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海外華人文學著名作品(美國文學中有哪些華裔代表作家？)

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兩個特征上，新馬華族還具有深深的中華民族的烙印，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這兩個帶決定意義的特征，已經完全喪失和改變。因此，新馬華族就不可能再作為中華民族這個穩定共同體的一個因子或者組成部份了，而是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里逐漸地形成自身獨特的、新的穩定共同體。誠如民族學說所闡述的一樣；民族的四個特征，只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民族的完整定義就不復存在了。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還得承認一個事實，即是現在還不能因為新馬華族既已不屬于中華民族的這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于是就簡單地將它與新馬的馬來族、印族等族裔籠統地指為已形成了新的穩定共同體，也即統一的新馬民族。因為根據目前現有的民族組成的情況來看，新馬民族這個共同體還沒有完全形成，還沒有進入它的穩定的階段。但是，我們可以預計，經過若干漫長的年代之后，它最終才有可能進入穩定的階段，成為統一的穩定共同體。總之，新馬華族現在正處于緩慢地走向與新馬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相互融會，相互同化的過渡階段。目前新馬的華族不但仍然保持著深深的中華民族的烙印，同時也緩慢地具有越來越多的新馬其他民族的某些特色，也即民族原屬性的蛻變、演化時期的雙重性和多重性。同樣的道理，新馬其他各族原屬性中，如馬來族和印度族也漸漸地參合著華族和其他族屬的某些特色，特別是在語言的溝通交流與文化上的表情達意方面的表現尤為顯著。

非常明顯，從民族的定義上來說，新馬華族既是新馬民族和國家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它就根本有別于僑居于其他國家的中華民族的僑民的地位，這是新馬華族的獨特的癥候。從文學藝術的意義來說，即是新馬華族文學的獨特體系的第一個特征。

（二）

建國六十年，尤其20世紀8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界逐漸發展壯大，形象學（imagologie）作為該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日益受到比較文學研究者們的重視。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研究的是在一國文學中所塑造成描述的“異國”形象，諸如“晚清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戰后日本文學中的美國形象”等。異國形象屬于一個作家或某個群體對一種文學或一個社會的想象，比如在衛慧的《上海寶貝》中，就這樣描寫東方人眼里的西方：“我的視線一直都緊盯著馬克，他在足球場上來回跑動的身影健康生動，那一頭金發在風中飄揚，飄揚的也是我的一場異國情夢。……”（第十八章）“他（胡安）是個典型的西班牙斗牛士的形象，四十多歲的樣子，高大、健壯、英俊，一頭栗色的髦毛，淺棕色的眼睛，高鼻梁，厚厚的嘴唇……顯得格外有力而性感。”（第二十四章）金發的馬克、栗發的胡安，這些高大健壯的西方男子代表的就是一種異國形象。

在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中，由于作家創作環境的改變，作品設定的背景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那么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也就成了一種特殊的“異國形象”。在分析這種特殊的“異國形象”之前，我們首先來了解一下什么是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所謂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指的是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發軔于大陸學子負笈海外的留學生文學，以及由此而衍生和延續的一批又一批華人新移民作家二十余年來的海外創作”。這些有機會跨出國門到海外留學或是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撲面而來的西風，以及生活、學習、工作等環境的變遷、更易，生存的挑戰加之文化的巨大反差和沖擊等，使這些中國人有機會站在一個不同角度，用一種與國內大眾不同的眼光來重新認識世界，他們既興奮又茫然，新鮮感與危機感并存，躊躇滿志與舉步維堅交識，感受頗深，感慨良多，厚積而薄發，匯成文字，不吐不快。在這些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出現之前，海外文學作品中并不乏中國人的身影，而且有關“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形象還很多，并且這些中國形象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顯著又微妙的變化，在海外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并在各個時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套話（stereotype）像13世紀馬可波羅的游記，14世紀的《曼德維爾游記》所創造出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就是最早的有關中國形象的套話，中國及中國人扮演的是一種完美的正確形象，中國富庶文明，中國人則是仁慈、勤勉，富有智慧與高尚德行。之后隨著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入侵，曾經的傳奇國度在西方人眼中已是日薄西山，19世紀至20世紀中前期，在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作品中，中國形象不可避免地被丑化、弱化、女性化、妖魔化，中國人的形象也由聰明、勤奮、堅強一變而成愚昧、奸詐、貪婪、怯懦，保守，缺乏理性，道德滄喪，而且自19世紀以后，這種對中國的認識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西方文學中自然也相應地創造出了這種認識下的有關中國形象的套話“中國佬約翰”（John 買粉絲man）、“異教徒中國佬”（Heathen Chinese）、“付滿楚博士”（Dr. Fu Man Chu）、“查理·陳”（Charlie Chan）等，雖說關于異族形象的套話是由作家創造的，但它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行為。因為作家對異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作家本人所屬社會和群體的想象描繪出來的，是自我關于他者的社會集體想象物，是整個社會想象力參與創造的結晶。西方關于中國形象的套話不管是積極的、正面的、肯定的，還是消極的、反面的、否定的，都不是中國形象的真實情形，而是摻雜了很多想象成分，是西方絕望與恐懼的產物。那么，在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當中，由海外生活工作的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中國形象”，它們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形象”，還是一個根據西方文化和自我需要而構造出來的虛幻？

