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明朝海禁政策的影響？真的能禁住海外貿易嗎？)

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寧波。按規定，入貢須按先后順序，由市舶司驗貨及招待。宗設早到一步，照例應先予接待。可是宋素卿是一位遷居日本的寧波人，熟悉明朝官場交接之道，他通過賄賂主管太監，讓后者先行查驗貨物，而且款待規格遠在宗設之上。宗設大為不滿，憑借其人多勢眾，咆哮公堂，追殺瑞佐及其隨從，并向明朝守軍發起攻擊。他們大肆擄掠寧波及周圍地區，如入無人之境。備倭都指揮劉錦等人慘遭殺害。這一事件一時震動了朝野上下。

一小股入貢使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這顯然與明代中期海防力量廢弛有著直接的聯系。據記載，時至嘉靖年間，由朱元璋及朱棣等苦心經營的海防工事廢壞已相當嚴重，戰船、哨船“十不存一”，備倭衛所的士兵數量銳減，僅為原來的4／10，這使得明朝軍隊在氣焰囂張的倭寇面前束手無策。當時，內閣首輔夏言等人閉口不談海防問題，而將這件倭人侵擾事件簡單歸咎于市舶司的存在，認為“倭患起于市舶”，建議罷置市舶司。明世宗以為言之有理，遂于當年罷省沿海市舶司。這一舉措可以說是明朝海禁政策最極端的表現。事實證明，這種極端的海禁政策是導致明朝中葉沿海“倭患”日益嚴重的最主要原因。

從根本上講，“倭患”問題反映了日本對中國物產的貿易需求。明代社會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日本方面對中國許多商品需求量很大。胡宗憲《籌海圖編》中專有《倭好》一節，記載了日本人喜歡的中國物產。如衣料類：絲、絲棉、布、錦繡、紅線；日用器物類：針、鐵鍋、瓷器、漆器、女人脂粉；書籍類：佛經、醫書及四書五經。除此之外，日本方面還特別需要中國藥材。同時，中國士民對日本商品也有濃厚的興趣。如日本所產倭刀以其鋒利精巧備受稱道，成為官紳士民爭相求購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飾物等，也頗受明朝百姓的歡迎。

起初，朱元璋雖與日本官府絕交，但仍保持著官方貿易，市舶司就是明朝政府專管海外貿易的正式機構。市舶司原設于江蘇太倉黃家渡，后以地近南京，改設于福建泉州、浙江寧波、廣東廣州三地。市舶司在禁止海上走私、抑止奸商牟取暴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明官府調節有無，增加收入，節省海防建設的開支，達到了“利權在上”的目的，控制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

日本使者到中國“進貢”之時，除正常的官方貿易外，還可以進行私人交易。明朝政府規定：日本官方貢物由朝廷收管，而使者自行攜帶的物品則可以自由處理，官方可以出價收購，日本人對官方收購不滿意者，可自行上市交易，因而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日本入貢使者實際上是一個特殊形式的貿易團體，也正因為有利可圖，才會發生爭相“入貢”的騷亂。

明朝官府本應正視與鼓勵這種雙方均獲益的貿易關系，與此同時，還應該積極加強海防，以保證萬里海疆的安全。然而，首輔夏言等人敷衍塞責，將“倭患”起因完全歸咎于負責對外貿易的市舶司，輕率地予以關閉。這種簡單而愚蠢的做法不但不能遏制中日之間的貿易聯系，反而使問題復雜化。從此，公開的交易轉為暗中的走私，斷絕了官方的大批收入，使奸商從中牟取暴利。并由這種私下交易引起的爭端，釀成更為嚴重的“倭患”。

在與日本人長期交往的過程中，沿海地區的富商大賈也認識到對外貿易的豐厚利潤，“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不少沿海豪民建造巨型船舶，進行大規模的走私貿易，“法不能止”。同時，明代中葉，政治腐敗，賄賂公行，土地兼并嚴重，不少生活困苦的貧民迫于生計，紛紛入海求生，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紳及窮困潦倒的秀才也混跡其中。時間一長，幾種勢力聯合起來就形成了較為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這種走私集團必須以沿海的富商大姓為依托，幫助他們囤積及銷售貨物。市舶司存在之時，民間的私市相當盛行，走私貨物得以較順利地運銷，彼此均有利可圖。與“入貢”的日本人各行其道，這種武裝走私集團并沒有對沿海地區的安全構成多大的威脅。市舶司被嚴令全部罷撤后，中日貿易渠道嚴重受阻，這成為明中葉“倭患”的導火線。首先是攜來貨物的日本國人，他們只好將所帶貨物賒賣給當地的商人。但明朝本有禁止私人與番人交易的律令，市舶司撤消后，這種禁令更加嚴格。商人在無法迅速銷售的情況下，只得拖欠貨款不償，“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在日人催逼之時，只好避債而逃。日人在無可奈何之余，只得求助于當地的官紳之家，而官紳之家拖欠貨款更甚于商家，日人為索錢款，久困于海島之上，饑饉難耐，便登陸進行劫掠。

