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櫥窗帶百貨封面的圖片(買粉絲商品櫥窗的封面尺寸)

了一個損害中國權益的方案：日本將獲有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

1919年5月4日，北京愛國學生舉行示威游行，抗議巴黎和會承認日本接管德國侵占我國山東的各種特權的無理決定，這就是偉大的“五四”運動。運動很快擴大到全國各地，成為規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香港同胞也紛紛行動起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激情。對于中國人民的這場愛國運動，梅含理政府在香港充當了劊子手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在香港的勢力得以擴充。當時，英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之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爭霸歐洲，在遠東地區力量空虛。為了在遠東與德國相抗衡，英國政府策劃借助日本的力量牽制德國。早在1914年8月4日，英國駐日本大使格林會見日本外務相加藤高明時提出，當大戰波及遠東，香港受到德軍襲擊時，英國希望日本能給予援助。8月7日，英國政府又正式照會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艦隊在中國海攻擊德國艦隊。英國企圖依賴日本的力量，維護其在遠東的殖民利益。

英國的要求，正中日本軍國主義下懷。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忙于戰事之機，擴充在中國南部的勢力。短時間之內日本在香港的僑民人數即遠遠超過了歐美各國。在香港島皇后大道一帶，日本人競相開設商店，經營古玩字畫、書籍文具、瓷器漆器、藥品雜貨，以及理發、照相等行業。因為日僑人數眾多，他們還在香港開設了主要是為日本人服務的馬島醫院和日本小學。在軍事上，日本軍艦經常到中國南海游弋，停泊在港島附近。

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大戰期間，英國就對日本有過承諾，支持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大戰結束，英國非常感激日本“在戰爭中的貢獻”，所以，在巴黎和會上英國極力支持日本。

根據英國政府的親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對中國居民采取高壓政策，嚴訂警律，凡集會游行都要經過華民政務司及警察司許可才能舉行，否則便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驅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對日本人則采取保護措施。“五四”運動爆發后，港英當局更是竭盡全力鎮壓中國居民的愛國行動，保護日本在香港的勢力。

對于梅含理的媚日行為，香港居民非常氣憤。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不顧港府的規定條例，積極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十分活躍。各私立中文學校的教師在講臺上慷慨激昂，陳述國恥，啟發學生的愛國熱情。有些學校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為作文命題，引導學生參與愛國行動。許多學生把家里的日貨清理出來，集中到荷里活道中環警署附近當眾焚毀，表示對港府鎮壓政策的蔑視。私立陶英學校的學生，手持“愛國傘”（內地生產的紙傘），上街游行，高呼“提倡國貨”的口號。皇仁書院、圣士提反、英華、圣保羅等著名學校的學生也都分別舉行集會，并決定成立“學生聯合會”，草擬章程，準備聯合行動。

面對香港知識界高漲的愛國熱情，梅含理極度不安，立即采取緊急措施，防止事態擴大。港府首先命令全體警察一律取消休假，處于警備狀態，同時，加派武裝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門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崗巡邏，對日本僑民嚴加保護，保證日本人的物品和飲水供應。梅含理還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辦法，征集后備警察，配足槍支彈藥，日夜在街道巡邏，隨時準備鎮壓香港人民的愛國行動。

對于港英當局的鎮壓，香港各階層民眾非常氣憤，紛紛行動起來加以抵制。居住在灣仔的市民擁至日本商店門前示威，投擲石塊，搗毀櫥窗，高呼抵制日貨的口號。家庭婦女拒絕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華商總會集會，議決提倡國貨。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貨公司，宣布以后多采辦國產絲綢、蘇杭雜貨，歡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檢查有無“仇貨”。一時間陰丹士林及愛國布等國貨十分暢銷。

對于香港民眾的愛國運動，日本政府十分恐懼，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駛泊在鯉魚門外，炮口直對香港，以示威脅恫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還發出照會，要求港英政府取締有反日言論的報刊書籍。港英當局與日本緊密勾結，共同對付香港愛國同胞。港府華民政務司通知《循環日報》、《華字日報》等中文報紙，“不準煽動抗日愛國，妨礙治安，不準提帝國主義等詞語”；香港教育司指令漢文視學官檢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學校，如有采用上海會文堂出版的《初等論說文范》作為課本的，立即禁止。因為該書有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內容。警察司還派出警探到書市搜查，看有無《初等論說文范》積存，如有發現，立即沒收。

盡管如此，經過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已經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會面貌發生了許多變化。部分愛國學生節衣縮食，解囊捐款，在西營盤及荷里活道租賃地方，設立“策群夜義學”，親自擔任教員，免費供應書籍紙筆，教育貧苦兒童。各行各業的進步工人逐漸團結起來，組織工會。青年學生拋棄舊禮教，提倡科學，提倡男女平等，社會風氣大大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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