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根據材料說明清朝前期廣州對外貿易的影響(如何理解“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身份的提高，租佃制普及到全國”？)

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范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說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到了17世紀當時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但是到了清，政府嚴禁采礦，冶金業從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對外貿易量是驚人的，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里，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一萬噸白銀，相當于當時中國的三億二千萬兩白銀。不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閉關鎖國在鴉片戰爭前的對外貿易遠遠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識分子心胸是開放的，海上軍事力量很強大，對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引進一直抱著歡迎和學習的態度，“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李約瑟.明代的火器裝備已經很先進了,明末軍營營一級編制里除了1000人為騎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營（5000人）用霹靂炮3600桿，大連珠炮200桿，手把銃400桿，盞口160位。這是何等現代化的裝備啊。隨著明王朝的徹底滅亡，經過康雍乾三世之后。先進的火器武裝技術被滿清埋葬了，到鴉片戰爭時，手持大刀長矛的清兵對火器已經陌生了。

西方國家與日本求新，求變，對新生事物的渴求，與滿清保守，不思變革，對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種下了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幾近亡國滅種的禍根。

三、從晚明的對外開放、交流、引進到滿清的閉關鎖國，對外交流終止。

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學家，明末科學家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這一百年，在我國科學技術史上，是個群星燦爛的時期，各種科技成果異彩紛呈，是中國古代所有的科學技術的總結并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時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征等眾多科學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正說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產力的勃勃生機。非但如此，明末士大夫對西方科學是非常歡迎的。大科學家徐光啟受教于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翻譯了《幾何原本》.一個是亞利士多德的《邏輯學》，一個是《幾何原本》，這就是西方科學的基礎，是理解科學范式的根本。沒有這些，知識只能是個人經驗，人們建立不了科學最基本的概念。知識和經驗就無法傳播。除《幾何原本》之外，數學方面還有《乾坤體義》，物理學《奇器圖說》、《遠鏡說》，地理學《萬國輿圖》，哲學《西學凡》，邏輯學《名理探》，明末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和哲學正系統地引進，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進深度、廣度不亞于清末，而朝廷、官吏和知識分子卻比晚清積極得多，受干擾也少得多。崇禎十二年，天主教傳教士畢方濟直接向崇禎皇帝上奏富國強兵四大策，一、改歷法，二、辨礦脈，三、通西商，四、購西銃。崇禎皇帝先后準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沒有起到作用。

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于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于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是相形見絀。”

李約瑟說：“由于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相接觸”。“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于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中國的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和《梁啟超論清學史》)。

清初的大屠殺以及后來的文字獄和閉關鎖國徹底中斷了這一進程。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戰戰兢兢從事考據。從此遠離科學，科學家絕跡了。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傳，被翻譯成英國，俄國，德國，日本多種文字，在世界科技史占一席之地的《天工開物》在中國絕跡，明末傳教士帶來的大批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難面世。

康熙前期也有傳教士，但是他們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為不同，明代傳教士輸入宗教和科學，科學書籍并不比宗教少，因為明代人需要科學知識。只談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傳教士極少談到科學（只講些天文歷法），這是因為漢人在滿人高壓下，在禁海閉關政策影響下，不敢接近西洋人，傳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滿族統治者的壓迫，不能象明末那樣順利發展。（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653頁）

《幾何原本》再受知識界重視是到了清末，李善蘭再次翻譯了《幾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譯。而徐翻譯的《幾何原本》卻傳到了日本，對日本近代科技發展影響很大。試想如果在明末上層知識分子推動下，以其敏銳和威望，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實現。中國人會以和平健康的心態引進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理論乃至民主制度。中國絕不會在近代因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在近代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滿清入關其惡果還意味著古代中國文化和現代中國文化出現斷層，國學從此中斷了。

過去的學生成了別人的學生，自己的老師，無論從文化還是武力中國都敗給了洋人，自古以來中國人還從沒有這樣自卑和不自信過，所謂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種文化力量。這種文化上的不自信，其惡果之一就是“不抵抗主義”、對外妥協投降泛濫，“降官如潮，降將如毛”，中國真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據鼓吹滿清的閻崇年講清朝因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對外交流，睜眼看世界的機會。問題還不僅僅如此，從順治、康熙開始的禁海令、遷界令到驅趕外國傳教士同樣都是閉關鎖國的舉措。康熙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教傳教，教士退回澳門，外人不得留駐內地。

滿清規定:“州縣官失察西洋人過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級留任，府官罰俸六個月”，一個地方發現洋人，全省官員都受處分。

滿清對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辦法，規定澳門洋人船不許超過25只，出海不得帶中國人，出海還不許帶除做飯以外的鐵鍋等等。滿清是害怕外國人和中國人接觸助長他們對滿清統治民族壓迫的不滿，所以對于洋人是嚴格限制行動和居留的(中國通史簡編781頁) 。

馬克思指出：推動這個王朝實行這種政策（閉關鎖國）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十七世紀的大約前半個世紀里即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后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于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馬恩全集第九卷115頁）如此還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嗎？

世界在飛速發展而中國卻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連撮爾小國日本都能變法維新打敗滿清，而滿清卻一次次的喪失了維新圖強的勇氣和機遇。從清初一直到清末，滿清貴族集團始終頑固不化，冥頑不靈，一次次的拒絕開放,馬克思當年評價中國說：一個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員遼闊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于現狀，由于被強力排斥在世界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極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最終要在一場殊死搏斗中死去。

四、中華民族由先進、文明的民族墮落為落后、愚昧、半開化的民族，中國淪為名副其實的“衰世”

清末“東亞病夫”的惡名傳遍世界。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國人丑陋的辮子，被笑罵作“豬尾巴”，中國人被看成野蠻人。中國人何罪？要蒙受著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羞辱！

滿清搞文字獄之類的愚民，弱民統治，后果是嚴重的， 以下以農民起義為例說明其惡果。

我們看到歷來先進開放的封建國家，利用宗教迷信發動農民起義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雖然剝削沉重，但是明代人并不愚昧，起義雖然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但是沒有利用宗教迷信搞農民起義,因為這根本就沒有社會基礎。而滿清就不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鐵血統治。中國人從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辮子。從精神上閹割掉了斗爭精神。文網密布，空氣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們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這類鴉片來刺激中國人麻木的神經。從清中后期起所有的農民起義和農民運動都帶由宗教和極端迷信的特點。白蓮教、天理教、回民起義、太平天國、義和團莫不如此。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

作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他是怎樣看世界的呢？道光20年8月初4，林則徐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寫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能復起，不獨一兵可刃數敵，即鄉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況夷人異言異服，眼鼻毛發皆與華人迥殊，吾民齊心協力，殲除非種，斷不至于誤殺。”連這個清末站在我們民族最前沿的人都鬧如此笑話，其他人可想而知。

這一點也不奇怪, 鴉片戰爭前，龔自珍就在《古史鉤沈論》中說：“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積百年之力，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既夷，一旦責有氣之臣，不亦暮乎！”，哪里還有有氣之臣呢？都被訓練成奴才了。愚民弱民統治的結果是滿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商，衢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滿清政權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國主義的入侵呢？龔自珍認為這是典型的“衰世”。

再來看看外來的旁觀者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們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馬戛爾尼在出使日記中說：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如果說已在過去的150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幸出了幾位能干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西，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

“發明火藥的民族竟一見放空炮就嚇得魂不附體，令人不可置否”。中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中國社會關系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基礎上，所以人們“膽怯、骯臟并殘酷”。

在天朝皇帝和文人們的盛世頌歌震天響的時候，他卻認為滿清是衰敗之世，沒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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