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新中國初期對外貿易的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顯著的特點)

澤東認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妨礙了“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因此我們“一邊倒”的目的就是掃除一切妨礙新中國與其他所有國家建立平等關系的國內外敵人。這樣，就使得“一邊倒”的方針帶有戰略性質，而非終極的目標；也使得“一邊倒”的方針帶有很強的對抗性。

簡言之，所謂“一邊倒”是建國前后，毛澤東根據經驗，權衡形勢，取蘇舍美，構建以聯蘇為核心的新的國際統一戰線，以贏得中國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并取得可能的國際上的援助的權宜之策。

比較新舊中國外交思想,并提出其對當前中國外交的現實意義

一、新舊中國的“一邊倒”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兩極格局，不僅對整個世界，而且對中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國外交來說，就具有更加深刻的現實意義。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1〕

新舊中國的外交鮮明地顯露了自己的“一邊倒”傾向：“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 〔2〕和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的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本文主要探討國民黨政府末期（1946—1949年）和新中國初期的“一邊倒”外交。

二、新舊中國“一邊倒”外交存在的相同點

（一）都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

國民黨政府以國民黨反動派為首，代表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這種政權的性質決定了它對內鎮壓人民反抗，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國民黨政府末期正處于東西方冷戰，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對峙的時期，國民黨政府基于反蘇反共的一貫立場，注定了要投向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懷抱，它也不可能有第三種選擇。

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如火如荼地開展，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岌岌可危，繼續尋求國際支持的時期。而這一時期的蘇聯逐漸對中國共產黨由不信任轉而熱烈支持，尤其是1945年10月2日倫敦外長會議不歡而散后，蘇聯改變了積極協助國民黨接收東北的態度，進行阻攔和拖延。〔3〕這為 中共力量在東北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贏得了寶貴的時間。〔4〕這激起了國民黨政府對蘇聯的極大不滿。而蘇聯不僅不予以國民黨政府援助，而且還用霸權手段從中國運走價值9700萬美元的所謂“戰利品” 。〔5〕所有這些斷絕了國民黨政府對蘇聯的有限信任，徹底倒向美帝國主義一邊。

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共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種政權的性質決定了它必然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外交上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中國解放戰爭捷報頻傳的事實，使蘇聯對中共由回避轉為關注和贊揚，逐漸加強了與中共的聯系。毛澤東同志《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發表，使蘇聯扭轉了對中共革命的看法，中共獲得了蘇聯的理解和支持。〔6〕由于革命的勝利，建國提上了日程，而這時“一邊倒”外交政策的提出，有助于新中國政權鞏固和經濟建設，也暗含了新中國國體和政體的實在內容。

中國共產黨與美國也有過外交接觸，尤其是在抗戰時期。直到中共看到了蘇聯參加遠東作戰的可能性，才將對外關系的重心由美國轉向蘇聯。〔7〕但依然沒有放棄與美國的聯系。而美國杜魯門政府上臺后，為了戰后扶植一個親美的國民黨政府，以及與共產主義對抗的需要把中國建成亞洲的反共基地，這和中共的性質與利益必然發生沖突，美國與中共必將在戰后的一個時期內走向決裂。

（二）都為了在困難時期得到援助

國民黨政府不顧經歷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國家滿目瘡痍的情況和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求和平的現實，悍然發動內戰，這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作后盾，國民黨政府只能尋求國際援助。二戰打敗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兩大帝國主義強國受到了嚴重削弱，蘇聯也受到了重創，只有美國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通過戰爭獲得了經濟的巨大發展。而美國也為了扶植國民黨政府反共的需要，大力提供援助。美國在實施馬歇爾計劃的同時，對中國國民黨政府也援助了4億美元。〔8〕二戰期間實施的租借法案在戰爭結束后本應停止實施，但美國卻對國民黨政府特予例外，直到1946年9月30日才為其它軍事援助協定所代替。〔9〕全面內戰爆發后，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進一步加強。1946年成立了援華軍事顧問團，交付4艘驅逐艦、40艘其它艦只給國民黨海軍，并幫助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隊的空軍。還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美處置租借法案物資協定》、《中美剩余物資購買合約》等。這些大大助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從而放心大膽地挑動內戰，為維護中美壟斷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而鋌而走險。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國民黨政府遺留下的中國經濟瀕臨崩潰。正是由于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國得以在帝國主義政治孤立、軍事包圍、經濟封鎖的險惡環境中從社會主義蘇聯得到援助。1950年中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中蘇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中規定：蘇聯在1950年到1954年5年內，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作為中國償付蘇聯所交予的及其裝備和器材之用。〔10〕中蘇還達成在1952年底以前，將中長鐵路、旅順、大連的蘇軍基地及一切設施全部移交中國。〔11〕蘇聯曾先后給了中國相當于人民幣53.68億元的貸款，援助了中國149項重點建設項目。〔12〕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各種重要進口物資，而且向中國出口商品敞開了大門。50年代新中國主要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13〕這些加快了中國經濟的恢復和人民政權的鞏固，為一五計劃的順利實施和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創造了條件。

