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數字服務貿易限制指數報告(淺議中日貿易關系存在的主要問題及發展前景)

生產總值之和還要多；日本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逾4萬美元，高居于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7大國之首；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并擁有居世界第一位的高達22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日本的國內儲蓄率大大高于其他發達國家，同時其銀行海外融資金融占全球國際資本市場融資余額的20%；日本自1985年成為世界最大的凈債權國，這個地位一直繼續至今，連美國國庫券的10%以上(約為3200億美元)都被其海外最大買家的日本所掌握。

總之，“21世紀是日本世紀”或“日美合霸主宰世界經濟”已屬氣泡之語，受泡沫經濟破裂和東亞金融危機雙重打擊的日本經濟也困難重重，但目前日本經濟實力猶存，邁向21世紀的日本經濟仍是多極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一極。

3.一體化的歐盟的實力地位

西歐的經濟發展態勢在美歐日三者中始終處于中間的位置。80年代以前，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國；進入90年代后，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日本，但落后于美國。以一個國家集團的實力計，歐盟的一些主要實力指標不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過美國。例如，國內生產總值，歐盟占世界的29%，美國占25%，日本占18%。然而，不能簡單地據此認為歐盟的實力地位世界第一。

歐洲貨幣一體化倒是歐盟的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的重要所在。作為一個15國組成的國家集團，一體化進程是決定歐盟在世界格局中實力地位增強的一個關鍵。而目前的貨幣一體化，既會使歐盟一體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為歐盟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創造更好的條件，也會在動蕩不已、危機迭起的世界金融領域，為歐洲貨幣地位的提高增加一個新的籌碼。作為美國、歐盟、日本三極世界經濟格局的組成部分的美元、歐洲的貨幣、日元三極世界貨幣格局，隨著1999年1月1日歐元的問世，發生了新的變化。歐元比之原本就地位最弱，現又受到東亞危機打擊的日元，其地位會進一步增強；就是比之雄風猶在且在東亞危機中大逞威風的美元，從長遠看歐元也會構成挑戰(盡管歐元誕生大半年來，其表現并不如原來預想的那樣好)，這種挑戰的結果不一定是歐元取代美元成為世界貨幣之王，很可能是歐元搶占美元的一些地盤，縮小在地位上與美元的差距，形成“兩強(美元、歐元)一弱(日元)”的三極世界貨幣格局。

總之，歐盟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并在不前不后、不高不低的較為平穩的經濟發展態勢中加強了自身的一體化，盡管其經濟發展面臨著高失業等等困難，一體化也并非一帆風順，但在一個統一的歐洲中央銀行和統一的歐元貨幣條件下，歐盟在多極格局中的地位，可能會進一步增強。

四、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

區域一體化，即地理相近的國家相互采取比對區域外國家更為開放、自由的政策，并在體制框架上結成經濟聯合組織以至國家集團的進程。區域一體化的組織形式，按其一體化程度排序主要有：①“特惠關稅區”：其特點是區內成員相互給予第三國不能享受的關稅特別優惠待遇。②“自由貿易區”：其特點是對區內取消關稅，對區外不統一關稅標準。③“關稅同盟”：其特點是對內取消關稅，對外統一關稅。④“共同市場”：其特點是成員之間不僅商品貿易，其他生產要素流動的限制也都取消。⑤“經濟聯盟”：其特點是除了共同市場的要求，還要統一經濟政策，建立超國家的權力機構等。

區域一體化趨勢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尤顯其強勁的勢頭。據聯合國、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的統計，目前全世界區域性經濟組織已逾100個，其中約70%是90年代以后建立的。在這眾多的區域組織中，“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是世界經濟區域化趨勢的代表。該三大區域組織的貿易額占了世界貿易總額的85%左右，GNP約占世界總值的

80%。

一、全球化是否等同于資本主義化

在西方國家把全球化等同于資本主義化是十分流行的觀點。美國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曾經聲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體制的競爭，在其正式開始后不到75年時間內已經結束，資本主義獲得了最終勝利。”這種觀點在“全球經濟變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后，尤其顯得具有“說服力”，似乎全球化的發展已經使資本主義脫離了特定的歐洲歷史的淵源，成為普遍認可和接受的“全球的抽象”。這種看法首先就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對不同社會形態或不同社會生產方式本質特征的總結，是分別涵蓋不同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范疇在內的社會制度集合。而經濟體制只是對經濟調控形式和運行機制的抽象，是整個社會制度解決資源配置的具體方法。它不僅受到社會經濟活動方式和水平的制約，同時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現實國情也決定著經濟體制的各種基本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由于社會制度具有相對穩定性，社會經濟活動方式和水平卻處在變化之中，所以在既定的社會制度內經濟體制調整在所難免。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經濟體制可以脫離社會制度獨立存在，但以經濟體制的調整作為判定社會制度成敗的依據難以站得住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當生產關系不再是生產力的促進要素，反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時，根據社會經濟活動方式和水平(生產力)對舊有的經濟體制(生產關系)進行修正，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小平同志說得好，只要不觸及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兩極分化，經濟體制的改變就不會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況且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并不專屬于資本主義。(這一點將在下面論述)全球化進入資源全球配置，國際分工精細化，全球統一市場完善的階段是社會生產力循序漸進發展的內在要求，試圖以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推翻人類社會發展史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邏輯順序，不是沒有常識，就是別有用心。

