側重點、著力點等方面看， 全球各國實踐大致可總結為四大類型，本文稱之為四種典型模式，即把氫能作為深度脫碳的重要工具的德國模式（法國、英國、荷蘭等國做法類似）；把氫能作為新興產業制高點的日本模式（韓國做法類似）；把氫能作為中長期戰略技術儲備的美國模式（ 加拿大做法類似） 以及把氫能作為資源出口創匯新增長點的澳大利亞模式（ 新西蘭、俄羅斯等國做法類似）。

德國模式：推動深度脫碳，促進能源轉型

發展氫能可助力大規模消納可再生能源，并實現“難以減排領域”的深度脫碳。電解水制氫技術發展迅速，規模提高、響應能力增強、成本下降，使其有望成為大規模消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手段。在區域電力冗余時，通過電解水制氫將多余電力轉化為氫氣并儲存起來，從而減少

很赞哦!（2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