與日人境遇相仿，中國原來的民間走私集團也陷入了困境。《明實錄》有一段記載，典型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據載，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當時沿海走私集團最著名的頭目為王直與徐海等，他們貨物交易的中轉站為余姚謝氏。明朝罷除市舶司后，謝氏借口“倭貨”難于出手，隨意貶抑貨值，并拖欠了不少錢款。日積月累，王直、徐海等人逼索不已，謝氏又無力償還，萬般無奈之余，便恫嚇道：“如再相逼，我將向官府告發。”王直等人自然不甘心財貨兩空，便伺機報復。他們糾合同伙，包括與其熟識的日人，趁深夜沖人謝宅，縱火焚燒，殺死男女數人，將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地方官員聞訊后，為推諉罪責，向上司宣稱倭賊入寇。王直、徐海等人也利用明朝官員及士民對倭寇的畏懼心理，所至之處，動輒以“倭寇”為旗號，其實內部真正的日本人寥寥無幾。顯然，這些“中國倭寇”的出現，使明代的“倭患”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復雜，這同樣也是明朝全面海禁帶來的惡果。

上述幾股勢力聯合起來，形成了聲勢驚人的“倭寇”集團。一時間，浙江、福建沿海地區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尤其是富商、權官與之里應外合，使原來從事走私貿易之人變成明火執仗的強盜。橫遭攻掠的城邑不計其數，被掠公私財物更是難以估量。浙東、福建沿海嚴重的“倭患”驚動了明朝最高執政者，朱紈受命任浙江巡撫，兼攝福、興、漳、泉諸州府軍事。朱紈雖然是一位任勞任怨、恪盡職守的正直官員，但他對當時“倭患”起因的認識卻很不全面。他片面地認為，沿海巨商權官的幫助與接應，是“倭寇”四處橫行的癥結所在，因而下令禁海，不僅嚴禁漁民下海，就是海邊帶有雙桅之船也全部焚毀，違者處斬。他宣稱：“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為此，朱紈采取了果斷的措施，將抓獲的通番奸細數十人斬首示眾，同時上報了有通倭嫌疑的數位權官的姓名，請示上司予以懲戒。

朱紈的舉措在沿海地區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也為自己招來了災禍。當時，在有名的通商口岸如浙江寧波、定海，福建漳州等，為謀取厚利。權官之家大都參與走私貿易，因而均可稱為“通番”的巢穴。他們對朱紈的揭露與嚴厲措施恨之入骨，自然不會束手待斃。這些人通過種種關系。令朝中人士彈劾朱紈等人擅權專殺。世宗偏聽偏信，很快罷免了朱紈的官職，并派人進行審查。沒想到，審查的結果竟與朝官的彈劾如出一轍，朱紈憤而自殺。“倭患”的出現使明朝官府內部相互傾軋的丑惡暴露無遺。

朱紈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董威等人請求放寬海禁，得到朝廷的批準，但這種措施并沒有達到有效遏制“倭患”的目的，因為走私集團通過武力較量，看到了嘉靖朝野畏懼“倭寇”的心理，嘗到了四處殺掠的甜頭，進而演變成了專門從事擄掠的職業海盜。明朝海防工事年久失修，兵士缺乏訓練，毫無斗志，遇敵則潰，這種情形更使“倭寇”得意忘形，無所顧忌。明朝雖派出重臣前往戡亂，但只是處于被動守御的狀態，無力主動出擊，而“倭寇”之船卻聯翩海上，四處流動作戰，故而能避實就虛，出奇制勝，使官軍防不勝防，疲于應付。明軍四處追剿，結果導致“倭患”的四處蔓延。工部侍郎趙文華在倭寇猖獗的情況下，甚至荒謬地提出禱祀東海之神，以鎮抑海患。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能加重沿海官民的困擾，絲毫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于是，橫行的倭寇又在杭州城外上演了“流血成川”的慘劇。

