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數字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這個題老嗎(分析國際經濟與貿易的發展趨勢，及受哪些因素影響)

我們已在國際社會承諾了碳強度減少的任務，到2020年前后估計要承諾碳排放總量控制任務。事實上我們已在國內啟動碳排放交易試點，北京就已規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過一萬噸的固定設施排放企業必須納入強制減排范圍。低碳發展乃當今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方面不能過分相信陰謀論者的鼓噪，因為這是西方國家的一個“陽謀”，而非“陰謀”，若我們死抱著陰謀論不放，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已步入或適用了新的低碳發展規則和秩序時，最終吃虧的一定是我們。二氧化碳只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低碳發展并非只是減少二氧化碳，實質是通過低碳發展解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一種普世價值，消極應對者最終是要吃虧的。

但我國推進低碳發展面臨幾個特殊挑戰。

第一，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中期階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階段。發達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進入低碳階段了。在這個時候強調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們來說是砍在脖子上，對發達國家來說是砍在尾巴上。我國在高碳階段推進碳減排挑戰巨大。

第二，我國的資源稟賦是一個高碳結構。我國多煤、缺油、少氣，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開采和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我國多煤資源結構不利于推進低碳發展。

第三，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我國處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環節，不利于低碳發展。在國際分工中，搞加工、組裝碳排放相對較多。而我國處于“微笑曲線”中間的加工制造環節，發達國家則處于“微笑曲線”兩端的設計和營銷環節。實際上這意味著發達國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環節移到了中國，導致“碳排放國際轉移”問題。

第四，我國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億人口，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碳排放源。

第五，我國的粗放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鎖定效應”。我國現有的發展模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這種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帶來挑戰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因為經濟發展本身并非目的，滿足人的各種需要才是目的。但從經濟學角度看，社會發展會增加成本。大力發展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事業，所有這些政府和民眾都是要掏錢的。

公益性教育和醫療是政府的職責，是不能搞產業化的。但如果像計劃經濟時代一樣，將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醫療都壓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財政將不堪重負。十三億多人要實現全覆蓋，哪怕是低水平，乘以十三億也是一個巨大數字。僅保障性住房建設就已將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壓得喘不過氣來。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不斷加大，行政事業費支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設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維穩支出等都或是剛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卻在減少，工商業稅收因中小企業不景氣在減少，土地財政因房價下跌在減少。

導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債務負擔增加。“歐豬五國”等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已不足以支撐龐大的福利負擔，造成資金鏈緊張。即使是富如美國，在醫療改革上也是舉步維艱。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減下來很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的福利保障一定會加強，但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將增加，必須使經濟新增財富能力超過福利保障支出水平，才能保持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而這需要滿足多方面的條件才能實現。

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惡化帶來挑戰

首先，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了。主要是因為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國際經濟危機一般分三個階段演化：第一個階段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破產，如雷曼兄弟破產；第二個階段主要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如“歐豬五國”的“主權債務危機”；第三個階段主要表現為國際貨幣體系危機。

目前正處于第二個階段上。國際經濟危機何時才能走出來？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術進步；二是能否推進重大的制度變革。只有這兩個條件是走出危機的根本出路，像印鈔、發債、降息、放信貸、投資等措施，都是拎著自己的頭發往上，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且只會為新的危機創造條件。在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的情況下，國際經濟至少還將低迷兩三年，這對我們的出口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

其次，我國對外投資的國際環境在惡化。我們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不僅要將產品走出去，而且要將投資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臨新的問題：其他國家不像我們當初歡迎他們的投資那樣歡迎我們的投資。我們要投資他國的高科技企業和項目，他們就擔心我們竊取他們的技術；我們要投資他國的資源，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他們的資源；我們要將開發區建設的經驗移植到國外，他們就說我們要控制其土地。總之，他們以國家安全等種種理由對中國投資進行限制。

再次，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國際環境也一直不太好。由于中國擁有低成本競爭優勢，我們的中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力。西方國家不從我國產品價格低主要源自于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等來考慮，而將中國產品具有競爭力一并歸結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于是，就不斷地通過壓人民幣升值，來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同時，人民幣匯率還直接受制于美元的變動：美元貶值，人民幣就被動升值。同時，我國外部的整體環境在惡化。隨著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美國越來越強調將中國作為其主要的競爭對手，將其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等。

改革阻力增加帶來挑戰

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之所以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原因就在于體制改革釋放了巨大的生產率。但隨著我國發展到新階段，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但改革面臨兩大障礙：

