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影響(明清海外貿易政策的影響)

由上述金銀之間的比價變動情況來看，黃金是處于較為穩定的升值，銀則相對貶值的狀態。學者錢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紀中外金銀比價變動情況（見表）。本來，整個明朝，黃金平均價格每兩折合白銀6兩4錢7分，約等于宋元時代平均價格（10兩3錢弱）的63%，最低曾達到折白銀1兩6錢7分。[29]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后，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后于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后，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于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于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后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于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為加強于外國的聯系,明朝采取了怎樣的措施?收到了什么效果?

起初，明朝并不是完全不讓對外貿易，而是不允許民間的對外航海，而政府卻大規模外出航海。隨后為了防范海寇實行海禁

明朝的對外政策，尤其是與海洋有關的政策，不能簡單理解為閉關鎖國。而是開放與防御的結合。海禁政策是為了更好的開放。

首先，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維護了政權的穩定，與之對應的開放政策，造就了領先世界的鄭和船隊。同時帶來各個國家間很多物質和文化的交流，其影響延續至今。

其次，明朝中期強硬的海禁政策，雖然對沿海居民的生活有一些副作用，但是，這一政策的成功，最終規范了對外貿易的準則，維護了海上貿易秩序。中國此后冷彎型鋼在海外貿易中長期處于順差，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與這一政策有著很大的關系。

第三，海禁政策成功之后，明代后期，誕生了以鄭芝龍為代表的梟雄，足以威懾無法無天的歐洲老列強。（17世紀鄭芝龍勢力最為強大的時候，荷蘭人每年向鄭芝龍繳納12萬法郎，才能保證東印度公司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鄭芝龍船隊的旗幟，在西太平洋暢通無阻，使得當時的歐洲列強不得不放棄壟斷對中國貿易的念頭，而鄭芝龍的霸主地位與明朝政府的扶持是有必然聯系的。同時，明朝后期的開放政策后來還間接導致了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收復臺灣，避免了臺灣成為東南亞一樣的殖民地。

第四，明朝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改變了我們今天的生活。一大批與我們今天的生活密切相關的農產品都是在明朝引進的。例如，玉米、甘薯、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煙草等等。但是這些植物成為大宗經濟作物都是在明朝引進美洲品種之后。這些心理買粉絲農作物的普及提高了中國農產品的產量，中國人口的大幅增長也由此引起，而人口的增長是資本主義經濟一個重要的因素。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明朝的對外開放、互相交流的政策對中國所形成的長遠的益處。

第五，明朝后期的開放政策，出現了一批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與后來中國對于西方傳教活動失去主導地位的情況相比，這一時期的傳教士對于東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對于中國來說，一批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技術非常及時地來到中國，例如，徐光啟的望遠鏡只比伽利略晚了20年，開普勒的天文學著作在歐洲剛出版，便給中國寄來了一本。與此同時，傳教士帶回歐洲的關于中國的文化、制度、典籍等等，成為歐洲啟蒙運動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中國的器物也成為當時歐洲的環氧地坪時尚。

總而言之，明朝并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時代，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只是為了更好的開放。如果我們把海禁政策中只言片語拿出來，當成是中國自我封閉的證據，只會對歷史造成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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