其次，之所以會加深全球化等于資本主義化的錯覺，是因為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能否搞市場經濟等一些重大理論問題認識模糊，把市場這種經濟調節手段和社會主義制度人為地對立起來，把屬于全人類的生產方式片面地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專利”。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分別與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掛鉤，賦予階級內涵。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在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國民收入分配調節、在集中資源進行重大科技項目開發等方面也都借鑒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經濟杠桿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利用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一切經濟建設成果，積極參與全球化競爭，同樣不應該狹隘地被視為資本主義化。

第三，這種觀點的要害在于根植于西方社會骨子里的“資本主義中心論”，在他們看來“第一世界”所處的中心地帶控制著世界的政治、經濟命脈，大肆推行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實行全球資本主義戰略。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誠然，從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看來，全球化的動力緣于西方國家，后來廣大的邊緣國家并沒有選擇的余地，被迫參與其中。然而誰也無法否認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一度使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前所未有地受到強烈地沖擊，盡管社會主義運動暫時陷入低潮，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殺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化歷史上寫下的厚重一筆。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兩種體制斗爭的形式已經由冷戰時代劍拔弩張激烈對抗轉向后冷戰時代的發展之爭。全球化導致的資本主義蔓延同時意味著全球范圍內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固有矛盾的傳播，由此造成的無序與混亂必將成為人類尋求更理想社會制度的現實基礎。而社會主義強調公有制為基礎，強調按勞分配，它所倡導的平等、效率、反對剝削與壓迫的理念不會因為具體社會歷史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真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事實證明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非西方社會力量強大，“資本主義中心論”正在遭到來自各方的挑戰，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化的觀念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既然雙方交鋒不會完結，也就不能把全球化簡單地看作資本主義一元化的過程。

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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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關系

15年前，中國僅占歐盟對外貿易總額的1.7%，在貿易伙伴排名中僅名列第10位。但自1988至2003年間，雙邊貿易額每年平均成長約17%，遠高于歐盟對外貿易年成長率7%。就2003年來看，中國已占歐盟對外貿易總額的7%(進口約9%，出口為4%)，貿易伙伴排名已上升至第2名，次于美國。從另一方面來看，2002年歐盟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4%，為第3大貿易伙伴。

歐盟各會員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均呈現大幅成長，但占各國之貿易總額比例則各不相同。就進口而言，從葡萄牙的4%到荷蘭的13.2%。就出口而言，則從希臘的0.9%到德國的6.2%(請參閱報告原文附圖)。

歐盟對中國之貿易赤字持續擴大。自1988年以來，歐盟對中國之貿易赤字一直在雙邊貿易總額的40%左右盤旋。2002年貿易赤字達477億歐元，2003年更擴大到553億歐元。但2002年，歐盟對中國的服務貿易則出現60萬歐元的小幅盈余。

中國市場占有率增加已影響到其它亞洲國家。在1988年以前，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增加并未影響到其它亞洲國家（包括臺港日韓及東協國家）的市占率。但在1988年至2003年之間，其它亞洲國家的市占率即出現明顯滑落。在這段期間，歐盟與其它亞洲國家的貿易赤字比例變動幅度不大。但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則從10%攀升到41%。

過去20年來，中國的出口產品項目從玩具、紡織品、成衣等逐漸轉移至電子產品。

在1995年至2000年之間，中國在歐盟電子產品進口市場的占有率自5%上升至9.5%；而在2001年至2003年之間甚至倍數成長至20%。歐盟出口至中國的電子產品在1990年代初期自1%成長至4%之后，即一直停滯不前。

歐盟電子產品進口結構之改變，顯示中國出口產品正經歷快速的技術改進。1988年，消費性電子產品占歐盟自中國進口之電子產品的80%，但在2003年時此一比例降至20%。同時期，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則從8%增加至54%。雖然中國在重要的技術零件上仍須仰賴進口(注：2003年中國僅產制國內所需半導體的12%)，但在出口電子零件的技術程度仍節節升高，亦即逐漸以主動組件替代被動組件。同樣的，電訊設備的出口也從終端機(terminal)到電訊傳送設備(transmission)；消費性電子則從音訊產品升級到視訊產品。

FDI促使電子產品生產轉移到中國，而犧牲了其它亞洲國家。許多亞洲國家的電子廠商將其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大陸，增加了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卻同時減少了其它亞洲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在1995-2002年之間，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占歐盟電子產品進口的比例一直在28%左右。但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亞洲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則自26%下降至21%。

中國出口產品多樣化后，使得出口至歐盟的傳統出口產品如紡織品與成衣等的比例下滑。1995年至2003年之間從18%下降到13%。雖然如此，由于歐盟自中國進口的紡織品與成衣的成長速度(每年平均約12.5%)，仍遠高于自其它非歐盟國家之進口速度(每年平均約4.5%)，故中國占歐盟紡織品與成衣進口市場的比例仍然持續增加。

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已取代其它國家的出口。2002年歐盟取消部分紡織品配額。但是此一自由化的措施并未使得整體進口價值增加，而僅是造成進口來源結構的改變。在2001至2003年之間，歐盟紡織品進口總值滑落3%，但自中國進口的金融則暴增18%。中國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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