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朝貢貿易與中西關系(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政以為常。”這些海舶實為外徼人的民間商船，故州郡官吏敢于壟斷舶來品的貿易謀利。《南史·吳平侯景傳》亦云：“廣州旁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梁蕭勱出任廣州刺史后，“纖毫不犯”，外國舶遂“歲十余至”。由此看來，當時來廣州通商的民間商船數量相當可觀。�

六朝時期，中國商使頻繁往來于廣州和海外諸國間，形成“商船遠屆，委輸南海”〔13〕的情景。�

除絲貨之外，從廣州出口的商品中還有陶瓷以及嶺南的特產肉桂等。�

進口的商品以香料、吉貝、犀角、象牙、琉璃、寶石、珠璣等為主，其中又以香料為大宗。晉、南朝正史中記載從海外諸國輸入的香料有來自林邑、扶南的沉木香，盤盤的沉香，狼牙修的棧香、沉香、婆律香，大秦的郁金、蘇合，天竺的旃檀。何以中土對外域香料如此需求?究其原因，一是六朝貴族生活的需要，他們以香料熏衣、沐浴、隨葬，或作為中藥使用。二是六朝佛教盛行，焚香供佛需要大量香料，本來嶺南亦有香料出產，但供不應求，且質量不及舶來品。所以在進口商品中，以香料為大宗。由此，“海上絲綢之路”亦有稱為“香料之路”或“香藥之路”的。�

六朝時期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廣州成為一個“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當，充溢耳目”的商埠。當時的廣州以其內地所罕有的海外奇珍而成為富裕之區，為南方政權所重視，而歷朝到此任職的官吏也多把這片饒沃的南土作為私人財富聚斂之地。晉代嶺南“包山帶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后刺史皆多黷貨”。〔15〕南齊時，“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16〕南梁廣州對外貿易處于高漲時期，官吏侍機漁利，“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他們“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17〕六朝時期，“籾積王府”的廣州，各種海外奇珍源源不斷輸入朝廷，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之一。孫吳時，統治者就對嶺南采取以奇珍特產代替田戶租賦的賦稅征收辦法：“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18〕各種海外奇珍還作為貢物大量流入京畿。這些物品起了補充國庫的作用，梁蕭勱為廣州刺史，“歲中數獻，軍國所需，相繼不絕。”以至梁武帝感嘆：“朝廷便是更有廣州”。〔19〕陳歐陽頠刺廣州時亦“奉獻珍異，前后委積，頗有助于軍國焉。”〔20〕因此，六朝時期，由于對外貿易的發展，廣州已成為南方政權轄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財富之區。�

六朝時期，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或終點，亦即是全國海上貿易的中心和國際貿易港口，為唐宋以后對外貿易的繁盛奠定了堅實基礎。

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自從1840年西方洋炮轟開中國封閉的城門之后，泱泱中華大國在對外界毫無了解。也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同西方國家發生交往。人們說,弱國無外交。這是指獨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來,在與西方各國交往中，西方人總是牽著中國統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勢虛于應付，很難看到獨立與自主。連長期主持外交的李鴻章也為此發出感嘆：“然所謂遇剛則柔，遇柔則剛，既物定見，復少恒心，……聞者能毋愧憤欲死?”然則,我們若深入研究下去,便會發現,那時的中國政府所實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價值的，此處我們著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義。

“外交“一詞在中國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義與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語“外交”是指為人臣者私見諸侯或者個人之間的交往。《國語.晉語》講：“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中國古代把國與過之間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則稱為“外務”或是“夷務”。

1796年，愛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詞，意思是指處理國際交往和談判的技巧和談吐。從此，近現代意義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開來。

牛津字典中對外交的定義：“外交就是用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系；是大使和使節用來調整和處理國際關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業務或技術。”在辭海中為：“國家為實行其對外政策，有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外交代表.機關等進行的諸如訪問.談判.交涉發出外文件，締結條約.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等對外活動。外交是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國著名外交家薩道義指出：“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系，有時也推廣到獨立國家和附庸國家之間的關系；或者更簡單地說，是指以和平手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事務。”

綜上所述，純粹意義的外交實際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權國家為主體，通過和平方式，對國家間關系和國際事務的處理；二是指一種維護國家利益，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為主權國家的行為及維護國家利益和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質，它的實質是始終不會變的。

一個國家制定并實施的對外政策，不僅反映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國家對外部世界所持的態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內涵來說，是指國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對外交涉中，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以積極的態度去了解所遇對手，并自覺地運用國際上公認的法律和準則，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對外斗爭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和方針。當中國的歷史進入近代后，伴隨著對傳統夷夏觀的反思與批判，世界意識及國家主權觀念的萌發，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歷程。

