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清朝對外貿易特點 從全球化找出來(20篇初中（語文、歷史聽課記錄）)

中日戰爭中，日本又在中國得到了大筆賠款；10年后，日本又打敗了強大的俄國。而中國人則一直固守著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認為中國的根本體制和文化是最優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學過來就行。所以，對西方社會的一切變化視而不見，因而一敗再敗，最終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宰割的對象。

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境遇雖然讓人感到同情和憤怒，但是，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竟然毫無還手之力也著實讓人感到困惑。馬克思就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對中國表示出一種不解：“一個人口幾乎占世界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的。”其實，中國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謀害以后就已經開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徹底消亡。“數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強（無論是國家的、制度的、代際的還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創新精神。習以為常并根深蒂固的觀念、廣為流傳的規范以及各種行為標準都是產生新想法的敵人。任何以和諧以及均衡為驕傲的社會，幾乎不可能誘發另類思想。”一個體系的和諧是自然達成的，而創新與協調的基礎才是和諧中最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創新的價值之所在啊。

從1298年馬可·波羅在獄中撰寫《馬可·波羅行記》開始，到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是無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當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將中國奉為一種浪漫理想并達到極端的時候，很快一種否定力量開始強大起來。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就已經指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一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隨后，西方人用他們特有的審視眼光和標準，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行了嚴肅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對中國的入侵在很大緣由上，是基于對中國文化本質的認識和對中國專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發展中的表現卻與中國的表現恰恰相反，他們提倡“中學為用、西學為體”，虛心學習西方的文化結構和科學教育體系，然后再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進行改造。可以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除了對中國亦步亦趨以外，幾乎是與世隔絕的，而日本的發展模式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但是，從日本所采取的戰略來看無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發展的規律，我們發現日本一直是把歐美作為合作伙伴，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把世界作為自己的市場；而中國長期以來則一直是以大國心態自居，始終是把歐美作為競爭對手，把日本作為合作伙伴（從來沒有把日本作為競爭對手），把自己的市場當成世界來開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最終的結果表現明顯不同，中國一直在發展中國家長期徘徊，日本則早已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當然，日本人的這種創新從本質上來說，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創新，而是說它采納和仿效他人的創新更加快速有效，這種區別來源于對商業文明本質的理解與核心體系的建立。

中、日之間的這種發展變化，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人一直將中國的文化引以為榮，要迫使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實在是一件極其丟“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興所謂的“國學”的觀點仍然大有市場，因而，有人始終不能單純理解西方文化的廣度與深度。然而，正是日本這樣驚人的變化徹底動搖了中國人的自信，終于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變革的重要性，這個社會再不變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國社會近代變革的歷史終于拉開了帷幕。從日本的發展歷程來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變求變”，擁有快速變化的發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經濟奇跡的關鍵，就是因為私營企業很好地把握了“以變求變”的精髓，所以呈現出非常卓越的表現。尤其是在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日本企業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歐美企業的管理精華，而且，更能結合自身的特點加以發揮創造，所以，日本制造的產品反而比歐美更具有獨特的優勢。日本戰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從一個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了一個“后工業化國家”，可以說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和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糾葛，我們一直沒有真正研究和承認日本的這種范例。

中日兩國之間的差別還體現在教育制度上：中國人的戰略失誤和落后意識集中體現為至今沒有建立起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先進的教育制度上。19世紀末的史密斯曾評價當時中國的教育說：“中國的教育根本無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夠理解和能夠運用的意義上掌握一門學科。”，事實也的確說明至今中國的教育仍然沒有更大的長進，因為100多年過去了，從1901年第一個諾貝爾獎頒發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獲獎者中至今中國學者仍然是一個零的記錄。美國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總結說：“事實上對日本社會影響最大、使日本獲得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僅明治時期的第一個年代，就從23個國家請來了2400多個外國人教授西方的組織管理與生產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后，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話發人深省。李鴻章認為：“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伊藤博文則大膽預測中國：“似乎奮發有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說，中國又睡覺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年3月23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又一次會面了，不過他們是分別代表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清政府與逐漸強盛起來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這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時，都是和中國一樣背負著不平等條約的國家，因為勵精圖治和勇于變革，卻在短短的40多年時間里，與中國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由一個懾于“列強”武力而不得不打開國門的東方弱國躋身于“列強”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為日本帶來了慘重的災難，輕而易舉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軍國主義的擴張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戰前創造的許多財富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因戰爭死亡200萬人以上，經濟也處于瀕于崩潰的狀態。東京、大阪、橫濱、名古屋等大城市幾乎化為灰燼，工業設備的1/3被破壞，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處于極端落后的境地。 殘酷的歷史現實使日本人民認識到通過戰爭與掠奪想要達到發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過自強不息、以奉獻與服務為基本宗旨才能達到生存發展的目標，這也是日本在戰后經濟騰飛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落后于中國，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進而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號經濟大國。

