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清朝朝貢貿易的特點(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貞蕤，他在清乾隆末至嘉慶初曾4次來華：

乾隆四十三年(朝鮮正宗二年，1778)，蔡濟恭謝恩使團；

乾隆五十五年(朝鮮正宗十四年，1790)，黃仁點圣節兼謝恩使團；

乾隆五十六年(朝鮮正宗十五年，1791)，趙尚鎮謝恩使團；

嘉慶六年(朝鮮純宗元年，1801)，趙尚鎮謝恩使團。

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號炯庵，又號雅亭，他在1778年與樸齊家一起訪問了燕京。

柳得恭(1749一?)，字惠甫，號冷齋，曾3次來華：

乾隆四十三年(朝鮮正宗二年，1778)，李溵沈陽問安使團；

乾隆五十五年(朝鮮正宗十四年，1790)，黃仁點圣節兼謝恩使團；

嘉慶六年(朝鮮純宗元年，1801)，趙尚鎮謝恩使團。

此三位朝鮮青年才俊均于1778年首次來到中國，正當乾隆盛世，清朝強大的國力給他們極大的震憾，燕京盛京繁榮的文化也讓他們傾心，而清朝士人也對這些東國學子表示出了極大的熱情，研讀學問，贈答詩文，以至建立深厚的友誼。

柳得恭與樸齊家最后一次相攜來華時，他們交游名錄包括：“沈陽書院諸生十三人；燕中縉紳、舉人、考廉、布衣共四十一人；琉球國使臣四人。”26這其中包括著名詩人紀昀、李鼎元等人。紀昀時任禮部尚書一職，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交往乃至結下深厚的友誼，互贈詩集、書籍，唱和詩賦。

名單里還有著名畫家羅聘、沈剛、陳森等人。更讓柳、樸受益匪淺的是與學問家陳箓、錢東垣(錢大昕之侄)、黃丕烈等人的交往。

在與清朝碩儒名家的密切交往中，這些異國學子大開眼界，更在思想學問上產生了飛躍。歸國后，他們均有著述，述其行程，載錄事務，但更重要的是鼓吹北學，較為客觀地為當時的朝鮮人展示了清朝繁榮的盛世景況。

李德懋寫下了《入燕記》，柳得恭則著有《灤陽錄》和《燕臺再游錄》，但影響最為廣泛的是樸齊家的《北學議》。樸齊家在這部名著里公開向陳腐的“華夷論”宣戰，正是4次訪華對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文化典章建立了堅定的信心，給了他這份勇氣。

嘉慶朝中，來華訪問的朝鮮著名士人有金正喜、趙寅永等人，他們與清朝士人的交流偏重于金石考古學問。金正喜，字秋史，號阮堂。清嘉慶十五年(朝鮮純宗十年，1810)初，隨其父金魯敬(冬至使副使)來華，時年僅25歲。就學于著名學者翁方綱、阮元等人，深受他們的學識、學風的影響，并帶回大批考古學著作，開創了朝鮮金石考古學，被后世譽為“阮堂大師”。

(三)清廷對朝鮮國王和使者的賞賜

清廷在文化思想交流活動中有時也采取主動的態勢，利用朝鮮使團向朝鮮輸出漢文化，主要通過向朝鮮國王和使者賞賜大量漢文典籍、匾額和文化用品來實現。

朝鮮使團在京進行朝貢或其它謝恩、陳奏等使命時，清廷不但要對朝鮮國王(有時還有王妃、世子等其他王室成員)進行賞賜，也賞賜使團成員銀兩和各種物品。在崇德至康熙年間，這種賞賜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正官均有定額，從人被分為有賞者和無賞者，后來擴大到整個使團。賞賜物品種也從最初的幾種發展到數十種。到乾隆年間，清帝對藩屬國朝貢者的賞賜達到極其繁瑣的程度，特別是乾隆末年，對朝貢使者的加賞常達十余次之多。在原銀兩、鞍馬、錦緞等慣常賞賜品之外，又增加了許多品種：

御書類：御制千叟燕詩、御書福字等。錦緞裘皮類：漳絨、八絲緞、五絲緞錦、閃緞、章絨蟒緞、大卷緞、倭緞、回子緞、回子綢、回子布、洋花緞、云緞、貂皮。金銀玉器類：元寶、金鞘小刀。用品類：大荷包、小荷包、酒盅、壽杖、鼻煙壺、火鐮、各種筆墨紙硯。器具類：玻璃器、瓷器、漆器、象牙器。御用品：茶葉、鼻煙、各種水果、食物。

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鮮國王因眼疾令其使者求購空青(御用藥物)，康熙帝為之特遣敕使赍空青往賜，屬于“特賜”之例。雍正、乾隆帝與朝鮮國王開始了進貢與回賜的拉鋸戰，這榭情況一直持續到嘉慶、道光朝。這一階段的賞賜品種類極其繁多，試將其做一分類：

印誥：玉鈕金印、誥命；御書：御筆福字、壽字、匾額等；書籍：御制詩、《仿宋板五經》等；筆墨紙硯：宋澄泥仿唐石渠硯、端硯、梅花玉版箋、仿澄心堂紙、宣紙、花箋、福字花箋、花絹、徽墨、湖筆等；裘皮：黑狐皮裘、黑貂皮、貂皮等；錦緞布匹：大蟒緞、小蟒緞、織金緞、八絲緞、紅羽緞、石青緞、龍緞、采緞、大緞、妝緞、錦緞、倭緞、閃緞、素緞、帽緞、彭緞、青緞、漳絨、寧綢、宮綢、春綢；江綢、線綢、紡絲、紗等；金銀玉器珠寶：金元寶、銀元寶、金錢、銀錢、金鈴、銀鈴、玉如意、玉香爐、玉筆洗、珊瑚珠等；裝飾器具：玉器、瓷器、玻璃器、洋瓷法瑯器、雕漆器等；馬具軍品：一等鞍馬、二等鞍馬、弓箭撒袋、玲瓏案轡等；日用品：荷包、十錦扇等。

