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明朝中后期海外貿易的三條航線(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明初這種強盛的國勢、發達的貿易，本身具有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系，擴大海外的貿易和來往的要求。明太祖于1389年編制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明成祖朱棣進一步對外擴展海外貿易，決定組織一支強大的船隊，前往“西洋”諸國。

中國唐宋元朝以來發達的造船技術；

中國古代羅盤，火炮等技術的不斷發展，為大規模的遠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永樂帝明成祖宣揚大國國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中國的元朝的遠洋貿易傳統，元朝時中國的遠洋貿易非常發達[8] ，擁有當時世界上貿易量最大的幾個港口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為后來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礎。

地方支持：江蘇、福建等提供的支持

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能夠調動力量辦大事，能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軍事力量保障；

鄭和船隊上的海員、明朝軍隊士兵、翻譯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船隊編制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成的，在當時世界上堪稱一支實力雄厚的海上機動編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鄭和是海軍司令或海軍統帥。著名的國際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這一時期的世界歷史之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鄭和下西洋船隊，是根據海上航行和擔負的任務，采用軍事組織形式組建的。

首先，人數多。

鄭和下西洋的人數，史料上有明確記載的有4次。

鄭和每次下西洋人數在27000人以上。約明朝軍隊5個衛，每個衛5000-5500人；從《武職簿》來看，主要是來自沿海衛所。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分別在90-150人之間；170多；265人。我這里不是單純地談數量，而是說明一個科學道理，航海人數的多少，反映了一種實力，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它需要各方面物質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隊編制。

根據中國海軍專業人員多年研究，鄭和船隊由舟師、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就是現在的艦艇部隊，基本單位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后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棲部隊用于登陸行動；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莊嚴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務，鄭和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貿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軍事護航部分。指揮部分：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鄭和職務是欽差正使總兵太監；航海部分：航海業務、修船的、預測天氣的等；外交貿易部分：外交禮儀的、進行貿易的、聯絡翻譯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財務的、后勤供應的、起草文書的、醫務人員等；軍事護航部分：負責航行安全和軍事行動的。從對鄭和船隊人員組成研究，編制是完善的、嚴密的，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豐富航海經驗，確保鄭和下西洋的實現。

別的影響：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永樂期間，鄭和下西洋所費約在白銀600萬兩，相當于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而這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而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銀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僅造修費用就需要幾十萬兩銀子。

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后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板不許下海”[9] 。在梁啟超看來，“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地處福建的小城福建福州長樂縣驟然喧嘩起來。一支兩百多只船、兩萬七千多人的龐大船隊，從太倉劉家港南下，泊在縣城西邊的太平港。[10] 福建長樂縣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開洋之地，當年龐大艦隊屢此駐扎于此，伺風下海。這里不僅有鄭和當年親自豎立、保存完好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而且有下西洋影響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嚴重更促使人們紀念和崇拜與海洋相關的神癨，將鄭和塑像供奉在寺廟中，合乎一般民間造神過程的。

永樂帝即位當年，他就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優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戶來南京龍江造船，他動員全國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遠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寶船長44丈，寬18丈，當屬15世紀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南京龍江造船廠遺址現有鄭和寶船模型一座。

造這么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決于實際需要的載重量，而是為了給人“巍如山丘，浮動波上”的觀感，以“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為了保證造船質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

永樂年間，鄭和船隊每到一國，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詔書，舉行隆重的冊封典禮，賞賜寶物。除了建立藩屬關系之外，鄭和還奉命調解海外各國之間的紛爭，飽受強國欺凌的滿刺加國，就是在鄭和的幫助下獲得獨立的。

事實上，與貢品相較，“際天極地皆王臣”的滿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東西。明成祖在位時，鄭和每次下西洋，隨船隊來中國的各國貢使、國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時候，船上載有16國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屬。到永樂晚期，來朝貢的國家超過60多個。

這么多國家樂于朝貢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貢物后，按“賞賜厚宜”的原則予以賞賜。賞賜物品與貢品的差價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蘇門答臘市場每百斤值1兩，但作為“貢品”，明朝政府給予每百斤20兩。

具體賞給了巫寶赤納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貫大方，卻是事實。賜給各國國王、王族絲綢、瓷器等物品，絲綢動輒數千匹，“永樂間多給銅錢”。1405年賜給日本國王銅錢150萬枚，次年又賞賜1500萬枚，王妃500萬枚。以致于一段時間內，日本甚至自己不鑄銅錢，以永樂銅錢作為通行日本的貨幣。

賞賜之外，招待貢使也是一項巨大開支。完成繁雜的朝貢手續，往往需要很多時日，而沿途往返的車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擔，另外還給銀錠作為車馬費。于是，許多貢使和大批隨從，一邊從容處理自家的貿易，一邊樂不思蜀地等待。巫寶赤納在中國待了大半年時間，便逢上鄭和出航。有的貢使為了搭乘免費的寶船回國，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鄭和船隊抵達滿刺加國，先送巫寶赤納回國復命，然后前往暹羅國宣讀明宣宗的敕書，告誡其“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體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鄭和往返滿刺加和暹羅兩國之間，忙了一個多月才調解妥當。

八月十八日，船隊到達蘇門答剌，然后去阿魯、那故兒、黎代、南渤利等國訪問。前幾次下西洋，鄭和已在這些國家舉行過封王儀式，賜其國王或酋長璽書、彩幣、御窯瓷器等物。

朝貢貿易

事實上，鄭和船隊，又名取寶船，他所率領的部屬，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資的軍隊，從西洋各國獵取珍珠、瑪瑙、香料、奇禽異獸等“寶物”，運回國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貴族享受。這些寶物，并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

巨型寶船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一艘船可容納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記：“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有五種類型的船舶。第一種類型叫“寶船”。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體式巍然，巨無匹敵。它的鐵舵，須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第二種叫“馬船”。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叫“糧船”。它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叫“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第五種叫“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可見，鄭和所率領船隊的船只，有的用于載貨，有的用于運糧，有的用于作戰，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細致，種類較多。我們可以說，鄭和的船隊是一支以寶船為主體，配合以協助船只組成的規模宏大的船隊。

肯定派

鄭和下西洋船只

認為《明史》基本上正確，因為南京靜海寺鄭和殘碑所記“兩千料海船”，不是“寶船”，而是較小的“戰座船”。

對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考古，發掘出一根約15米長的舵，和明史所述寶船大小相符。

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船塢寬可容20丈。

伊本·白圖泰（ibnBattuta）（1304-1377年）游記中早已紀錄中國巨大的12張帆可載千人的海船。白圖泰的紀錄可作為12帆載千人的寶船的旁證。

根據南京靜海寺鄭和所立殘碑記載，鄭和首次出海寶船為“兩千料”，根據他們推論，折合長約為長十五到二十丈，寬六到八丈左右。載重量約為五千噸。至今未有人復制能夠實際航行的四十四丈“寶船”。復制中的寶船多采用質疑派的說法。

即便采用質疑派的說法，鄭和寶船仍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右圖為按照當年鄭和船隊中的中號寶船尺度設計建造的仿古寶船，展示于南京寶船廠遺址公園。船長63.25米、船寬13.8米，6桅8帆，排水量約1300噸。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云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于通訊聯系。

體現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天文航海技術

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2、地文航海技術

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3、《鄭和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得以傳世，多虧明代晚期作者茅元儀抄錄在《武備志》中。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收入《武備志》時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后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志、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1947年民國政府內政部以鄭和等命名南海諸島礁，紀念這位偉大的航海家。

《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該圖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制圖的范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于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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