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海外華人宣揚中國文化的看法(怎樣看待那些死在國外的中國精英)

夜，金榜題名時’。這人生四大目標”，并不是真正熱愛科學研究，探究宇宙奧秘的。他當初懷抱拿諾貝爾獎的心態被公派去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目的其實也莫過如此。用這樣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去美國作理論物理研究，那種研究與心理動機本身的巨大落差，甚至格格不入，怎么可能保證他在學術研究上獲得卓越的成就？相比愛因斯坦的研究精神，其實不難判斷。

我們再看盧剛對他在美國從事了六年的理論物理研究的看法：“不管怎么說，我對男女關系已經有些膩煩了，進一步我對我攻了十年之久（四年本科，六年研究生）的物理已經失去興趣，可說是越走越覺得走進死胡同。物理研究是越來越失望，目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人們按照不同的學校分成幾大派，互相攻擊對方，大為吹捧自己。無怪有人說‘現代物理是自己騙自己’。我有些后悔當初沒有學更實際一些的學科。有什么辦法呢？父母自己一竅不通，不能在學業上加以指導，全靠我一個人瞎闖。很多美籍華人物理學者在美國混得不得意，就回到國內一陣時間，吹噓自己，為祖國貢獻。于是中國政府也就大肆宣揚，哄年輕人去讀純理科。”盧剛甚至不能夠正確理解正常的學術爭鳴，把必要的學術爭鳴看成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把不同學術流派之間的正常討論說成是：“人們按照不同的學校分成幾大派，互相攻擊對方，大為吹捧自己。”

盧剛雖然在美國留學，其實滿腦子的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手段與工具，出人頭地，光宗耀宗，大富大貴才是真正目的。目的沒有達到繼而又抱怨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沒有多少文化，在他升學問題上無法提前指導，特別是沒有外匯可以幫助他之類。無論如何盧剛都不會滿足于在美國吃穿用不愁，安心去做自己的研究。他讀的理論物理學與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制度其實在他看來并沒有什么不同。這樣的人，怎么可能真正對學術研究感興趣？所以盧剛說自己對物理研究徹底失去了興趣，這是一點不假的。他能夠順利獲得博士學位，我以為已經是很幸運了。可以說他的博士導師與愛荷華大學都沒有虧待他。美籍華裔導演陳士爭執導的電影《暗物質》執意為盧剛的校園殺戮辯護是蒼白無力的。盧剛的那種心態與興趣之下的理論物理研究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那才是見鬼的。愛荷華大學物理系沒有把最佳物理博士論文授予盧剛，而是授予了他的同胞山林華，這也應該是值得高興的事情才是。但是，盧剛只會忌恨自己的同胞，倘若愛荷華大學把這一年的最佳博士論文授予給歐美白種人，盧剛可能就沒有這樣大的怒火了。

更為感人的是，這一天，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以極大的愛心通過媒體發表了一封致盧剛家人的信，信中追憶了安妮·克黎利女士的成就，并以寬容的態度希望能分擔彼此的哀傷。這就是在她房間里看到的那封信——

給盧剛的家人們：

我們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的姐姐。

她一生給人所留的影響，讓每一個與她有過接觸的人——她的家人、鄰居、孩子們、同事、學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親友們——都愛戴她。當我們從各地趕來愛阿華時，那么多朋友來分擔我們的悲痛，但同時他們也與我們分享安妮留給我們的美好的記憶和她為人們所作的一切。

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記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周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愿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

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并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這樣的大愛精神與盧剛那種狹隘、自私、無能、猥瑣相比，真是有天壤云泥之別。出了盧剛這個悲劇案件，不是去反思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出了什么問題，而是質問美國的教育制度與社會出了問題，真是令人無語了。

