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我國文化貿易現狀與對策分析(我國服務貿易現狀及發展對策)

上海等國內先進城市相比也要落后10個百分點以上。首先，從產業內部結構看，第二產業存在明顯的單一化現象。深圳工業以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輕工業為支撐，而高新技術產業又主要是電子信息技術產業，傳統工業又主要是服裝、玩具等日用消費品產業，這兩個產業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其次，從產業鏈看，也存在關鍵缺失環節和向高端化延伸的問題。再次，從產業組織形態看，總部經濟發展起步較晚，發展速度較慢，國內影響力不足；中小企業創新動力和競爭實力不強。從制約產業發展的公共服務因素看，當人均GDP達15000美元左右時，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的不足就會嚴重制約產業的發展。深圳2011年人均GDP高達23400美元，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近年來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產業的發展。

三、政府規制政策

（1）加快推進珠三角一體化建設。發揮珠三角對全省乃至全國的先行示范和輻射帶動作用。深圳市融入珠三角，面臨兩方面機遇，首先，廣東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規劃加速推進珠三角一體化發展。2010年廣東省政府印發了《珠江三角洲產業布局一體化規劃（2009～2020）》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大力支持和推進珠三角一體化發展。其次，珠三角的交通路網日趨完善，預計到2020年，將形成完善的水上航線，道路和軌道交通網絡，實現珠三角的“一小時經濟圈”。（2）充分發揮政府在促進貿易方式轉變中的作用。首先，加強環境建設。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環境建設，包括政策環境、制度環境、要素市場建設等。其次，推進自主創新。以自主創新進一步提升產業和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加快完善自主創新機制，促進企業的自主創新產品的出口。再次，優化投資結構。掌握政府投資的領域和規模，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政府投資應向自主創新能力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企業傾斜，促進創新型企業成為對外貿易的主力軍。最后，推進空間布局優化。加快推進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等建設，促進對外貿易服務的轉型。

參 考 文 獻

[1]查振祥．創造“深圳質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J]．特區經濟．2011（3）：12～13

[2]深圳統計局．深圳市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我國貿易保護理論發展的現狀

論我國貿易保護網的構建

摘 要：貿易保護是各國貿易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加入WTO后，中國以高關稅和嚴格的數量限制等構成的傳統貿易保護體系逐漸崩潰。本文基于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實踐闡釋了中國構建貿易保護網的必然性，并指出符合我國國情和WTO規則、完善且強大的貿易保護網框架應由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延伸保護組成。

關鍵詞：國際貿易；貿易保護；自由貿易；貿易壁壘

一、中國構建貿易保護網的必然性

（一）基于國際貿易理論角度的必然性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基本上分為兩大主線，即貿易保護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事實上，“盡管經濟學理論中長期存在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之爭，但自由貿易理論哪怕在觀念上也沒走向絕對自由，并不排斥必要的保護”[1]。

1．貿易保護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存在一致性。縱觀整個貿易保護理論體系，無一不提倡積極主動地參與對外貿易，在這一點上，貿易保護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是一致的。例如，重商主義是貿易保護理論的早期學說，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孟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寫道：“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 [2] 他主張積極主動地追求外貿順差。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著名的“保護幼稚產業論”中提出，本國的弱小產業應當得到保護，一旦這種弱小產業在政策保護下成長到具有國際競爭能力時，國家應立即放棄保護政策，擴大對外貿易開放程度，以利于國內資源的有效配制和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總之，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理論都提倡積極主動的參與對外貿易，這也為通過進行適當的貿易保護政策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論上和邏輯上的支持。

2．貿易保護理論的現實性及指導性。通過比較分析，我們認為貿易保護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由貿易理論的不現實假定，更切合現今的國際貿易實踐，尤其為我國實行必要的貿易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

（1）李斯特的保護幼稚產業論認為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在工業化的初中期階段，實施貿易保護可以迅速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但在民族工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必須果斷地放棄保護。這實際上是對自由貿易理論實施條件的補充。我國有許多工業正處于新興或起步階段，對這些工業實施適當的保護是必須也是必要的。

（2）阿根廷經濟學家拉烏爾·普雷維什曾從發展中國家立場出發，提出“中心外圍論”。該理論把世界經濟體系分為：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工業國中心地帶以及由不發達國家組成的初級產品外圍地帶，外圍地帶始終圍繞中心地帶的意志發展。由于技術進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國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場被中心地帶國家所壟斷，外圍地帶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外圍國保護工業的后果不過是矯正其初級產品與工業品收入需求的彈性差異，不會阻礙國際貿易進步；外圍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進口結構的變化，保護措施也應發生變化，但仍不宜對中心國家工業品的輸入全部放開。這既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貿易各國都可從貿易中對等獲益的修正，也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保護有重要指導意義。

隨著我國加入WT0，使用關稅、配額等手段來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空間將越來越小，我國貿易條件特別是制成品貿易條件確實處于不斷惡化的趨勢。貿易條件的變化對經濟成果的蠶食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因此，應盡快采取相應的貿易保護措施以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維持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

