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2008-202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地多元化格局，降低對特定貿易伙伴和特定進出口商品的依賴程度，對于國外反傾銷對象的一些重要產業產品，可以通過企業開發差異化產品實現出口產品多元化

促進加工貿易升級，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點，未來應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的檔次，努力切入更高的產業環節，增強加工貿易的國內產業配套能力，加快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發展具有高附加值、高新技術、高創匯的項目，繼續利用加工貿易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轉移，充分吸收國外的先進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設計標準，加大加工貿易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

同時應逐步開放服務業市場，大力發展服務貿易

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特別是鼓勵有優勢的服務貿易出口，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使之成為未來我國對外貿易新的增長點

改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制度：鑒于人民幣貶值曾是刺激我國外貿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造成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的主要因素，要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完善人民幣的形成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制度

此外，國內企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將生產廠建立在目標市場當地，避開貿易壁壘，降低順差額，使得我國的國際收支趨于平衡，進而可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使得我國的貨幣發行能夠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減小因為熱錢流入增發貨幣引起的通脹壓力

重視節約資源，維護國家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高度重視我國的能源資源保護戰略，建立和完善重要資源保障制度

首先，制定境外資源利用戰略，加大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性投資，中國除了在海外尋找能源供應地以外，還應積極推進與國外在節能技術領域的合作；其次，加強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進行戰略性資源儲備；再次，政府應制定國家節能計劃，制定各種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獎勵性和強制性措施，加強監管，走高效低耗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此外，要建立更合理的政府業績考核體系

改變以追求貿易目標增長為對外貿易政策核心的做法，轉變觀念，建立科學評判外貿政策和政策實施效果的指標體系，將以往立足于進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轉化為將“以質取勝”確立為整個外貿政策的核心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趨勢不確定性增強，全球經濟持續低速增長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世界經濟呈現“東升西降”的態勢。國際金融危機以后這一態勢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占全球經濟的比重由世紀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來這種狀況出現了新的變化，美國經濟復蘇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國經濟增速為2.2%，2014年達到2.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5年和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將高于3%。

不過整體來看，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歐盟復蘇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興經濟體受到資金外流、商品/能源價格下跌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等影響，經濟增長放緩。未來美聯儲加息等將會進一步收緊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空間，增加其系統性危機爆發的可能。這些都意味著全球增長格局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此外，近年來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基本金屬價格等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各種工業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價格相應疲軟。

第二，全球生產組織方式正發生劇烈變化，價值鏈中制造環節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但是主要從事低端環節。“十三五”我國制造業如何實現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攀升，這對作為全球制造大國的中國未來的產業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第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低成本國家工業化使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雙重擠壓的形勢更加嚴峻。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制造業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變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發達國家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勞動力迅速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制造業占本國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業的比重持續降低，制造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制造業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推出以重振制造業為核心內容的“再工業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業回流，對我國制造業發展形成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低成本的初始稟賦條件，以代工方式與國際經濟接軌，吸納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并成為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源動力之一。“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新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將面臨發達國家和低成本國家雙重競爭壓力。

第四，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規則醞釀新變化，全球化進程面臨新的挑戰。隨著全球化一體化和區域化一體化的推進，全球投資和貿易規則正發生新變化。

第五，大宗商品價格將可能維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回旋余地，也給我國帶來了收入的相對增加。能源領域，主要是頁巖氣、頁巖油的開發推動了美國的能源自立，其對中東地區的原油依賴進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東的油氣資源走向歐洲市場，擠壓了俄羅斯的市場份額，也導致了原油價格的暴跌。原油價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資源領域，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國需求減弱影響，以及傳統資源大國希望通過資源出口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希望盡快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的影響，價格下跌明顯。自2014年以來，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價格平均跌幅超過15%。這種趨勢有可能繼續保持一段時期，將增大“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回旋余地，同時為我國帶來了成本節約的紅利效應，提高我國的相對收入。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環境

第一，我國將處于由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階段。我國在2000年左右，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2010左右實現了由從中低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標準。不過，無論是按照匯率法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標準，我國人均GNI在世界銀行所列舉的200多個國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數據），仍處于欠發達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

與此同時，隨著高收入社會的到來，人民群眾的需求將更高、更加多樣化，特別是對政府服務、對生態環境將更加關注。如何滿足這些日益增長多樣化的更高需求，將是我國“十三”時期乃至以后相當長時期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第二，我國經濟處于增速的換擋期，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經濟更是以高于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的階段，特別是供給約束強化及房地產等長期需求峰值的到來，我國經濟正步入增速換檔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4.2%，其后逐漸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別增長7.7%和7.4%。“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不僅難以實現兩位數增長，就是實現較高的個位數增長也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增長速度的下滑將有可能加劇財政金融的風險，短期內還會加大結構性的就業壓力。

第三，依靠工業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產業轉型升級的任務更加緊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取得明顯進展，工業化成就突出，逐步確立了工業的主導地位。然而，2006年以來我國工業增加值所占的比重開始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2013年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步入工業化的后期階段。未來許多工業品產量都將陸續達到峰值，工業規模繼續擴張的空間將不斷收窄。如果繼續采取數量擴展的增長模式，將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導致投資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實現產業轉型的任務更加緊迫，迫切需要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規模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調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

第四，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數量和成本優勢將逐步削弱。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較低長期以來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然而，隨著21世紀初以來我國人口增長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新階段，我國人口數量和結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盡管我國仍屬于勞動力總量大國，但是近些年來勞動力總量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勞動力工資的不斷上漲。“十三五”時期仍將繼續保持這種趨勢，而且可能呈現加劇態勢。這將削弱我國勞動力數量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我國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第五，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較大拉動作用將難以重現，經濟增長面臨需求約束將不斷強化。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貨物和服務出口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占GDP總量的比重達到3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出口增速明顯放慢，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于20%的增長，回落到個位數增長，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長速度。展望“十三五”時期，一方面，從長周期來看全球經濟正處在一個低速增長時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來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匯率的升值，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外部需求動力將在較長時期內呈現較弱的狀態，這也將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需求約束更加強化，更加需要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

第六，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但是維持中高增速仍然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產能過剩是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一方面，傳統產業中鋼鐵、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如光伏行業也存在產能嚴重過剩。目前，風電設備產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電池的產能過剩達到95%。需要強調的是，目前我國很多行業存在的產能過剩，可能不是短期產能過剩，而是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來看的長期產能過剩，即供給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鎮住宅需求，2012年實際供給已經達到900萬套，據估計長期需求年度峰值約1300萬套，2015年左右將達到峰值；汽車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將在2020年左右出現；而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經或接近出現（劉世錦，2013）。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產能過剩仍將存在，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與此同時，維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并實現有效投資是我國必須解決重要問題。

第七，區域發展差距不斷縮小，但是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仍顯滯后。從區域發展來看，2004年前后，我國區域差距開始出現縮小態勢，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區域差距明顯縮小。反映區域相對差距的人均GDP對數標準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間呈現下降態勢，到2013年已經下降至0.215。盡管我國區域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是我國勞動力、資本、商品等跨區域流動仍面臨各種障礙，區域市場一體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約了我國區域差距的進一步縮小。

第八，發展可持續性面臨多重挑戰。從可貿易的資源來看，原油、原煤等消費量的絕對規模和在世界消費總量中的占比持續上升，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從不可貿易的資源，無論是土地還是水資源來看，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嚴峻。

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土壤超標點位的數量占調查點位總數量的比例）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2.7%，重金屬等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占全部超標點位的82.8%，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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