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朝貢貿易幾世紀(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向衰落

元末開始，倭寇擾邊，在中國沿海大肆打劫

這也一定程 度上影響了中國的海外貿易

也有些人認為這段時期的中國對外貿易的衰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明太祖的禁海 政策

這個觀點是不大正確的

因為分析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海禁政策， 可以發現， 這個海禁政策僅在洪武年間和嘉靖年間 （嘉靖二年五月明朝實行海禁） 的實行過， 而大部分時間，中國的海禁是十分松弛的

元末明初，整個世界的海外貿易已處 于低潮

這時中國海外貿易衰落正是受整個世界環境的影響

另外值的一提的是， 中國的海禁政策出現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并非明太祖首創

在這段時期， 由于皇宮和中國官僚階層對東南亞的香料等奢侈品的需求，一種由 官方主導的與海外各國的朝貢貿易逐漸興起

朝貢貿易就是通過兩國官方使節的 往返,以禮物贈答進行交換的貿易方式

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更是把中國與海外國 家的這種朝貢貿易， 推向了高潮

朝貢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民間海外貿易衰 落帶來的損失

三、 明朝中后期的海外貿易 明代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明代工商業較之以前有了長 足的發展

當時的中國手工業品生產在世界上仍居于領先地位，在國際市場享有 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能力

16 世紀，西方殖民者開拓了從西方到東方的航線，東方與西方的聯系再次接通

嘉靖末期中國東南沿海倭寇基本平定，隆慶元年(1567),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 禁,實施「船引」制度，準許居民至東、西洋貿易，明王朝接受此請求，從此中 國的海洋貿易再次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期

明朝商人與歐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區的 貿易活動，為 17 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所以， “隆 慶開關”是明代繼鄭和下西洋之后對外關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標志著明朝的對外 交往從官府層面轉向民間層面

此時中國的朝貢貿易已經衰落， 民間貿易快速興起， 其繁榮程度甚至超過了宋代

據記載，當時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銀流入了中國

明末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不 僅給東南沿海商人帶來巨大的財富，同時也極大的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此時海外貿易的范圍較之宋代也有了大范圍的擴展，可以歸結為三條航線： 1

以馬尼拉為中轉站，向美洲各地的貿易

2

以馬六甲為中轉站，向歐洲各地的貿易

3

與日本的貿易 而當時進出口的產品，也較以前更為豐富

據不完全統計明代的出口商品有 236 種，包括手工業品 127 種、礦產品、水產品、農副產品、動物和肉制品、干鮮果 品、文化用品和中草藥品等八大類

其中以紡織品，陶瓷，糖類為主要

當時普遍的說法是，“從智利到巴拿馬，隨處可見質優價廉的中國絲綢

”“他 們的絲織品質地優良， 所要的價錢只是我們所要價錢的三分之一，他們很容易與 我們競爭

”這點足以說明當時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其手工業生產 水平仍居世界領先水平

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時期政治穩定和開明，開放自由之風迎來繁榮盛世，經濟繁榮，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外交通發達，海陸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在當時世界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開放、雙向交流、海陸并舉、范圍廣及整個文明世界是促進隋唐絲綢之路達到繁榮鼎盛的顯著特點。

隋朝開鑿大運河和唐朝漕運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運交通發展，車船制造業和水陸交通業發達，交通驛站效率很高，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先進，海上運輸極其繁盛，推動人員、貨物進出運輸順暢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亞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保護貿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驛館。陸路交通向東至朝鮮半島，向西沿陸上絲綢之路可達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唐后期吐蕃占據河西走廊，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轉而依靠海路。海路從揚州、登州出發可抵日本、朝鮮，從廣州出發可以抵達波斯灣，唐時海外進出口貿易和海上商船運輸達到相當繁盛程度。每年華商從廣州等港口乘坐銅制貨船載著中國產品出發駛向安南，也常去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唐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征收船稅的市舶使。④

唐朝采取史無前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唐長安、洛陽成為國際性大都會，各國遣唐使、留學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交易的商品，而且帶來手工技術、建筑工藝、生產方法、醫學、歷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動唐朝達到鼎盛之勢，成為世界性商貿、文化的中心。

唐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師子國等派來大批留學生，唐朝成為培育外國人才和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節和留學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義凈法師前往天竺取經，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知識。陸上絲綢之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海上船帆隱隱相望，鱗次櫛比。

除了東西二都之外，廣州、揚州、泉州、杭州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來自波斯、阿拉伯以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國商人數目龐大。據阿拉伯歷史文獻記載，龐勛作亂造成廣州外國商人被殺數量達12萬至20萬之眾；長安城內大型酒肆雇傭外國女服務員，長安富家還雇傭外國人。⑤

隋唐前后所有這些通過海上“香料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自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使節、留學生、援軍、流亡難民等來到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時期稱謂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國成立后統稱為回族，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回族人數超過980萬，為我國第四大民族。

宋元對外開放達到高潮，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對外貿易國家，鞏固世界經濟中心地位。北宋與遼（公元916～1125年）之間貿易時常被戰火中斷，處于和時通商、戰時閉市的狀態，雙方在邊界建有互市的“榷場”，遼輸入宋產絲織品、茶葉、大米、圖書等以及南洋產的象牙、犀角、香藥等，宋輸入遼產馬、羊、駱駝等。宋與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間也設置互市的“榷場”，宋輸出絲織品、茶葉、瓷器、香藥、生姜、肉桂等，輸入駱駝、馬、牛、羊、鹽、蜜蠟、麝香等。南宋與金之間“榷場”交易的種類繁多，金主要輸入茶葉、生姜、水果、糖、象牙、筆墨等，輸出絲織品、甘草、紅花、人參等，金入超規模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銀。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開放、鼓勵和招徠貿易政策，陸海交通四通八達，對外開放和海外貿易超過了唐朝，特別是海上貿易空前興盛，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經成為國際化港口城市⑥，均設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對外貿易。自五代十國（公元907～979年）到兩宋時期，西北地區戰爭頻發，迫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貿易活動減少。宋朝以后外貿通道由過去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為主，逐步轉向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為主。宋代造船業和航海業發展比隋唐時期又進了一步，指南針在航海中應用和航海經驗積累促進了遠洋運輸業發展，為遠洋貿易打下交通基礎。北宋海上通商國家范圍包括南洋各國、高麗、日本、印度、師子國、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國。南宋海上對外貿易超過北宋，對外通商國度超過四五十個，對歐洲貿易中瓷器成為主要出口商品。兩宋對外貿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滿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時期（公元1271～1368年）與亞、歐、非洲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盛況空前，中外經濟、文化技術雙向互動達到新高度，對世界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推動作用，特別推動了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地理大發現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歷代以來產品技術創新、貿易技術創新⑦和金融創新增強了元代巨大的貿易優勢。元代貿易勢力隨著軍事擴張波及歐、亞、非大陸。元代統治階層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異寶，貿易規模異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絲綢之路同時開通，在泉州、杭州、寧波、溫州、上海、廣州等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外貿。元代基本上允許商人入海貿易。元代通商遍及歐亞非，派使節對外招商，對外商給予優待和人身財產保護，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驛站的車馬，免費享用官方給予的飲食，抽取關稅較輕。

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藥、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里，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采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臺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⑧，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制采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于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并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臺州抗倭九戰九捷，并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后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占領澳門，后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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