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清朝有對外貿易嗎(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只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后，歷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么多的防范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著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清朝奉行閉關鎖國的制度，那么在鴉片戰爭前清朝和外國真的沒有任何商業往來嗎？

當時雖然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和國外還是有商業往來的。當時外國人來清政府做生意只能去廣州。只留了廣州這么一個通商口岸，并且到了廣州也不是隨便做買賣的，只能跟13家對外企業做生意。

這都是清政府指定的13家對外企業，貿易的時間也有規定，只能在夏秋兩季進行。外國人可以在13家企業劃定的地方居住，但交易結束之后，外國人只能去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門地區居住，不能留在廣州。

同時還有一些比較奇葩的規定。第一外國人不能做轎子，轎子在清朝可是身份的象征，外來的商人他們是沒有資格坐的。第二外國人只能在限定的地方居住，不能隨便出來游玩，只能在每月特定的兩三天才能由專人帶到特定的地方游玩一會兒。

第三外國人也不能攜帶武器，也不能帶外國女人進來。因為在清朝看來外國的女人是很開放的，帶過來有傷風化。第四外國人也不能買中文書籍，也不能學習中文，這一方面其實是清政府文化不自信造成的。也是防止外國人和中國人接觸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另外，外國人來清政府做生意的稅費也是非常大的。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海關都是自己控制，清政府本身并不在乎海關的收入，定的稅率只有4%。但是海關官員們為了中飽私囊，在正常的關稅外加了大量的稅費，實際收取的稅費達到了20%，則使得外國人過海關都要討價還價。

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

清朝前期基本實行的是閉關鎖國的貿易政策，只有在廣州有一個通商口岸，還是受到官府嚴格管制的

一直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才被迫開啟了五個通商口岸與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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