《夢》文還列舉了其他幾個華人的案子。文中說到了蔣國兵這個人。“蔣國兵，是1979年湖北省高考狀元，曾是清華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副教授，美國普度大學物理學博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化學博士。衣食無憂地生活在中國的精英們怎會想到，在他們無限向往的西方，知識一錢不值。像蔣國兵這樣才高八斗且同時具有美加兩國雙博士學位的高端人才，移民加拿大后所能找到的唯一工作竟然是油漆工！在極度絕望之余，蔣國兵于2006年7月21日在多倫多跳橋自殺。”我手頭上關于蔣國兵自殺的資料不多，但是，僅就以上論述如果為真，也不足以說明什么問題。高考狀元并不等于就有創造力。在美加這樣的國家，人家要的是創造力，而不是一個知識儲罐。美加那么多華人博士沒有找到所謂的體面工作，也不見得就要自殺，更何況還有那么多華人在美加的大學求得了一份教職，并且順利當上了教授，甚至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有必要說明一點，即使在美國獲得諾貝爾獎也不能夠到中國式的做人上人的特權感覺）。是真正的人才，在美加這樣的大學體制里是不會被埋沒的。不是知識沒有用，而是高考狀元在美國沒有用。人家認的是創造力，不是你能夠背誦記憶多少已經有的知識。

文中還列舉了那個在中學就獲得化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牌的世界中學生奧林匹克化學競賽金牌得主、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的王慶根，因不堪憂郁癥的折磨，于2012年在美國自殺身亡這個事件。李先生同樣把原因歸咎于美國的制度。他說：“無數的王慶根們卻感受不到一絲樂趣，他們寧死也不愿在美國活受罪。”他的死我倒是在前幾年關注到了。事實上，王慶根的問題與盧剛問題性質是一樣的。王慶根作為江蘇省第一個化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牌得主，的確有過人之處，他本來的專長與興趣都在化學研究這方面，并且獲得了美國頂級名校斯坦福大學的化學博士學位，如果他能夠傾注一生心血在化學領域里研究，一定能夠獲得巨大的成就，然而，他嫌化學研究獲利不大，不能夠像當時的計算機專業那樣來錢多而且賺錢快，竟然把自己研究與工作的方向改換為自己并不特別喜歡，也并不特別擅長的計算機專業，結果可想而知，在美國，計算機絕對是年輕人的天下，而且這個領域里奇才無數，王慶根的工作壓力自然十分巨大，獲得成就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終于在失望、焦慮、伴隨著失眠中，最后得了嚴重的憂郁癥。我以為這是他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

《夢》文還列舉了那個移民新西蘭，在新西蘭殺掉自己妻兒然后自殺的詩人顧城，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他有一句詩家喻戶曉，贏得了巨大的聲譽：“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去尋找光明”。然而，他在移民新西蘭之后不久，十分殘忍地用斧頭砍殺了自己多年緊緊追隨自己，風雨相伴，不離不棄的妻子與年僅幾歲的兒子，然后自殺。我只能夠說那是喪心病狂、天理難容，除了精神病的解釋之外，我以為并沒有什么值得同情。可是《夢》文用了同時代知名的詩人北島的話來抨擊導致詩人顧城的悲劇西方社會制度：如果顧城在中國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北島先生也是我在80年代讀大學中文系時對我影響很大的一位卓越詩人。他自1989年起旅居瑞典等國，并于1990年移居美國的北島對顧城的遭遇似乎感同身受。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坦誠“在絕望的時候，人人都會有輕生的念頭”。他回顧自己在美國所面臨的巨大生存壓力：“在國外生活需要有堅強的神經。有一陣，我獨自養家帶女兒，只能前進不能后退。第一大難關就是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書時被臺灣老板炒了魷魚，當時沒什么存款，房子每月還要付按揭，一腳踩空了。我終于體會到了資本主義的厲害，像老虎，比專制還厲害----老虎猛于苛政。”

然而，北島雖然這么說，到現在他也仍然選擇留在美國而不愿意回中國，說明無論怎樣艱難，美國還是讓他生存下來了。一個不同文化環境中長大的人，突然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與制度的環境中去生活，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困難都是正常的，然而美國人的精神不正是克服困難，追求夢想嗎？美國本身就是世界各地來的人組建而成的，是一個大熔爐，必須承認人家的憲法精神才有認同感。其實，一個人即使你選擇留在國內，也同樣會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否則，這些人不會選擇留學或者移民海外。