賦閑在家的杭州籍官員張濂在痛定之余，上言時事。他說：“下臣本是杭州人氏，在家閑居五年，頗知海寇始末。開始因為海禁特嚴，導致倭寇猖獗。而總督、巡撫等地方官因循茍且，玩忽職守，養虎貽患。”為此，他提出了三項對策：“一日重軍法之嚴以振積弱之氣；二日招民兵以收必勝之功；三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張濂就第三項對策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夫海市乃傳統舊制，原非本朝創設，如果瀕海之軍衛堅固依舊，市舶司也無害民之處。只因武備日弛，難以應變，而海禁漸嚴，倭人乏食，這才是海寇猖獗的真正原因。如果軍民訓練有素，嚴陣以待，倭寇擄掠則有性命之憂，必轉而從事貨物交易。然后漸開海市，不僅可使倭黨自行潰散，也可使瀕海之貧民假此為生，不萌參與寇盜之意。”

張濂所言道出了明代中葉“倭患”猖獗的原因所在，提出的應對措施如在大力加強海防建設的同時，恢復海市以疏散從寇的平民等，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可惜，他的上書并沒有引起當局的重視，單純的武力鎮壓仍舊在進行，而由此引發了更為嚴重而復雜的混亂，其危害甚至超過了“倭患”本身。如趙文華奉命禱祀海神，并督察沿海軍務。他到浙江后，與總督張經發生摩擦，于是暗中連疏彈劾。張經雖取得王江涇大捷，但仍被逮至京師，下詔獄處死。胡宗憲繼任總督后，采取剿撫并舉的策略，曾派人前往倭砦談判。結果。“倭寇”方面提出“重開貢市”的要求，胡宗憲據實向朝廷反映，因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對而未果。

胡宗憲雖先后誘殺“倭寇”頭目徐海、王直，但引起了其同黨的瘋狂報復。同時，明朝政府征調全國各省之兵參與平亂，江、浙、閩、廣各省加派糧餉，當地士民苦不堪言。外省之兵往往臨陣畏避，卻勇劫民財。沿海居民怨聲載道，不堪敲剝凌虐的百姓紛紛投入“倭寇”的行列。據載：“自后，閩、浙、江、粵之人，皆從倭奴（即日本國人），然大抵多華人，倭奴僅十一二。”而這些從倭的華人一般被稱為“奸民”。福州長樂人謝杰在其所著《虔臺倭纂》中對這種“奸民”的活動作過細致的描述，他說：倭寇對于閭閻人家的貧富和衙門府庫的虛實，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必有內線為之耳目。倭寇進犯之時，“千人四布，無一人知，鳴號而起，須臾畢集”，聲東擊西，處處得手，定有窩藏指示之人，這些人無疑就是“我之奸民”。另據明人萬表《海寇議前》記載，當時“倭寇”甚至受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熱烈歡迎和支持。如“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銃，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制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 ；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仆，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這些沿海居民對所謂“海賊”的支持與歡迎，在于交結“海賊”可獲厚利。由此可見，這些所謂“倭寇”在與明朝官軍武力對抗之時，依然從事著貿易活動，并非一味燒殺搶掠。只是在明朝嚴格的海禁政策下，這種貿易屬于非法的范疇，原來的商人便轉化為官軍圍剿的“海盜”或“倭寇”，顯然，這種“商”與“盜”之間的轉化，其關鍵就在于明朝政府是否實行海禁。當時有識之士明確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化為商，市禁則商轉化為盜。”這些所謂的“海盜”打出“倭寇”的旗號，正是為了與明朝官府進行對抗，以保護自己的貿易活動，即“商人轉化為強盜，只有成為強盜才能繼續經商”。

明朝歷代皇帝對海禁的態度雖不盡相同，但從其執法的主要依據——《大明律》的條文來看，大明王朝全面實行海禁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大明律》明確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另外，《大明律》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大船，而沒有這種船只，是不可能出海的，私自攜帶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并梟首示眾。甚至幫助與交結這種違禁海商的平民也要充軍發配。也就是說，根據《大明律》的規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違法的，更不用說與外番交易了。而那些私自下海與倭人交易者是

很赞哦!（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