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清朝對外貿易的特點全球化(閱讀以下材料，回答問題。材料一 從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由廣州起航經澳門為中轉港的六條國際貿易航線)

出現了新的突破。1628年，德國的 C.Schsiner用兩塊面透鏡制成最早的復式顯微鏡。 1665年，英國的R.Hooke用自制的顯微鏡發現了細胞，從此打開了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秘之門，植物授精的概念、動物授精的概念、植物營養的概念、病原微生物的概念相繼出現，農業生物學獲得飛躍的發展。生物學是農學的基礎，沒有生物學的領先，農業技術的創造改進就只能停留在感性階段。中國傳統農學和傳統農業，恰恰是從這里開始落后于西方的。不過，中國的這種落伍不是一下子顯露出來的。科學的發展不是各個門類齊頭并進的，帶頭的是天文學，然后是物理、化學，生物學是相對滯后的；生物學較大發展并應用到農業中去是19世紀的事情。

中國傳統農業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一直領先于世界，但勞動生產率就很難這么說。據寧可先生的研究，中國傳統農業與西歐中世紀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差不遠。從中國傳統農業自身的發展看，農業勞動生產率有一個由上升到下降的過程，轉折點有的認為是在唐宋，有的認為是在清前期。學界判斷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主要依據是人均占有糧食的數量。這里一個突出的制約因素是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減少，使人的生產能力不能充分發揮出來。但在人均耕地減少的情況下，農民會增加糧食生產之外的副業生產。如果按人均占有農副業產值計算，情形可能與按人均占有糧食數量計算的情形有所不同。不過，封建社會晚期以后，農業勞動生產率停滯以至下降的趨勢恐怕是難以否定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靠生產工具的改進。中國傳統農具的發展在宋元時代達到高峰（這在王楨《農書》中獲得反映）后，就基本上停滯不前。《農政全書》所載農具是抄王楨《農書》的，沒有新創造。有些大型高效農具，如水力連磨，明清反而罕見了。在王楨《農書》時代，“北方收麥，多用釤刃麥綽……一日可收十余畝，較之南方以鐮刈者，其速十倍”。但這種麥釤，明清時代基本上不用了。有的地方從牛耕退回人耕。這些都可以找出具體的原因來解釋，但深層的原因恐怕是小農經濟和人多地少的狀況缺乏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動力。鄭學檬先生曾經指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古代農業機械很早就采用齒輪傳動的裝置，冶鐵業也相當發達，但為什么始終沒有用鐵來制作齒輪？我想原因之一恐怕是在使用人畜力和自然力為動力的情況下，用木制齒輪就夠了，而多勞集約的傳統農業本身，還提不出使用更高級的動力的要求。在生產工具停滯不前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可能提高的。西歐的情況與中國有所不同。如圈地運動以后18世紀的英國，城市人口增多，農村人口減少，為了增加農產品的供應，既有改進技術、提高集約化程度的要求，也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要求。在推行諾克福輪栽制的同時，各種以畜力，水力或蒸汽為動力的農業機械陸續出現。如1701年塔爾發明的馬拉谷物條播機，1828年貝爾發明的馬拉收割機，以蒸汽為動力的飼料粉碎機、干草切割機、甜菜切片機等等。當然，這些只能算是半機械化；歐美真正的農業機械化是20世紀初的事情。但農業發展中追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趨勢在18世紀已經相當明顯，這和中國當時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

近現代農業不是單純由傳統農業技術自身發展而來的，它用科學改造傳統農業、用工業武裝傳統農業的結果。在西歐，18世紀的傳統農業技術雖然仍落后于中國，但當時已形成近代科學，已發生產業革命，用近代科學和近代工業改造傳統農業的過程己經開始。在中國，18世紀既沒有形成近代的實驗科學，也沒有發生近代的產業革命，傳統農業自身還不具備向更高的形態發展的條件。在農業技術繼續領先的表象下面，它與西歐農業的差距正在形成和發展，只是尚未顯露出來和被人們認識罷了。

中西農業的這種差距，中國農業落后的事實，中國人是在甲午戰爭失敗、洋務運動破產以后才猛然省悟的。中國農業這種落伍當然不時一個早上發生的

在明清時期什么樣的變化導致中國開始三百年的下降(政治 經濟等)

明清時期，世界歷史進展迅猛。到了17—18世紀，世界歷史繼承前一時期的巨大轉折和變化，向著更為深廣的方向發展。在歐洲和北美，封建主義、殖民主義的基礎受到沖擊，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來臨，世界歷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但是，與歐美不同的是，同一時期的中國封建勢力卻空前加強，社會經濟開始逐漸走向衰落。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時候，明清時期的中國卻逐步落后于西歐各國。

一、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近代化發展

（一）區域經濟的發展。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的發展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特點。中國地域遼闊，南北東西自然條件差異很大，發展背景各不相同。明清時期各區域的發展軌跡與特點也有較大的差異，從而形成幾個頗具特色的經濟區。

1、高效農業與絲、棉紡織業并重的江南經濟。以太湖平原為中心的江南，自唐宋以來一直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明清時期江南的發展主要是合理利用現有農業資源，進一步提高生產的集約化程度。高投入高產出的農業經營方式是江南經濟的特色之一；農副產品加工業，特別是絲、棉紡織業的發達是江南經濟的又一特色；市場發育起步較早，以農副產品加工、集散為主的市鎮密布；城鎮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比例較高，其都市化程度遠遠走在全國前列。