（3）凱恩斯主義認為，凈出口屬于總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而進口則會收縮國民經濟。一國外貿順差或逆差對于該國的經濟盛衰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凱恩斯主義提倡國家干預國際貿易，大力推動出口，抑制進口，保持外貿順差，并將貿易順差與就業理論聯系在一起，主張采用包括財政政策、貨幣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對外經濟政策在內的一系列宏觀經濟管理和調節措施為主要干預手段，以增加有效需求，擴大就業。這一理論為我國實施必要的貿易保護措施以促進和保持外貿順差，對貿易部門實施宏觀調控以增加內需，擴大就業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3]。

另外，當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失業和經濟衰退就必然會導致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凱恩斯主義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各國總處于貿易平衡狀態的修正，也對發展中國家應對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為保證國際貿易穩定發展進行必要的貿易保護提供了理論指導。

（4）由戈登、約翰遜等人提出的最優干預政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是存在大量的市場缺陷，其中主要是扭曲的部門間工資差別、買方壟斷等，同時還存在非經濟偏好（即發展新興工業），而所有這些市場缺陷都意味著國家必須干預經濟。因此最優干預政策理論認為，當市場扭曲是由國外而非由國內因素所引起，當經濟目標屬于對外部門時，采取最優干預的保護貿易形式是最優選擇。這一理論切合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市場完美無缺假定的修正，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同樣存在市場缺陷，這就需要國家實施貿易保護措施。

（5）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論”中提出，比較優勢并不一定是現實的國際競爭優勢，為了取得國際競爭優勢，政府可以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稟賦；對產品的規模、標準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和供給；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等。這一理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比較優勢論，也為通過適當國家干預，全方位利用政治、教育、財經政策進行貿易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

3．自由貿易理論中的貿易保護暗示。即使是自由貿易理論，也往往明示或暗示了一些保護貿易的意旨。如在李嘉圖比較優勢貿易模型中指出，“各國應該專門生產并出口其擁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不具有‘比較優勢’（或有‘比較劣勢’）的產品”[2]。作為自由貿易理論基石之一的要素稟賦理論也認為，收入分配效應是“貿易使豐裕要素受益，稀缺要素受損”[3]。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稀缺要素所有者都有貿易保護的訴求。以中國為代表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實施對其稀缺要素市場實施適度的貿易保護，以減輕在與發達國家貿易交往中稀缺要素市場所受的沖擊，達到保護、扶持國內經濟發展的目的。

（二）基于國際貿易實踐角度的必然性

從歷史上看，沒有哪個國家實行過純粹的自由貿易政策。保護貿易是任何時期、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存在的理由是永恒的。貿易保護沒有統一的模式，關鍵在于怎樣協調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貿易保護的成本和收益、本國利益和外國利益等矛盾體之間的關系。

結合現今我國國際貿易的實際需要來看，迫切需要構建貿易保護網。

首先，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遠未完善，市場意識、市場經驗、宏觀經濟調控水平、微觀經濟活動能力等都存在不足，全國統一大市場還沒有真正形成，特別是一些重要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因而有選擇的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培育我國產業特別是那些戰略性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舉措。

其次，各國實行貿易保護本身就是一場“博弈”，面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網（包括一些針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歧視做法），如果我國沒有針鋒相對的貿易保護措施，其他國家特別是個別發達國家針對我國的歧視性貿易侵害就會肆無忌憚，我國的經濟利益必將遭受重大損失。

二、中國貿易保護網的框架結構

（一）積極應對他國貿易壁壘

就目前而言，國際上使用最頻繁、對我國威脅最大的貿易保護手段是反傾銷措施和設置技術貿易壁壘，相對應的我國應采取適當的措施，這包括：

1．針對國外反傾銷，實行攻守兼備的戰略

其次，原產地規則的修訂與利用。我國出口產品頻遭國際反傾銷，一個重要且易被忽視的原因便是我國的原產地規則落后。當前應根據WTO《原產地規則協議》的規定及時修訂和完善我國的原產地規則，形成規范化管理。對于那些我國已有較強生產能力的被動配額產品和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以及國內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產品應制定較高的原產地標準，提高國內自產部分的比率，以減少我國產品遭受國外反傾銷起訴的機率。

再次，在參加WTO及區域性組織的多邊談判中，采取先入為主，提前防范的策略。建立以現代化信息手段為依托的貿易壁壘和貿易爭端的預警機制，重視WTO專門人才的培養，并在WTO爭端解決機構的關鍵要害部門安排我國專家和談判能手。

最后應加強反傾銷應訴指導。這包括：建立和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培育應訴與受益關聯機制，針對企業參與應訴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運用世貿組織反傾銷規則，針對不公正的指控，向反傾銷措施委員會起訴，請求公正合理解決；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適時將反傾銷爭端提交爭端解決機構進行協商調解仲裁，并利用監督執行機制，保留實施交叉報復的權利，確保爭端解決機構的決議能夠得到有效執行。

（2）主動發起適度的反傾銷調查。迄今為止，我國針對進口產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還很少，加入WTO以前總共不到20起，僅為我國所遭遇的國外反傾銷案件的4%[4]。我國應充分利用反傾銷工具，主動向國外發起反傾銷調查，使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貿易保護手段之一。這樣不僅有利于我們在世貿規則下有效保護本國產品，而且是對那些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出口產品濫用反傾銷的國家的一種對等威懾。但應注意的是，由于反傾銷是一把雙刃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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