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清朝前期海外貿易具體措施(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天下四大鎮”，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置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構成了一個個較大的地區貿易網絡。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系，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后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成書于神宗萬歷時期的《歙志風土論》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其中贊譽明孝宗弘治年間“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為“一時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至嘉靖末、穆宗隆慶初“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到萬歷時“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冊《鳳寧徽備錄》）。這一類對明朝后期百年之間社會風氣變化的敘述，在其他一些地區的方志里也頗不乏見。歸納而言，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棄本逐末”，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康乾盛世的工業

棉桑等經濟作物只準種在“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2.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滿清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先看古人的記載: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后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清興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于食，布帛賤而艱于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

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兇，良賈無籌。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

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饑餓，寧甘下賤為人仆。 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再看看西人的回憶

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贊揚中國物產極為豐富,物質生產能力遠勝歐洲,聲稱"大明人"是"衣飾華美,風度翩翩".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10]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的記載

山西產好鐵，滿清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1/6，近于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產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滿清朝廷并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于地方，嗣后有請開采者，悉不準行"。對于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BTW1:第一個對康乾盛世提出質疑的人大概是魯訊,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其實不及明末萬歷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所謂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于嘉慶元年(1796年)川陜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很多的歷史學家們將“康乾盛世”稱為輝煌，是因為他們覺得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的奇跡。他們認為國家統一的最終完成，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趨勢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歷史特征。

然而事實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遜前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清朝初年,清政府只準開放哪地作為對外開

只開廣州作為對外通商口岸，跪地由政府特許的廣州十三行統一經營管理貿易。

清初嚴行海禁，將沿海人民內遷50里的措施，目的是為了斷絕東南沿海對鄭成功等抗清力量的物質供應。康熙統一臺灣后，清政府在廣東澳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云臺山四處設立海關，準許外商來華貿易。康熙晚期，禁止商人前往南洋貿易。1757年，乾隆下令封閉沿海通商口岸，只許歐洲船只在廣州一處通商，并且只許和朝廷特許的“行商”做買賣，實行閉關政策。乾隆后期拒絕同英通商，嘉慶時繼續拒絕通商。

直接原因是為對付東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爭，是清朝統治者民族狹隘性的表現。由于滿清貴族與人民群眾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斗爭，滿清統治者企圖通過“閉關”的辦法將國內的漢人與外界隔絕，以防止外國人支持漢人形成反清力量。根本原因是落后的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的產物。在自給自足為主的傳統農業社會中，封建統治者自我滿足且昧于世界大勢，又盲目排斥外國的一切東西。客觀原因西方殖民者向東方殖民擴張，為維護封建統治，清政府試圖通過“閉關政策”，對內加固自身的統治，對外進行民族“自衛”。

：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消極落后的政策，不能從根本上抵御西方的殖民侵略。卻妨礙了海外市場的開拓，抑制資本的原始積累，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隔絕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不利于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國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學習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導致了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在近代屢遭列強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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