2、以外貿為導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大體始于宋代，雖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到清代中葉已躍居全國先進之列。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市場機制的初步形成，經商人口急劇增長，一個以外貿為導向，以轉口貿易為中心的經濟格局正在逐漸形成。

3、華北平原區。華北平原的冀魯豫三省地處黃河下游，是中國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12-14世紀的數百年間，這一地區屢經戰亂兵燹，經濟發展受到破壞，經濟地位逆轉。進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墾等項政策使華北平原經濟重新崛起，清代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明清時期華北平原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種植結構的調整、農副產品加工業的興起和農村集市網的形成。

4、長江中上游地區—全國最大的商品糧輸出區。長江中上游地區以江西開發最早，從元末起江西開始向湖廣移民。兩湖地區的開發正是隨著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開始的，明代中葉形成第一次高潮，清代前期為第二次高潮，并進一步推進到四川盆地。“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大規模的移民與開發過程相伴隨；到清代前期已形成“江浙糧米歷來仰給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的糧食供求格局。長江中上游地區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糧輸出區的確立，不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對于江南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清代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時期，清王朝建立之后對邊疆地區進行了大力開發和治理。其中，經濟效益較著者當屬東北平原和臺灣。經過近二百年的移民開發，到清代中葉東北和臺灣的農業經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成為新的糧食生產基地；農產品加工業、商業等也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以后更大規模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

（二）商品流通的發展。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的范圍和規模均有大幅度的增長，流通格局也有很大的變化。商品流通的發展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中又一顯著特點。

1、流通范圍的擴大。明代長時期禁海，長江航運也不甚發達，南北貿易以運河為主干，東西貿易主要局限于長江中下游。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華北平原、長江中上游諸省的經濟發展，以及東北與臺灣等新區的開發，沿海、沿江貿易都有大規模的發展。據《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估計，清代前期我國內河航運里程已達5萬公里以上，沿海航線1萬公里，基本已達到近代的規模[2]。另一方面，隨著清代國家版圖的擴大和邊貿的發展，新疆、蒙古與內地的貿易也有大規模的發展，山西商人開辟的從蒙古草原直抵俄羅斯的北疆陸路貿易線亦達萬里之遙。

2、流通規模的擴大。清代，全國商品流通的品種和數量都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長。首先，糧食流通的增長十分顯著，運河、長江中流通的商品糧數量都從明代的數百萬石增至上千萬石，沿海的流通量更是大幅度增長；其次，隨著棉花、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花生、蕃薯的引種和推廣，它們都成為清代流通中的大宗商品；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呢絨制品、鐘表、眼鏡等洋貨的輸入也大為增加；而豆餅、麻餅、蘆葦、荊條、桑皮、香屑等低值商品成為長距離流通中的大宗商品，也是明代所罕見的。

稅收額的增長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流通規模的擴大。康熙年間全國關稅總額為120萬兩，乾嘉年間已增至四五百萬兩，120余年翻了兩番；關稅在全國財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也從康熙雍正年間不足4%上升到12%左右。清代前期全國各主要稅關的稅則未見重大變更，稅率也未見有大幅度的提高，故稅收額的增加主要是商品流通量增長的結果[3]。

3、流通布局的變化。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最重要的發展應是宏觀布局的變化。即：從運河流通為主轉向以沿海、長江流通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資交流主要依賴京杭大運河；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和長江中上游各省的經濟發展，沿海、長江航運逐漸取代運河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流通格局的這一變化既是全國性經濟布局變化的一個重要表征和組成部分，也代表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流通布局的這一變化，在鈔關設置和稅收方面均有所反映。明代禁海，京杭大運河是全國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國八大鈔關有七個設在運河沿線，從北至南依次為：崇文門（北京）、河西務（清代移至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蘇州城北）、北新（杭州），這七關商稅占八大鈔關稅收總額的90%左右。清初運河七關全部保留下來，其后隨著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清政府陸續增設了一批稅關，沿海稅關如江海（上海）、浙海（寧波）、閩海（廈門）、粵海（廣州）四海關，此外天津關、山海關等也逐漸成為北方沿海的重要稅關；長江稅關如夔關、武昌關、九江關、蕪湖關、龍江西新關（南京）等。

（三）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這一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可分為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大層級[4]。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中最具時代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發展，應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化[5]。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逐漸減弱，和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不斷加強。這與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一書中所闡述的，從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這一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減弱，與生產直接相關的是從明代中葉開始的一系列賦役制度的變革：力役折銀和匠班制的廢除，以及最終的攤丁入地，使農民逐漸擺脫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賦稅折銀則使農業生產與田賦脫鉤，有利于小農的自主經營。這一賦役制度的變革為各家各戶各地區因地制宜地發展經濟解除了枷鎖，提供了廣泛的可能。

到清代中葉，在全國范圍內已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逐漸取代運河成為最重要的流通干線，在沿海和長江沿線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相繼崛起，這些港口城市大多成為鴉片戰爭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廣大農村，最遲在乾隆、道光年間，一個具有相當密度的集市網已經形成，這一基層集市網與處于流通干線上的商業城、鎮相聯系，溝通城鄉市場，使商品流通幾乎可覆蓋全國的每一個州縣，甚至每一個村落，從而將自然條件、發展程度各異的各經濟區域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使地區之間分工互補，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可能。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經濟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沒有重大突破的條件下，仍然保持著內在的動力與活力，主要就是市場機制在起作用。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正是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也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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