另一方面，由于在海外出生成長的華裔作家的加入，使新移民文學的視野又擴大加深了。像以湯亭亭（Maxin Hong Kinston）為代表的第二代華裔作家 ，在他們的作品中則創造出了有別于真實中國的中國形象。湯亭亭作為華人的第二代，她從小就生活在西方語境中，身有中國血統卻從未真正涉足中國本土，與真正的中國文化傳統沒有直接的接觸，這種“香蕉人”的特別身份使他們的話語系統既不完全等同西方社會，又與中國本土大相徑庭。像湯亭亭，她在作品中對中國（包括文化傳統等）的各種描寫就多是出自想象。在這種意義上，湯亭亭他們就是立足于西方的語境來描繪中國這個在她看來屬于“異國”的形象。湯亭亭的作品最有特色、最耐人尋味之處就在于她對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中國神話典故的改寫上。這一點在《中國佬》（China Men）中尤為突出。《中國佬》是湯亭亭的一部美國獲獎小說，記載的是中國移民在美國歷經種種磨難，求得生存發展的痛苦歷程，以反映處于美國邊緣文化的華裔獨特的經歷和心態。湯亭亭在這部小說中對中國“形象”的描述涉及多方面，并非只是單一的形象。作為“他者”的異國形象，在文學文本中是以多種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體的人物、風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觀念和言詞，總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關的主觀情感、思想、意識和客觀物象的綜合。以《中國佬》為例，其中對中國形象的想象敘述涉及到三個層面：一是對中國形象的本土敘述。這各敘述有幾個來源：其一是取自中國的文學典故，其二是描寫中國的有關風物、景物，也包含著一些套話，像旗袍小褂、日常飲食、文房四寶、中國的文學經典、中國婚俗等套話，這些套話的引用在于“套話是對一種文化的概括，是這種文化的縮影”。做為第二代華人，湯亭亭她們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是通過家族長輩口耳相傳的敘說方式來間接接觸的。這種認知方式在講述的過程中無疑會發生變化，湯亭亭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象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隨意處理是一個重新創造、重新闡釋的過程；二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美國化。湯亭亭在《中國佬》中就改寫了《鏡花緣》中唐敖游女兒國的經歷，把故事的地理背景由女兒國變為金山，即美國舊金山。唐敖是華人淘金者的縮影，他在女兒國歷經生理、心理上的各種磨難，也就是早期華人移民在美國經歷的縮影；三是變西方經典為中國式的傳奇。在《中國佬》中“檀香山的曾祖父”一章就是采用了這種手法。曾祖父講述貓耳王子的故事，明為中國的民間故事實則是取材于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更確切地說是彌達斯的驢耳故事的翻版。這則廣為流傳的故事被喬叟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湯亭亭另辟蹊徑，將國王驢耳的西方經典民間故事改成了一個中國式的傳奇故事。通過湯亭亭為代表的第二代華人作家的敘述，人們可以看到出現在書中的中國及中國形象是他們通過他們的父母親和其他華人告訴他們的故事，再經過他們年輕的心靈的重述和潤色而誕生的，他們寫的不是關于中國人的故事，而是美籍華人的故事。他們在筆下賦予了中國這個在他們這一代看來是“異國”卻又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國度以新的形象，他們創造出的“中國形象”實際上是一種既不同于中國文化傳統又獨立于美國主流文化，融匯了這兩種文化的嶄新的文學形象。

從西方文學中的“他者”形象，到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中國形象與中國文化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文化價值系統中不斷地進行蒸餾，發生著不同的變化。在這些不斷變化著的“中國形象和中國文化”當中，一方面我們能夠感觸到中國文化的脈動，將它視為中國文化的一種延伸，另一方面，這種蒸餾的過程，也是文化交融匯合的環節。本民族作為他者被觀察和被投射，這種被看的意義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中國古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么通過文學形象的變遷、豐富來發現許多曾經是盲點的部位，進行一些有益的深刻思索，通過文學形象內涵的多元化來達到突破視界的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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