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日本對外貿易發展史(二戰后50-7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地位如何？)

紀60年代后，日本政府又將“機振法”延長了10年，繼續扶持機械工業的發展，使機械工業在一些主要方面趕上了歐美發達國家。由于機械工業的優先發展，日本的工業到70年代初已經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裝備起來，機械工業的技術優勢成為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建立經濟奇跡的“秘密武器”。它以制造技術的“高、精、尖”為特點，以極高的市場占有率和快速的產品技術創新為武器，創造了一個日本制造業的全球時代。

（三）引進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促進本國技術更新的“技術立國”戰略

日本在重點發展重化工業和機械制造業的時候，面臨設備陳舊、技術落后等一系列問題，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瓶頸。針對這種情況，日本實行了以引進、模仿、改進、創新為主的吸收型技術戰略。其主要措施有：(1)頒布了《外匯及外貿法》和《外資法》，將吸引外資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2)公布重點產業政策，引導引進技術流向石油、化學、電子、合成纖維等新興工業部門。(3)政府挑選能承擔引進新技術的大企業，給予法律保護。

技術引進對日本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到1970年的短短15年間，日本引進技術總計24918件，花費57.4億美元，節省了60%的時間，90%的研究經費。（注：李毅.產業結構調整與日本型新經濟的探索[J].世界經濟導刊，2002,(5).）引進技術對日本短期內趕超先進國家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并且日本通過對引進技術的改造創新，形成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反過來進行出口創匯。1955年日本的技術出口已經略有收益，出口額占進口額的1.2%，到1960年為2.4%，1965年為10.2%，1970年為13.6%。1971年日本政府在其“70年代通商政策展望”中表示向“知識密集性產業轉換”，技術的自主開發更受到重視，能力也越來越強，1975年技術的出口與進口之比已達近1∶4。（注：不同類型國家經濟翻兩番概況[M].青海人民出版社，141.）

（四）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

1955年，日本加入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就要求其實行貿易自由化。而當時日本企業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水平都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能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數量非常有限，因此，實行貿易自由化對日本產業發展極為不利。所以，日本對原料部門首先實現自由化，使日本能夠在國際上以低廉價格進口原料和燃料，到1963年8月，進口自由化率已達到92%。原料進口自由化使工業品價格下降，提高了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其次，對汽車、電子計算機、重型機械等重點產業實行貿易保護，直到1965年，電子、機械、汽車、鋼鐵、電力、石油等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國際競爭力大為增強，并在世界市場上占有重要地位，能夠抵擋國際競爭時，日本才逐漸實行貿易自由化。

另一方面，日本通過產業組織政策，加速企業規模的大型化和集團化，提高工業生產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以便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增強國際競爭力。在政府的促進下，1964年三菱公司與三重公司合并；1966年日產汽車公司與王子汽車公司合并；1968年日商與巖井兩大綜合商社合并；1970年當時名列日本鋼鐵業第一和第八的八幡和富士兩大鋼鐵企業合并。（注：小宮隆太郎等.日本的產業政策[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62.）合并后的企業，規模大，實力雄厚，競爭力強，為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五）政、官、財復合體制

上述具體產業政策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對企業的強力管理之上的。二戰后，日本發展經濟的起點比北美和西歐低很多。為了實觀趕超，日本政府采取了“政、官、財復合體制”，即日本政府規劃戰略，銀行根據政府的導向提供貸款，企業根據政府政策的導向制定發展計劃和組織生產。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和合作，政府成為經濟活動脈搏的啟動中心。所以日本經濟被稱為“典型的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這種體制使企業的發展得到了強有力支持，但是也有很多弊端，如誤導企業的發展，企業過分依賴政府，官企勾結導致腐敗等等

求二戰之后日本經濟的發展簡史

歷史上，日本憑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發展起來，特別是二戰后的經濟復蘇和繁榮。2001年10月第2版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下冊第四章第二節關于戰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的原因中，教材把其闡述為以下幾點：第一，日本進行比較廣泛的社會改革，進一步消除了生產關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國扶植日本；第三，國民經濟的非軍事化；第四，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和培養人才。 一、 美國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日本的獨占和政治改造。二戰后，美國單獨占領日本，長達七年，保證日本領土的完整性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單一性，有利于日本長期穩定發展。美國還對日本進行了以民主、法制為基礎的政治改造。羅伯特"埃德爾斯坦和讓"邁克爾"保羅教授說：“為取得成功，就必須立即進行廣泛的體制改革，即創造性地打破阻礙日本經濟復蘇或經濟增長的那些障礙。”如解散財閥，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業中以家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財閥企業的一些封建性弊端，為企業間較為平等的競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上。農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農業生產力，擴大農村市場，這使日本進入了一個比較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美國出于在遠東戰略的需要，還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國的“三權分立”原則對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政體進行改革。美國的這些措施為日本戰后走上和平建設，集中精力抓發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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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戰”需要，對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給予大力支持。美國放棄了對日本戰爭索賠，撤消了以拆遷日本軍事工業作為戰爭賠償的計劃。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國先后提出兩個新方案，對先前的“賠償方案”進行大幅度修改，將拆遷的工業設備減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賠款。戰后初期，美國給日本20多億美元的援助和貸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鐵礦石等能源和原料。從而促進了戰后日本經濟的振興，并且美國“核保護傘”戰略大大節省了安全防務的費用。

