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日本對外貿易長期以來居世界(關于日本農產品進口~！！)

縱觀整個人類社會進步史，新中國60年極大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創造了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功模式和有益經驗，為廣大后發國家樹立了實現繁榮富強的典型示范

新中國發展成就的世界意義，不僅在于以自身成功加快了世界發展進程，更在于它的成功模式對世界發展具有借鑒作用

第一個貢獻：我們在60年的時間內，實現了世界最大規模人口群體不可逆轉的整體脫貧，對推進人類反貧困事業具有重大的示范意義

擺脫饑餓、遠離貧困，是人類進步的基本要求

從原始社會起，人類就拉開了反貧困反饑餓的斗爭序幕，但直到今天，世界還有1/6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而新中國帶領世界1/5的人口，只用36年時間就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只用51年時間就進入了小康社會

世界銀行2008年宣布，過去25年全球反貧困事業成就的67%來自于中國

中國的成功脫貧，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世界貧困人口提供了重要經驗

第二個貢獻：我們在60年的時間內，成功樹立了世界第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范例，對構建持續穩定的和諧世界具有重大的意義

縱觀歷史上世界大國的崛起，無一不是以血與火開道，無一不伴隨著對外擴張和武力征服

這樣的大國崛起，都是走的“外延式”的擴張道路，都把本國的強盛建立在他國衰落的基礎之上

而中國的崛起，走的是“內生型”的發展道路，堅持把國家強盛建立在世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

這60年，我們始終奉行“和平崛起”戰略，積極扮演國際秩序的“建設者”而不是“解構者”

特別是中國的對外開放，更是開啟了世界不同意識形態國家交流合作、同生共贏的新型國家關系

這樣的崛起，對實現世界持久和平具有深遠意義

第三個貢獻：我們在60年的時間內，創造了大型經濟體持續快速增長的世界奇跡，對廣大后發國家加快經濟趕超進程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在人類近現代史上，后發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發展奇跡，最重要的有兩次：一次是美國趕超英國，另一次是日本追趕美國

但無論是美國奇跡、還是日本奇跡，都無法與中國奇跡相比

美國在50多年的追趕過程中，經濟年均增速只有4%；日本經濟的黃金期雖然達到9

8%，但只維持了18年

而我國連續60年保持8%以上的增速，創造了長達30年年均增長9

8%的世界紀錄

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最大、社會深刻轉型的復雜經濟體，能夠保持這樣長時間、這樣高速度的發展態勢，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功范例

第四個貢獻：我們在60年的時間內，創造性地進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成功實踐，對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具有重大的實證意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之所以是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就在于它能夠創造更加發達的生產力

但“蘇東劇變”的深刻根源，卻恰恰在于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嚴重滯后

這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也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受到廣泛質疑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手段結合起來，釋放出推動發展的強大制度活力

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以遠高于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強勁發展

“蘇東劇變”20年后的今天，社會主義的大旗不僅不倒，而且更加光彩奪目！中國的成功實踐，以雄辯的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增強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促進了對人類更高文明形態的有益探索

我感到，新中國60年發展的意義還在于：它通過徹底摧毀小農經濟這種周而復始簡單再生產的產業體系，從而改造了中華文明基于這種經濟根源而產生的保守封閉、僵化守成的不合理因子，改變了中華民族內斂性的文明特征和民族心態，蓬蓬勃勃地生發出一種由內而外的張力

在傳統社會結構被激烈社會革命摧毀的基礎上，60年的發展還在中國重新塑造了一個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社會組織體系；而改革開放的實施，更是極大激發了中華民族善于致富、敢于創新的天性

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使幾千年從未間斷的中華文明浴火重生，使中華民族擺脫了每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來一次治亂興衰循環的歷史怪圈，使中華文明不可逆轉地走上了一條不斷自我更新、自我嬗變的超越之路

這，才是60年發展對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長遠的意義

結合所學知識說說日本是怎樣一步步侵華的

其實主要是甲午之戰，當時日本走向了資本主義，但并不是很成熟，猶如一個新生兒，當時日本想以閃電戰結束，因為他們財政也不是很富裕，打仗靠的是賣向歐洲的戰爭債券，當甲午之戰贏了后，清政府配了兩萬萬兩白銀，使日本迅速的發展起來，才發動了侵華戰爭。其實日本那以前很多年都在中國東北經營，希望有朝一日能占有這片土地，只不過以前歷朝歷代再怎么衰弱都能壓制住小日本，到近代清后期就不行了。我這有一篇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中國和日本人文造就的不同命運