可以看出，賞賜品一般以錦緞布匹為主，輔以筆墨紙硯和其它器具物品。加賜御書字、匾額及漢文典籍，是清帝給朝鮮、琉球、安南等國的殊榮，具有濃厚的文化思想交流意味。

這一階段加賜朝鮮國王的御書匾額計有：乾隆八年(1743)“式表東藩”，乾隆四十三年(1778)“東藩繩美”，嘉慶十年(1805)“禮都綏藩”，道光九年(1829)“纘服揚休”。

清廷通過朝鮮使團賜予了朝鮮大量的漢文典籍，以雍正、乾隆朝最多。

雍正所賜有：《周易折衷》、《朱子全書》、《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說匯篡》、《韻與闡微》等。而乾隆則屢有大手筆：除經常賜予御書“福”字箋、御制詩章、御制匾額外，《四庫全書》、《仿宋版五經》、《明史》等都曾作為特賜禮品送給朝鮮。

清朝皇帝們的賞賜品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朝鮮使團的行囊，也可以看作是朝鮮使團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清時期的時代特征

明代的歷史特點及其經驗教訓

     

       明朝長達2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歷史特點， 不僅對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整體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特點具有積極意義。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變局，其發展特點如何，不僅直接關系著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直接影響著中國此后的發展道路，其間蘊涵的深刻教訓和啟示，需要認真總結和汲取。

        明朝歷史的發展特點，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表現。

       1.制度建設空前完備。明朝制度建設具有明顯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開創新制的特點。僅以政治制度為例，如經朱元璋大刀闊斧的改革，廢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權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為主體，地方以各省“三司”為主體的官制結構；永樂后，又形成輔佐皇帝處理政事的內閣、司禮監體制；還逐漸形成了旨在統一事權以加強對地方控制的督撫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體系既大大簡化，又體現出明顯的相互制衡的特點，皇權及統治效能皆空前加強。中葉后又形成凡高級官員人選、各部門重大決策等，首先經有關衙門提出建議或會官“廷議”，再由內閣“票擬”處理意見，最后上請皇帝裁決的制度，從而，在保證皇權獨斷的前提下，使決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廣益”的特點。又如，在空前完備的科舉和官辦教育體系基礎上，永樂后，科舉和學校功名逐漸成為決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據，從而把選官的公平原則貫徹到當時社會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不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養，而且大大擴展了統治基礎，增強了社會各階層對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經濟、法律、軍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也都高度完備、獨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2.商品經濟空前發展。總體說來，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發展，主要表現在隨著糧食品種的增多特別是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以及植桑、種棉等經濟作物的普及推廣，農業生產力有了明顯提高。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和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業產品和經濟原料作物產區，涌現出一大批因工商業而興起的著名市鎮；廣大農村的集市貿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區間商品流通十分活躍；私人海外貿易發展強勁；以徽商、晉商等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團崛起，在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東南發達地區的若干手工業部門中較多地采用了雇傭關系，也即人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萌芽。

        3.階級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流動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非貴族地主成為地主階級的主體。而至明代，非貴族地主的數量及其在地主階級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為主體的縉紳地主外，在經濟發達地區還出現了少量的經營地主。市民階層也伴隨著工商業和城市的空前繁榮而興起；與此同時，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進一步提高。社會流動速度空前加快，學校和科舉幾乎成為非貴族地主乃至平民獲得政治身份并進入官紳階層的唯一途徑，尤其是以科舉考試博取身份特權，再以身份特權謀取經濟利益，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會風氣丕變，思想文化異彩紛呈。首先，出現了普遍重商、“競相逐利”和追求享樂的風氣，“人必有私”觀念和拜金主義流行。其次，程朱理學衰微，王氏心學風行，天下之士由謹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貴疑”、“自得”、“厭常喜新”乃至追求個性解放。其三，文學界提倡“獨抒性靈”，以小說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學空前繁榮，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兩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階層的價值觀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學風經歷了由樸實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實的變化。史學中野史尤其是私修當代史空前繁榮，標志著史家對現實的高度關注和對經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等為代表的實用科技的發達標志著中國科技發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銳察覺到中國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與不足，而積極向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學習，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現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風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諫為中國歷史所罕見，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勝數”，如洪武時茹太素、正統時劉球、嘉靖時沈練、天啟時楊漣等，皆為著名諫臣；至于正德許天錫的“尸諫”、嘉靖海瑞的“備棺而諫”、萬歷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財、氣”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決策分歧時，群臣往往集體進諫，如正統時諫阻英宗親征、成化時勸諫憲宗合葬錢太后于裕陵、正德時諫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禮議、萬歷時爭國本等，皆為顯例。其中，成化時勸諫合葬錢太后于裕陵和萬歷爭國本還取得了最終勝利。盡管他們用以諫君的信念和依據仍是傳統的儒家思想，但其試圖以群體力量限制君權的意向和不懈努力還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6.對外政策崇尚睦鄰友好，但總體保守、落后。朱元璋確立的對外政策有兩大基本原則：一是努力營造以“厚往薄來”為特征的朝貢貿易體制下的睦鄰友好關系，二是嚴禁中外商民自由貿易。永、宣時期的鄭和下西洋，雖是中國遠洋外交和人類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但本質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則，其目的仍是通過宣揚明朝國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區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國家前來朝貢，故終因所費不貲而被迫停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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