一是既得利益障礙。由于過去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是不平衡改革戰略，導致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嚴重不平衡、不協調。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拉大、尋租蔓延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培育不少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由于受益于這種不平衡、不協調的過渡型體制，因而成為新一輪改革的障礙。

二是觀念障礙。改革行動首先要有觀念的突破。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解放。按理說，現在的觀念應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于不平衡改革本身產生的新問題，使得很多人對改革產生了質疑。

比如，很多人將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嚴重等歸結為市場化改革。殊不知，這些問題不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而是改革不徹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平衡帶來的。隨著“民粹”流行，原來本已解決的觀念問題現又成為問題了。如國有企業改革本來在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就有了明確的說法，要收縮國有經濟戰線，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要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但現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反而會引起很多上綱上線的爭論。更令人擔憂的是，改革的阻力在增加。

改革阻力增加，改革自然就難以推進，一些深層次問題就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不能解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諧社會建設等就難以正常推進，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就面臨挑戰。

認清問題和挑戰是應對挑戰的前提，其實挑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挑戰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戰中。認清了挑戰后，我們完全可能應對好挑戰，因為過去的歷史反復證明，我們就是在應對一個一個挑戰中不斷前行的。

如何看待疫情影響，經濟和個人收入減少，銀行存款卻增加8萬億？

疫情來了，大家生活都變得拮據了，一看到存款卻增加了，非常驚訝！這里面的道理還是從貨幣常識來理解：

首先，貨幣供給端閥門開大了 。3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208.09萬億元,同比增長10.1%，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3個和1.5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57.51萬億元,同比增長5%，流通中貨幣(M0)余額8.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一季度凈投放現金5833億元。 這是貨幣供給方面數據，明顯M2是流通貨幣總量增長還是適度的，為的扶持中小企業和經濟復蘇，但是M1和M0的增長明顯量變大、增加有些猛。這說明資金沒有轉化為實體經濟環節，原因是復工沒有復產，或者部分地方根本就沒有企業需要資金，說明對經濟趨勢不明顯。不愿意承擔風險。

其次，需求端籠頭變小了。 情況是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7.1萬億元，同比多增1.29萬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加1.21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減少509億元【這個說明封城帶來消費減少，尤其信用消費少】，中長期貸款增加1.26萬億元 【這個數字還是增長，說明大項目投資還是加碼的】 ；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6.04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2.3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04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6305億元 【流通環節受城影響，生產停擺】 ;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減少1729億元。3月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2.85萬億元，同比多增1.16萬億元。

所以，供給端大了，需求端小了，結果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8.07萬億元。 3月末本外幣存款余額206.42萬億元，同比增長9.2%。月末人民幣存款余額200.99萬億元，同比增長9.3%，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2個和0.6個百分點。

存款增加知道了，還要看一下存在結構情況： 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8.07萬億元，同比多增1.76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6.47萬億元，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1.86萬億元【 個人企業都把減少風險，存在過日了放在第一位】 ，財政性存款減少3143億元 【政府只出不進，財政稅源少了】 ，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減少3713億元 【企業沒有進賬，基本費用沒有減少】 。注意： 房市和股市都有新資金進入了。

這里面個人企業存款增加，是誰家的存款，其實是差異很大的。

2018年3月24日，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在演講中提到，從2010年到2017年，居民儲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從25.4%下降了近一半至12.7%。也就是說，中國人賺100元，只會存下來12.7元。而且，儲蓄的分布還嚴重不均。據西南 財經 大學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55%的家庭沒有或幾乎沒有儲蓄，而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儲蓄率為60.6%，儲蓄金額占當年總儲蓄的74.9%。很多“零儲蓄”的人“被平均了”。

沒能錢的另一面是高負債。按照居民負債占據GDP的比重，1996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只有3%，2008年也僅為18%，但是自2008年以來居民杠桿率開始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短短六年間翻了一倍，達到36.4%。到了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桿率已經高達47.4%，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個百分點。47.4%的居民杠桿率雖然低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76.1%，但是這一數字已顯著高于新興經濟體平均39.8%的水平。美國居民部門債務率從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時間，而中國只用了不到10年，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飆升速度之快可見一斑。

2020年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共增加8.07萬億元左右，其中，住戶存款增加6.47萬億元，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1.86萬億元，財政性存款減少3143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減少3713億元。 如何理解存款大增的現象？

2019年一季度的這個數據，住戶存款是6.07萬億，今年增長了6.6%，增速并不算多。經歷過今年春節，很多朋友已經對年內的經濟形勢產生了比較悲觀的預期。本來中國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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