馬克思早就認為：“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周圍的自然。” 談到市場經濟和企業經營，自然條件是最重要的，要說對中國企業和對整個中國社會這是一場從里到外的徹底考驗，我們就不能不談到我們身邊的近鄰——日本。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典范，盡管由于自身文化體系的不足，日本曾犯過非常嚴重的低級錯誤，但是，日本無疑是經濟與文化轉型過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深入解剖日本的發展歷史是非常重要的。與我們一衣帶水的亞洲島國日本，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都不算好，在僅有37.7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卻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330人，達到世界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幾乎沒有什么說得上的資源優勢，應當說，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資源貧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被稱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基本上沒有什么可稱得上的、獨特的文化。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觀察家的眼中如同當時的中國一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沉睡國家，這是因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就拜中國為師，派出不少“譴隋使”和“譴唐使”全面學習中華文化，以至于幾乎全部傳承了中國的文化，英國人盧瑟夫·阿爾科克評價說：“日本實在是一個充滿反常與逆說的國家”,這與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幾乎是大同小異。繼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人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后，1853年，美國人的“黑船”（軍艦）也敲開了日本幕府封閉達218年的國門，日本也同樣緊隨中國面臨著被西方列強宰割的命運。此時，雖然中、日兩國的國門被打開，但西方列強自身也面臨著不少困難，他們對東亞國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準備妥當，也就是說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其外部環境來說，中、日兩國都有成為東亞強國的機會。然而， 中國保守的落后文化觀念左右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洋務運動”并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而日本的維新派則及時抓住機遇，選擇了決定性的“倒幕”，使日本“沖出了最危險的關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過程中，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條誓文》中，有一條為“求知識于世界”，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科學文化成了日本的綱領性國策。著名學者黃仁宇說：“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觀念，日本人經常在技術工作中體現出精研獨到的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易于協調的特點。”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問題，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個島上失事，船上的船員以上千兩黃金的價格賣給當地首領一支火槍，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學會了制造火槍并且加以了改進，到17世紀初，火槍的價格已經降到了每支1.2兩黃金。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與刀》中，形容日本人的個性是一種菊花般的雅致、內斂和刀劍般的剛烈、堅韌的矛盾性格，這種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構成體系，使日本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但是，卻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歷來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不僅在科技領域，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領域，也都以善于學習先進民族的長處而著稱與世。著名經濟歷史學家G·C·阿倫說：“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獲得如此影響西方世界的能量與無休止的野心，從它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觀點與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訓練有素并不斷大膽實踐的組織能力。”此時，正值世界工業革命的黃金時期，一種工業經濟時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漸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視為東亞龐然大物的中華帝國，竟然被勞師遠征的小股英軍輕而易舉地擊敗，這使日本人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并將目標轉向了新的學習對象，宣布“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即“華而不實，缺乏雄心壯志，注重虛名，漠視實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軍即將全軍覆沒之際，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在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勸降信中說：“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致也。”

當時，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費用是4萬兩白銀，實際價值可以購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的費用可以購買一艘超級主力艦艇。當年擊沉中國“致遠”號的日本“吉野”號軍艦，就是清政府在德國漢諾威船廠訂購的，因為后續的海軍軍費被挪用，無錢支付，才被日本買走。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并不是我們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們自己首先就已經垮掉了，因為一個貪圖自己享樂的小朝廷是不會顧忌國家的利益與民眾的疾苦的。驚醒過來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三大國策，開始了追趕西方的急行軍。日本驚人的學習和復制能力此時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明治維新”后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開了朝鮮市場；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日本又在中國得到了大筆賠款；10年后，日本又打敗了強大的俄國。而中國人則一直固守著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認為中國的根本體制和文化是最優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學過來就行。所以，對西方社會的一切變化視而不見，因而一敗再敗，最終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宰割的對象。

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境遇雖然讓人感到同情和憤怒，但是，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竟然毫無還手之力也著實讓人感到困惑。馬克思就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對中國表示出一種不解：“一個人口幾乎占世界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的。”其實，中國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謀害以后就已經開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徹底消亡。“數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強（無論是國家的、制度的、代際的還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創新精神。習以為常并根深蒂固的觀念、廣為流傳的規范以及各種行為標準都是產生新想法的敵人。任何以和諧以及均衡為驕傲的社會，幾乎不可能誘發另類思想。”一個體系的和諧是自然達成的，而創新與協調的基礎才是和諧中最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創新的價值之所在啊。

從1298年馬可·波羅在獄中撰寫《馬可·波羅行記》開始，到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是無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當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將中國奉為一種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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