（三）都與倒向的對象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國民黨政府自1947年以后，爭取美援成為國民政府外交上的唯一任務。然而國民黨政府的獨裁和腐敗，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戰場上的失利，使大部分美援付諸東流。不僅如此，國民黨政府只知道依耐美國，沒錢就要，毫不吝惜，更不愿改革國內腐敗的政治和幾乎不堪救藥的經濟。而美國在援助國民黨政府上始終存在著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不愿坐視國民黨垮臺；另一方面，對國民黨浪費美援感到不滿。〔14〕魏德曼使團來華考察后發表的講話和聲明就表明了這種不滿，指出：“我在各方面看到的是麻木與怠惰……必須清除貪污無能的官吏，必須承認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 〔15〕在國民黨政府統治行將崩潰的時候，美國于1949年8月5日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大加抨擊，指責其腐敗無能并把戰爭失敗的責任完全加到蔣介石頭上。所有這些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不滿，但基于當時的處境和所處的依附地位，國民黨政府并不敢惹惱美國，除了抱怨和忍受外別無它法。

新中國自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締結以后，直到50年代中期，與蘇聯是友好的。但隨著蘇聯經濟建設取得巨大的成就，軍事技術的巨大突破，其大國沙文主義思想急劇發展，轉而對中國實行霸權主義政策，妄圖控制和壓服中國。1958年無理要求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遭到拒絕后就片面撕毀兩國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新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還在中印邊界沖突中偏袒印度，將中蘇分歧公諸于世。到1960年，蘇聯單方面撤走在華專家，廢除200多個科技合作項目，并挑起邊界糾紛。〔16〕所有這些，中國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自主與國家利益，作了堅決的回應和反擊。中蘇關系的破裂并沒有引起“一邊倒”外交政策的根本改變，因為“一邊倒”是倒向社會主義，而不是僅僅倒向蘇聯，蘇聯只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代表而已。這一時期中國外交依然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17〕

三、新舊中國“一邊倒”外交存在的不同點

（一）導致的結局不同

國民黨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和官僚資本的利益，倒向帝國主義一邊，以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來換取美國的援助。戰后美國在西歐援助的國家，資產階級政府的統治都延續了下來，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采取了武力與懷柔的雙重手段，并積極進行內部改革。而國民黨政府一味武力剿共，拒絕任何內部的改革，在這種情形下，美援只會加劇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腐敗與窮兵黷武，失去了改革的時機，而這又使這個政府更加反動，加快了自身的滅亡。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美國能幫助多少？起多大作用？過去美國幫助了40萬萬美金……已經用完了。”“事實證明：美帝國主義的援助并不足以挽救蔣介石的崩潰……” 〔18〕

新中國建國初期的“一邊倒”外交，使中蘇兩國迅速建立起友好合作的關系。經濟上，蘇聯向新中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新中國不僅順利進行了經濟建設，而且還從蘇聯學到了許多有益的經驗；政治上，為新中國打破西方的封鎖，發展自己的對外貿易，對外交往提供了有利條件。所有這些粉碎了帝國主義扼殺新中國的企圖，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雖然“一邊倒”外交存在一些弊端，但從總的來看，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

（二）所處的歷史地位不同

國民黨政府完全依耐美帝國主義的援助與支持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它的獨裁、反動、不民主使國內危機四伏，不僅激起了中國共產黨更堅決的抵抗，而且使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丟掉了中間道路的幻想，倒向了中共一邊，更加削弱了國民黨政府的威信和統治，而與美國的勾結深化了國民黨政府的賣國形象，因而也越發地失去了群眾基礎。毛澤東同志說得好：“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 〔19〕缺乏群眾基礎的政府是難以生存的，國民黨政府的生存需要與美國這一時期全球戰略的融合，注定了國民黨政府不能也無法擺脫倒向美帝國主義一邊的“一邊倒”外交，把對美外交作為自己外交的全部，直到它在大陸統治的結束。

新中國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的“一邊倒”外交在建國初期正確反映新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傾向和外交格局，有利于促進新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歷史證明這是必要和正確的。但這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與中共一貫追求和堅持的獨立自主在本質上是相沖突的，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尤其是在面對蘇聯的霸權和干預的情形下，新中國逐漸突破了“一邊倒”的格局，按自己的意愿開展國際交往和對外貿易。“一邊倒”外交逐漸被日后更加實際、更加靈活的外交政策所代替。

（三）中方的主動權不同

國民黨政府的“一邊倒”外交犧牲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與美國形成了一種依附關系。為了強化這種關系，國民黨政府不惜于1946年11月4日與美國簽訂了被稱作“新二十一條”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條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通商、關稅、貿易、設廠、開礦、居住、科學、教育，甚至軍事義務等二十多項特權，實屬罕見。連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財政部、經濟部及地政署等都提出了異議，無奈最高當局一心投靠美國，沒有采納。〔20〕

新中國的“一邊倒”外交基本建立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之上，沒有因“一邊倒”而完全聽命于他人，或完全倒向他人的懷抱。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21〕即使是在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批判南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時候，中共依然鮮明地宣布：“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的愛國主義與革命的民族戰士。” 〔22〕新中國成立后，從實踐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獨立自主的傾向，既頂住了蘇聯某些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也基本頂住了某些不公平貿易，中蘇關系的最終破裂從一個反面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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