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政策研究(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后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注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于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于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準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

原載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國民政府法幣改革取得成效的原因

論南京國民政府法幣改革成功的原因

姚會元

（武漢中南財經大學）

1935年11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在全國實行法幣改革。法幣改革的主要內

容：一、集中鈔票發行權。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

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規定其它銀行不再享有發行權，其正在流通的紙幣逐漸

收回、停止使用及流通。二、規定法幣是“無限法償貨幣”，國內“所有完糧納

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再行使現金；凡銀錢行號、公私

機關或個人持有銀幣生銀等類者，應即兌換法幣使用。”三、廢除銀本位制。全

部白銀收歸國有以充作法幣準備金，“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

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四、規定法幣不予兌現，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機關無限制

買賣外匯，法幣先與英鎊稍后與美元實行固定匯價。

法幣改革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在政府主持下的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法幣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標志有：

第一、法幣的發行一舉結束了千百年來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混亂的狀態，實現

了中國幣制的統一。以法幣統一的全國的貨幣，是貨幣發展歷史上的巨大進步。

中國在實行法幣以前，貨幣制度混亂之極。本位的銀元就有“龍洋”“袁頭”和

“孫頭”等，它們成色各異，不能通價交換；而流通的輔幣則各地有規格和成色

不同的“銀角”“銀毫”，此外，還有眾多的相差懸殊的制錢和銅元等。這些鑄

幣，甲地通用，乙地則不能通用，彼此間兌價相差懸殊。至于紙幣則至為混亂，

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國或外國的銀元券居多；在內地都會，政府紙幣流通為多；在

偏僻城鄉，多橫流各種商店、錢莊或其它非金融組織所發行的私票。那時的中

國，從貨幣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為一國”，中國“實不啻久已分為十百千小

國”。法幣發行整飭了貨幣流通秩序，對于掃除繁雜貨幣及其障礙經濟發展有巨

大的歷史作用。

第二、法幣改革的成功推動了經貿和國內生產的發展。從對外經貿方面看，

在實行法幣改革以前，中國的金融行市總是受到世界銀價漲落的拉打而發生不

穩。法幣發行后，政府將全國約6.62億元白銀全部收歸國有，既不準買賣有不準

流通，使法幣完全與現 壓常 這就使中國的貨幣完全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的影

響。如美國1935年12月停止在倫敦購銀，世界市場上一周內銀價降低了10%，但中

國因實行法幣，與世界銀價脫鉤，國內金融沒有因之引起大波動。同時，法幣改

革中穩定法幣對英鎊匯價的作法使中國既可以用法幣購買外匯克付所欠各國的外

債，避免用白銀償還外債所帶來的許多干擾和損失；而且還因為法幣與英鎊有了

固定比價，可以在世界市場流通。這無疑有利于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中國

的對外貿易發展。到抗戰前夕，“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此出現外匯率的穩定”，在

法幣改革后的頭幾個月內“出現了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貿易順差，出口超過了進

口”，這種外貿形勢以及“國外對中國出口貨物的要求，特別增加了農業生產者

的購買力。”從國內工農業生產方面看，在改革后最初的一、二年內，法幣的發

行刺激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一元可兌換法幣一元，但

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的60%可兌法幣的100%。實行法幣后，市面上紙幣（法幣）

的流通量相對于銀元增加了。法幣的發行數字，1935年11月初為459308123萬元，

到1937年6月底，增發到1407202334萬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貨幣流通量

的有限度增加作為一種合理的金融現象使全國物價開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價

上漲了12.6%。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經營活動變得有利可圖，因而刺激了商

業繁榮和工業生產發展，“出現了以購買力迅速增加為標志的內地的復興”景

象。1912－1949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遞增5.6%，而1926－1936年間增

長率為8.3%，1928－1936年更高至8.4%。這種比例關系表明法幣改革從一個重

要方面促使了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成為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的最高時期。同時中

國資本主義經濟也有所發展，1936年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

58.8%，超過了非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三十年代中期又成為中國資本主義范圍

擴大時期或曰強力資本主義化時期。中國的農業，1936年除川、豫、粵三省受災

外，全國大面積獲豐收。據當時的中國銀行估計，1936年重要各省農業收成的總

價值達法幣56億元，較1933－至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即幾乎增加了

45%。由此，可見法幣發行之初對促進國內工農業生產的推動作用。

第三、法幣改革成功為“增強抗戰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戰爭是雙方國力

和人心向背的較量這種較量既體現在軍事上、戰場上，也體現在經濟上。而法幣

改革在后來的中國抗日戰爭中體現出“長期效果”，這種“長期效果，證明遠比

它的近期效果更為巨大”。“長期效果”表現在：法幣改革為南京國民政府創造

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機和條件。首先，可以穩定并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即國民

政府可通過強制推行法幣這一手段總攬貨幣的發行與回籠，因而也就“能夠運用

普遍為人民接受的鈔票（法幣），應付全國的軍政開支。”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國

民政府的實力在抗日戰爭中得以維持甚至是增強。其次，實現法幣改革，利于此

后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整和轉變。法幣得到廣泛的流通，有利于國家在抗戰

全面爆發之后最大限度地掌握和調度現金、最大可能的集中白銀等貴重金屬，以

作為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火物資的經費。實行法幣，國家以法幣收兌了社會各方

面持有的白銀和銀元，保證了用全民族的物力、財力投入抗日戰爭。法幣實行

前，中國的“現金已經集中在帝國主義掌握中的上海”，實際為外國所把持。法

幣發行后，“免除了紙幣對于現金的兌換，而改以外幣為兌換，可以使敵人掌握

中的三萬萬元的巨額準備，轉變為存在海外的外幣準備，這是有相當的國際意義

的，”對中國的抗戰大有好處。最后，法幣改革的實現，在抗戰時期對于國統區

大后方戰時資金供應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抗戰爆發后資金向內地后方

流動，使大后方各銀行吸收的存款數量普遍增加、金融市場利率降低、迅速恢復

和擴大了后方生產，為抗戰作出了巨大的支持與貢獻。

法幣改革的原因何在？

第一、法幣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國民政府對幣制改革實行分步到位法，即第一

步首先實行“廢兩改元”，第二部才全面推行法幣。“廢兩改元”的成功，在技

術上為法幣改革鋪平了道路、優化了實行法幣的金融環境。1932年7月7日，國民

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銀、錢業代表會議，會上確定“廢兩改元”及其

三點原則：（1）廢除銀兩，采用銀元；（2）采行銀元制度后，舊鑄銀元可照舊

使用；（3）確定銀元法價，開鑄新銀幣。接著，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

6日，國民政府先后發布《廢兩改元令》、《廢兩改元布告》《訓令》等文件、文

告，規定從當年4月6日起在全國正式推行廢兩改元。“廢兩改元”的推行，實現

了在全國范圍內通行形狀、重量和成色劃一的銀元，大大簡化了貨幣種類，改善

了通貨市場的紊亂程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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