二、中國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進。

1840年之前，中國歷代統治者均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所有外國人為夷蠻戎狄，除了朝貢和宗藩關系外，不承認其他形式的中外關系，外交因此成為王朝政治的附屬物，成為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對外宣揚國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強侵入中國，打破了東亞地區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體系，中外關系出現了新的割據。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中國墮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外交因此開始與喪權辱國相聯系，并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因素。

在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資本注意列強紛紛打入中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政治領域內，中國的主權領土開始被割裂，主權完整開始遭到破壞，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經濟上，外國商品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基礎，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出現。

（一）中國晚清時期的“和戎”、“自強”的外交思想：

晚清時期的中國政府，既不能像列強那樣推行強權外交，也不能在國際舞臺上有同等的發言權。當時面臨的外交形勢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打破閉關鎖國的狀態，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了解列強情況，運用國際慣例和外交手段，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維護國家的利益，反對列強侵略成為勢須完成的外交任務。但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和戎”.“自強”成為人們主要的外交思想。這一思想體現了外交與內政的緊密結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將外交視為內政的延續。其中和戎是自強的必要外部條件，而自強則是為培養外交實力，二者緊密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當時的總體外交戰略，在當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各朝各代歷來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協和萬邦”。在具體策略上主張“既來之則安之”，“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當“蠻夷”向華夏發起挑戰時，傳統辦法是剿（以戰止戰）或剿撫并用，有時甚至用“和親”以達到“和”的目的，從而維護儒家禮儀規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辦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鴻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

1862年，李鴻章初到上海，發現這里與內地相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這里“華洋混一，已成局勢”。這當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發現，這又是一個認識洋人，理解列強，尋求與之交往途徑的好地方。他時時留心西洋時事，令人逐日翻譯英文報紙供他閱讀。李鴻章悉心體察中國同僚與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誤，從比較中判斷得失、利弊，逐漸形成自己的認識，摸索出一條與列強交往的合適途徑。他認為，與洋人打交道的正確態度是“剛柔調劑”，該剛則剛，該柔則柔，不卑不亢，保住國體，不失面子，不喪主權 要達到這個境界，就必須以儒家思想倡導的忠、信、篤、敬四字為準則。李鴻章還接受了郭嵩燾等人積極鼓吹的“循禮外交”思想。在郭嵩燾等人看來，“循禮外交”是實施“和戎”外交戰略的重大而具體的舉措。郭嵩燾認為，在當時情況下，處理外交事務，要把握三個字：理、勢、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勢。歷史在變，形勢也會變，熱門要善于適應形勢百年化而把握，據理辦外交。李鴻章對“循禮外交”身體力行，在思想上多有發揮。并在其長達30多年的外交活動中基本奉行了這一戰略，對近代中國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此時的和戎思想與傳統的和戎觀有兩點不同。一是拋棄了華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觀。他們已經認識到中西關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關系，因為西方列強不是蠻夷小邦，對他們“不特兼并難，即臣屬亦不易”。二是在戰略實施上否認了傳統的剿撫并用的手法。就當時的情勢，這種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從國情來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中西與西方一味言戰，后果不堪設想；而若一味“信守大義”以馴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勢了。其次，從國際形勢來講，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起條約制度，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的義務，他們暫不對清政府施加軍事壓力。而且為了協調彼此間的矛盾，他們主張采取合作態度以求在華利權的實現。因此造成了19世紀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從外交的功能而言，為了達到維護國家權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緩和沖突，謀求妥協。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和的戰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極地妥協，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它又是與自戕的外交戰略緊密結合的。自強屬于內政，通過自強可以取得強大的國力，而強大的國力是外交的堅實后盾。有識之士明確認識到在當時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強關系到國家“有事”.“無事”，即“自強”是有無國難外患的先決條件。而和局也是國家自強的好時機，正所謂“今者諸夷互市，聚于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間隙，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這種自強的戰略無疑是一長遠的外交戰略，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近代外交的實力原則。而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演變歷程。

1.地理觀念的轉換：促動外交思想觀念演進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據儒家經典，中國皇帝為“天子”，代表天來統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對于周邊的“蠻荒”之地，為“天朝上國”。詩經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下，治國以禮為首，禮險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說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中國歷代王朝的這種治國的思想，制度，對于中國歷代王朝同外國的關系有極大的影響。根據這種思想，中國是禮教之國，非中國臣民都是屬于化外之民，都是蠻夷。《漢書.匈奴列傳》中對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內，疏而不戚，陣腳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這篇議論，成為歷代統治王朝對待外國關系的總的指導思想。

1840——1842年鴉片戰爭的結果，清政府對外簽訂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開始受到了非常慘重而且具有延續發展性的損害。世界地理觀念在鴉片戰爭的炮聲中已經開始緩緩地演變了，關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問世，中心王國理念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消退，盡管這是一個極不情愿的緩慢過程。兩次鴉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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