第二、亞洲的兩場局部戰爭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特別是朝鮮戰爭，極大促進日本戰后經濟的復蘇步伐。戰爭引起了“特需景氣”，侵朝美軍大量向日本廠商進行軍事訂貨和購買廉價勞務，使日本企業積存滯銷的1000-1500萬日元庫存產品一掃而空，并一舉改變了財政緊縮中苦苦掙扎的日本經濟被動局面。據統計，從戰爭爆發到1953年，這種特需收入為12.8億美元，廣義上的特需收入為23.8億美元。日本外匯儲備1949年僅為2億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億美元，三年內增長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匯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達38.1%之多，20多萬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產，總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總計達36億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經濟的恢復，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帶動了有效需求的增長，而且為增加原料進口和先進技術進口，更新陳舊設備提供了有利條件。朝鮮戰爭的爆發及由此引起的國際局勢的變化，促進了日本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朝鮮戰爭賦予了日本實現擴大進出口上的機會，日本通常出口貿易顯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總額增長為7400萬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創造了戰后日本月出口額的最高記錄。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額為5000萬美元，則下半年一下子躍升為8000萬美元。可以說朝鮮戰爭是日本經濟的回生妙藥。

二、日本政府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和領導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推動，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國家加強對經濟的宏觀管理。

第一、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通過各種計劃，促進經濟的起飛。如鳩山內閣《經濟自衛五年計劃》，岸信介內閣的《新長期經濟計劃》，池田內閣的《國民經濟倍增計劃》。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產業的培育與開發、指導、調節新型工業的發展。如先后通過《關于合成樹脂工業的育成》、《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合成橡膠制造事業特別措置法》，通過這些規劃的實施，不僅調整了產業結構，確立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對國內經濟生活的調整達到了落實。當然重要的基礎產業，如果市場選擇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是多余的，對這些產業，政府在確認市場必定不去選擇，便以合適的方法選擇它們，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稅制、中間組織協調利益手段的干預來補足。

第三、政府確定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經濟政策，實現從“貿易立國”至“技術立國”的轉變。日本國內市場狹窄，工業產品依靠大量出口，為此政府提出“貿易立國”的口號，出口貿易增長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3.6%，而出口貿易平均每年增長16.9%。日本政府認為科技是國力的核心要素，適應新技術革命蓬勃興起的形勢提出“技術立國”的戰略思想。日本重視技術對國家發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從模仿到創新的經濟技術發展模式。據統計，從50年代至1977年，引進國外技術達2.9萬多項，然后根據本國的經濟特點和技術基礎加以改進、補充和發展，成為“日本化”的新技術。當然，許多人把經濟增長歸功于強大政府干預，盡管有政府干預，大部分時期日本的經濟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規律發展。據一項重要研究，經濟自由仍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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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與企業精神的推動。

日本企業實行嚴格而靈活的科學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許多大企業推行“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使職工利益與企業利益有機結合起來，職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職工報酬上的差距，使職工感到只有不斷競爭，不斷創新才能得到高報酬，從而具有壓力感。企業重視對職工的“感情投資”，主動協調勞資關系，培養職工“以廠為家”的敬業精神。這種“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養強大的工業能力。企業管理者重視精神投資。正如索尼公司總經理盛田昭夫所說的“日本優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奧秘和秘訣。一個企業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種理論、計劃或政府政策。日本企業管理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與職員建立良好的關系，培養親如一家、唇齒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經營得有聲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體員工同甘苦，共命運的企業。除日本之外，我還未發現有哪一個國家采用這套簡易的管理方法。實踐已經有力地證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業管理者千方百計地培養同勞動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僅關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關心工人的生活；不僅關心工人個人，還關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結婚、病喪，更是企業“感情投資”的良機。例如，西武集團每年舉行獨特的擦皮鞋儀式，首先由高級職員為新職員擦皮鞋，然后是新職員為前輩擦皮鞋，總社和各分社社長都親臨這一隆重儀式，并由電視臺通過衛星向全國轉播，以培養職工熱愛公司的精神，促進同事間的溝通。日本的現代企業精神與日本傳統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有密切聯系。日本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不同于中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觀念，其家庭觀念的出發點是：家庭是一個經營單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國傳統的大家族關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帶風”，又可以比西方的結構更和諧、更密切、更團結，成為一種社會凝聚力。日本學者說：西方社會的單位是個人，由個人集合而成為國家，而日本的社會單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國家。所以日本以“勞資一體”，“以企業為家”的宣傳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觀念轉變成了公司本位觀念，形成一種團結奮進的工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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