盡管《夢》文中還有一些案例，當然也自然是慘烈的，然而，我卻不為之所動。相對于數以千萬旅居海外的華人來說，那些事件仍然是小小概率事件，如果要收集，國內自殺與互相殘殺的博士、教授、專家、學者也不會少。清華投鉈毒案到現在都沒有破，2013年4月上海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研究生林森浩投毒害死同寢室同學黃洋的案件也才剛剛通過二審判決，還遠未塵埃落定。

李先生列舉的這些事件，究竟能夠說明什么問題？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說明那是制度問題？當然，無論什么制度，都會有丑陋黑暗的現象。一個社會的制度好壞，不在于有沒有某類事件發生，而在于這類事件的概率，以及發生機制，還有發生之后遇到反思與修正的可能性。如果以外國也有腐敗而否認制度上的優劣，阻止制度的改進，那是荒唐的。因為腐敗有范圍的大小與嚴重的程度，還有那是制度上的必然，還是制度上的偶然，都是有差別的。

還必須說明一點，人類社會，無論什么制度都不可能是天堂，那些把美國說成是天堂，可以不勞而獲的美好社會，其實仍然不過是中國式的大同世界與共產主義的幼稚病。一個好的制度不過是保證公平公正的機會，至于結果如何，看個人的天賦、潛能與努力的程度，如果自己缺乏創造力，缺乏生存謀生能力，像詩人顧城只是擅長寫寫詩，完全不懂經商，不懂經營，完全不懂西方的法律與市場規則，卻偏要去養雞，去從商，豈能不失敗的。我發現，每個在國外陷入絕境的華人，都是對自己定位不準，一方面才能有限，一方面卻又把中國式的做人上人的價值觀帶到人家那里，結果發現人家那里牛B的人竟然是那么多，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失落感與失敗感油然而生，然后就怨天尤人，就憤怒嫉妒恨，做出自殘或者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這使得我又想這幾年從海外華人的生存體驗，從他們那里傳來的一句感嘆：“外國好山好水好無聊，中國好臟好亂好享受。”因為西方國家都是基于信仰上帝作為自己精神寄托的國度，因此，平等的思想觀念，獨立的人格精神，互相不干擾的自由人生態度，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在這里被某些中國人解讀為：“周圍沒有人在乎你，關心你，你似乎如一顆流星身在茫茫人海之中，基本上是自生自滅的味道。”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中國人生存在世俗的功名利祿里，習慣了人與人之間的高低貴賤，互相依附，習慣了主子奴才的關系生存，一旦脫離了這種環境，立即就感覺非常不適應。喜歡世俗功名熱鬧、喜歡扎堆，互相攀比的中國人，怎么能夠忍受那份“In God We Trust”的寂寞生活？中國人在國外的生存，第一難關還不是來自語言，而是來自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上的認同，來自于對那種價值、規則與情感上的認同。許多中國人去美國留學、或者移民美國，也仍然是基于中國人的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心態去的。無論在美國生存得怎樣，只要一聽說來自美國，立即就會在無數的中國人心中產生一種高大上的感覺，這種感覺與古代讀書人高中狀元在金殿里見到了當今皇上的感覺是一樣的，也與當年“文革”時一個鄉下的老農民從北京天安門見到毛主席回來的榮耀是一樣的。

然而，這一切隨著我們把這種文化價值觀帶到人家那里的那一刻，我們就錯了。本來，我們也許沒有錯，人家也沒有錯，但是，當你帶著自己的這種要做人上人的價值觀去人家那里謀生存、求發展的時候，那種差錯，那種失落感就自然產生了。當你總想用中國的圣人去改造人家的上帝的時候，那是一定要碰得頭破血流的。這能怪人家的制度不符合我們的圣人文化嗎？一個內心沒上帝，內心世界不豐富、不強大，也不習慣遵守人家的法律與市場規則的中國人，選擇了美國那樣的社會，確實是選擇了災難的人生，但是，能夠怪人家嗎？世界從來沒有天堂，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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