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我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的看法(我國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損失的原因)

認為，通過跨國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動特別是本地化的研發活動能夠對所在國產生潛在的知識溢出效應。但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能否真正從這種研發的溢出效應中受益的問題，卻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對印度的研究發現，不同跨國公司的附屬機構間能夠從互相的研發活動中受益，但是對于本地公司卻不存在這種溢出效應，同時也未能觀察到跨國公司在開發本地公司研發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顯然是否能夠從這種溢出效應中獲益，發展中國家企業自身的吸收能力則變得尤為關鍵。

(三)企業家能力的演變

企業家無疑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創新的重要來源。通過從國外合作方獲取的知識與本地知識相結合，往往促成新知識的產生。因此，跨國公司對本土企業成長的影響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廣泛注意。有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實際上擠占了本土企業的創新與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又起著推動創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許多對本土成功企業的研究也發現，相當數量的企業家或經理在以往的經歷中都與跨國公司有聯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發現，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經理都曾在跨國公司分支機構供職。Ahenburg(2000)的研究則證實了許多脫離于原跨國公司，并成為獨立的供應商和分包商的企業，卻與跨國公司有著緊密的聯系。

四、發展中國家制度環境演化與跨國公司全球戰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會中的游戲規則，或者說是人為設置的人類行為限制因素”。相應地，Davis and NoAh(1971)將“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制規則，塑造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礎”。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約構成。正式制約包括政治規則、司法系統和經濟合同;非正式制約包括社會性的行為規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識形態(s買粉絲tt，1995)。盡管眾多發展中國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其發展潛力和市場機會也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的進入，但是其基礎性的市場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現在：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完善的法律體系;缺乏政治的穩定性和明確性;戰略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發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這種環境中，本地企業往往依賴于其基于社會網絡的整合機制來克服各種形式的市場失效(Peng，2000)，但是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應如何面對這種制度上的異質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發展中國家紛紛調整相關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國公司的進入，例如廣泛削減和取消貿易壁壘、放松國內市場管制、實行私有化與投資流動的自由化。同時，旨在促進投資保護以及投資自由化的多邊投資協定框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接受和參與，規范跨國公司和各主權國家行為的制度與法律規則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個國家做出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共1452項管制變動中，有94%是為外國直接投資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雙邊投資協定的數目從1980年年底181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項，其中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締結的此類協定也日益增加。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項。應當看到，這種政策改變本質上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跨國公司影響力不斷加大，發展中國家主動調整的結果，但同時也是隨著跨國公司議價能力不斷提升，對本地政府進行游說或直接談判的結果，一些跨國公司有著展開近乎主權國行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環境的變化還直接影響到了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選擇。跨國公司早期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主要以合資方式為主，這是受到當時特定環境的影響。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約束;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并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間的交易與聯系更加依賴于彼此間非正式的關系網絡，跨國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場經驗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往往會選擇通過合資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與本地市場、企業和制度間的廣泛聯系。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機制的完善以及經濟開放程度的提升，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逐漸呈現出獨資化的趨勢。中國外商投資報告(2005)顯示，世界500強中國投資的120個項目中，約有40%通過增資擴股，實現了控股。這種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降低，跨國公司正逐漸擺脫當地網絡關系的依賴而轉向以市場能力為基礎的競爭。跨國公司競爭模式與本地環境之間正構成了一種共生演進的選擇與適應關系。

五、結論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新技術變革不斷加速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的經營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直接導致了跨國公司對其全球戰略的調整，而這種調整的影響則是多方面的，并且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會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現。對于不同的發展中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跨國公司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調整將廣泛地影響到其區位優勢的構成和對外貿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況下，不同地區間往往為引入外國直接投資而紛紛制訂各種優惠政策以及激勵措施，但是在當今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中，其戰略目標正在從傳統的效率和成本引導、市場引導轉向以創新能力等為主要內容的核心能力架構上。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應當認識到單純的激勵政策作用正變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創新和知識性資源的區位優勢在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因此，促進區域內促進創新和知識資本開發的基礎環境建設則變得尤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資本的開發、產業集群的培育等。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轉變是全球化進程中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影響也是多方位的，我們只有從動態的、全面的觀點去審視這種轉變的實質才能夠準確定位自身發展的優勢所在和發展路徑，從而進一步促進自身的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力。

我國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損失的原因?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后，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御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并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里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于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準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準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卷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蕩，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爾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于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后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并非經常如此。更為準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于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于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于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于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于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于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后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蕩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于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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