戰后，由于日本企業管理落后，產品質量上不去，日本貨被稱為“東洋貨”，當時是劣質品的代名詞。然而，日本人卻把在美國毫無用武之地的“質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請到日本，在全國上下掀起了質量管理的熱潮。日本人不僅將戴明奉為“圣人”，還明確提出了“質量救國”的口號。1953年~1973年其間，日本企業經過多次演變形成了一套標準的企業發展模式讓所有公司效仿，特別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企業始終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企業文化促進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發展。70年代以后，日本產品以其過硬的品質和低廉的價格優勢大量涌入歐美市場，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盡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單一的日本產業經濟發展模式遇到了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發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于不適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規則而出現衰退，過去曾使日本人引以為榮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創新精神”也不得不讓位于代表著自主創業和不斷進取的“硅谷精神”，但日本經濟在發達國家中仍居于前列。

中國雖然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是，制造業總體水平仍然處于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制造業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國，在新興高科技產業和新材料領域還具有相當的優勢，日本的海外總資產占到全球海外資產的一半，2003年僅日本海外企業的銷售額就高達1.3億美元，幾乎相當于中國整個的國內生產總值，但這一數字并不計入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已然如此強大的日本居然還是始終保持著低調務實的態度。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經濟的日本經濟，卻一直是低調的發展；一直是世界人均水平排名靠后的中國經濟卻始終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前行。于是，我們不得不在這里提出學習日本的“盛世危言”，絕不能認為中國已經足夠強大了，實際上，我們還僅僅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近代歷史上，中、日兩國都是在同樣的條件下，同樣是面臨著西方文化崛起的沖擊和影響，然而，由于各自態度和認識的不同，卻導致了不同的結局。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以及日本人認真求實的精神不能不說對我們仍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我們必須靜下心來認真地研究我們身邊的這個國家，從中汲取對我們有幫助的元素，正如俄國中世紀一位歷史學家所警告的那樣：“歷史能教訓我們的沒有什么，只有懲罰那些不從中學習應有教訓的人。”日本人長于做學生，所以能后來居上；中國人不善于做學生，所以必須兼容并蓄，具體來說就是：一是要學習和借鑒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滿足于日本模式，三是要確立自己的發展模式。

中東地區的以色列也同日本相類似，都是在條件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美國則是另一個善于創造學習、吸收借鑒的典型，世界經濟論壇和哈佛大學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是世界上“最具創造力的國家”。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寫道：“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初期，在全球實力對比所發生的一切變化中，對未來最富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美國的崛起。”革命導師列寧也曾贊賞道：“無論就19世紀末和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來說，還是就資本主義發展已達到的最高程度來說，美國都是舉世無雙的，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榜樣和理想。”貫穿在美國精神中的堅韌不拔、標新立異、強調個性、樂觀自信的民族心理對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善于學習、勇于創新的民族，但是，歷史往往在成就一切的同時又會讓一切歸于無意義，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形容的一樣——“中國人只知道跟著祖先的足跡前進，但忘記了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他們雖然還沿用著祖傳的科學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們使用的生產工具依然還是祖先的遺物，但沒有人去設法改進和革新這些工具。……因此，盡管河水仍在流動，但已不能卷起狂瀾或改變河道。”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強大與近代史上經濟文化的衰落是如此的明顯，只能說明近代中國所走的是一條與現代文明發展相悖反的道路。歷史的經驗證明，凡是中國歷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期一定是最開放、最和諧的時期，而凡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敗的時期，一定是最保守、最喪失理智的時代。開放是進步之源，封閉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前提條件就是開放，必須充分的開放。

無論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離開了徹底的開放，結果必然是趨向保守和落后；也無論是官僚政治，還是精英政治，都必須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礎之上，這樣才能保證政治制度的先進性。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是在“以開放求變化”，但是，開放的程度還不夠，變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種封建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那種封閉、畸形、壓制個性的文化中，任何先進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來的光彩。所以，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必然要求我們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穿新鞋走老路”，因為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是殘酷無情的，如果我們始終不能回歸管理的本質，深入研究人與文化的問題，搞不清楚科學管理與傳統的管理手段之間的關系，甚至將封建時代的一些行為當成了現代管理的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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