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朝貢貿易開始衰落的標志(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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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中國禁煙消息傳至英國，英國國會對此進行激烈辯論，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下，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軍事行動

10月1日，英國內閣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作出“派遣艦隊去中國海”的決定，雖然依據中國法律英國人無權在中國領土上存放鴉片。1840年2月，英國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懿律為英軍總司令。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發動戰爭的決議案，派兵侵略中國。同年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到達中國海面，標志著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

英國出兵的深層原因據羅茲·墨菲的分析[3]，則是為了擁有與巨大的中國市場自由貿易的機會，從而能夠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夠承認英國是平等國家。而中國因傳統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貢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態度，使英國無法容忍遭受輕視或忽視和遭受排擠，中國的態度在當時已經進入近代世界的國際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英國將中國的拒絕看作是落后的表現，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種必要時訴諸武力把中國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認為這對雙方都會帶來利益。正是雙方的自大，導致了正面沖突的爆發。

[編輯] 第一階段

戰爭爆發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義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并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在封鎖珠江口之后，北上進攻浙江舟山，并攻陷定海。(中國方面稱英軍之所以北犯浙江，是因為遭早已當地準備作戰的林則徐擊退，之后轉而攻擊廈門，亦被閩浙總督鄧廷楨擊敗。但英國方面的指令從一開始已是進攻定海。)8月，英艦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開始動搖。英軍宣稱林則徐和鄧廷楨兩人玩忽圣諭、捏詞假奏[8]，令英國不得不能出兵，這使道光帝免去了林則徐和鄧廷楨的職務，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英艦撤至廣州。中英簽訂《穿鼻草約》，而林則徐被發配新疆，他雖上書道光帝，力言必須禁煙和重視海防，使被道光帝斥為一片胡言。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并未經中國皇帝批準，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編輯] 第二階段

由于英國提出的條件過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但義律先下手為強，于2月23日進攻虎門炮臺，雖然部隊英勇抵抗，但不敵英軍，虎門炮臺最終失陷。奕山在廣州時，清軍兵力較英軍多二十倍，可是他把軍隊撤入城內，以致英軍登陸，攻下廣州城北郊的炮臺，向城內俯射，摧殘兩個火藥庫，英軍隨即進攻廣州，以死9人代價擊敗2萬中國軍隊，奕山掛白旗向英軍投降，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9]

[編輯] 第三階段

英國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獲權益太少，改派璞鼎查來華為全權代表，擴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軍再次侵入浙江，攻陷廈門、定海、鎮海、乍浦及寧波。其中定海兩度被攻破，總兵葛云飛及四千將士戰死，英軍后來又攻打長江的門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炮臺，兩江總督牛鑒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鑒逃走，東炮臺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炮臺，孤軍作戰，直至戰死。吳淞的失利，使英軍迫近南京，清廷處于不利位置。

和約簽訂

清軍節節敗退，道光帝派耆英和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與英軍交涉。1842年8月4日，英國軍艦駛抵南京下關江面，璞鼎查威脅限日定議，否則發炮攻城，這使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提款。1842年8月29日，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戰爭結束。

[編輯] 戰爭結果

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8月29日，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滿足了英國大多數的要求。香港島因此被割讓給英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大口岸被迫開放給英國人貿易和居住。

[編輯] 政治及外交

鴉片戰爭的勝敗反映了當時東西方科技以軍事為主的巨大差距。當時只有極少數人物如林則徐、魏源等，開始對于西方科技的進步注意，并著書介紹西方事物，但包括朝廷在內的絕大多數人，并沒有因鴉片戰爭而改變對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說對于向來所輕視的“夷人”學習[10]。清廷的戰敗并沒有使其進行改革，反而繼續行保守的閉關政策，引致后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才出現洋務運動等的自強救國運動。

[編輯] 經濟民生

五口通商后，外國貨物流入中國，鴉片繼續銷售，吸食者不斷增加，白銀外流，銀價上漲，銀貴錢賤的情況更加嚴重[11]。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品大增，1837年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價值為90多萬英鎊，到1845年已到達239萬4千英鎊。[9]，嚴重打擊中國的工商業。隨后又規定對外貿易中，進口貨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稅率，關稅主權受到破壞，無法保障中國國內工商業，使原本問題重重的社會經濟更加惡劣。

新開的五個條約口岸中，只有長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資絲綢和茶葉的產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區，同時是國內南北海運的中間站，原在廣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傭的買辦蜂擁而至，開設洋行。英美法三國相繼沿黃浦江設立租界，并不斷擴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來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為紀念《南京條約》開放上海而被命名為南京路。

戰爭后中國的對外政策仍是旨在“羈縻”。對于《南京條約》的不平等性反應并不激烈，反而對中英兩國文件采用平等體制感到不安[10]。但是經濟上，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同時也對外國開放了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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