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海外聯合洪門愛國人士(八個民主黨派的全稱,簡稱,歷史由來)

慶成立。是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政治體制內，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所認可的八個民主黨派之一。

4.中國民主促進會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創始人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等大多是上海文化教育界的進步知識分子。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就在敵偽統治下堅持抗日救亡斗爭。抗戰勝利后，他們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總方針，積極投入反對內戰﹑反對獨裁﹑反對出賣國家主權的愛國民主運動。

5.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的民主黨派之一。由中國國民黨左派人士鄧演達等所創立。是以醫藥衛生、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領域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具有政治聯盟特點、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是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參政黨。

6.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組建的海外組織，旨在維護維華僑的正當權益，關注民族的獨立和祖國富強。而現在的中國致公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政治體制內，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所認可的八個“民主黨派”之一，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政黨。

7，九三學社，抗日戰爭后期，一批文化教育、自然科學學者繼承并發揚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以民主、科學為宗旨，在中國共產黨支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在重慶發起民主科學座談會，自然科學座談會的學者也陸續加入。為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學座談會召開擴大會議，并更名為九三座談會。1946年5月4日，改建為九三學社。

8.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由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成立，但當時偽稱在臺北，以躲避中華民國政府國安人員的耳目。1948年臺盟宣布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員陸續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成為共產黨分部。

拓展資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立的。

它根據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對國家大政方針和群眾生活的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并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作用。

這有利于堅持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又有利于更廣泛地聯系和團結各階層群眾。人民政協的建言獻策有利于科學、民主決策。人民政協職能的履行有利于協商民主的決策。

中國八大黨派的介紹

1、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怎樣加入洪門？

洪門是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旨在推翻清朝封建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

各界人士如何幫助中國革命的成功

華僑在中國近現代各個革命歷史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一股不可缺少的推動力量，所起作用和所作貢獻是巨大的。中國致公黨是85年前在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的基礎上組建而成。中國致公黨的歷史也是一部近現代華僑史的縮影，受著華僑眷眷的愛國情懷和拳拳的報國熱情的滋養，如今的中國致公黨已發展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民主黨派和有一定影響力的參政黨，這也彰顯出中國致公黨和廣大華僑、歸僑與僑眷對國家、人民以及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的堅定信念和政治態度。

我們從華僑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歷程中可以觸摸到致公黨發展的脈動。

一、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20世紀初葉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性的民主革命，各地華僑創立了許多的學校與興辦了一批僑報，廣泛地對中國的革命進行積極的、正面的宣傳。從興中會成立至武昌起義的辛亥革命爆發的16年中，孫中山先生直接領導發動的武裝起義共10次，每次華僑都是起義的骨干力量，僅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中，華僑就占了三分之一。

當時的華僑除了宣傳和前線征戰，支援革命的主要功績還在于助餉，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一文提到：“慷慨助餉，多為華僑；熱心宣傳，多為學界；沖鋒破敵，則在新軍與會黨。”10次起義中用于購買槍支彈藥的開支以及其它活動的經費，總共為港幣62萬元，其中世界各地華僑的捐助約占80%，可見華僑的“助餉”對于革命能如火如荼進行乃至成功是及其重要的。1910年11月，孫中山先生前往美國、加拿大籌集起義的經費，在溫哥華，當地洪門致公堂首捐1萬元，并倡建革命救國籌餉局，但當時在加拿大的華僑大多為收入微薄的華工，一時無法籌到足夠的款額，在這艱難的時刻，致公人站了出來，維多利亞洪門致公總堂決定將堂產抵押，以最快的速度把從銀行借到的3萬元匯往香港策劃起義的指揮機關統籌部。消息傳開后，許多洪門致公堂效仿此舉很快籌得5萬多元，再加上僑胞個人的捐款，一共達7萬元之多。關于這段歷史，當年曾隨孫中山先生籌款的馮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中有詳細的敘述。當時，在加華僑近3萬人，他們大多加入了洪門致公堂，含辛茹苦購置了安身立命的堂產，然而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他們義無反顧不惜將堂產抵押借錢捐款支持革命，洪門致公堂這種可歌可泣的革命主義情操，至今仍是我們的驕傲和楷模。

華僑們的這些舉動在海外華僑愛國史上，譜寫了一段感人的篇章。這些事跡生動形象地印證，如果沒有華僑從革命一開始就給予支持，辛亥革命是很難成功的。對此，孫中山先生由衷地說出了“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句發自肺腑的心聲。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五四運動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作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反帝愛國運動猶如一陣陣強大的沖擊波，通過各種渠道波及到海外華僑社會中，他們熱血沸騰，群起聲援，與國內的反帝愛國運動遙相呼應，有力地構成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919年5月9日，由旅居英、法的中國留學生、華僑及某些中國政界人物聯合組織的中國國際和平促進會，當出席巴黎和會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抵達巴黎后，和平促進會組織留學生和華僑多人到其下榻處請愿，遞交請愿書，并隨即召開國恥紀念會，與會500多人，其中有不少歐美各界名人。中國國際和平促進會實際上成為了五四運動期間歐洲華僑開展愛國活動的領導組織。在國內外強大的壓力下，尤其是旅歐華僑同胞對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直接施加壓力的特殊作用，迫使中國代表不敢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未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上簽字，這標志著五四運動取得了勝利。國民黨要人張繼在談論到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約的原因時說：“其力乃在巴黎之華工及學生。”從中表現了旅歐同胞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巴黎和會期間，除了在巴黎的華僑，世界各地的華僑也非常關注和會的動向，并以實際行動聲援國內的五四運動。諸如日本華僑和留學生到各國駐日使館請愿，并與日本警察發生沖突；馬來亞、菲律賓華僑拒絕參加英、美殖民當局為簽訂對德條約舉行的慶祝活動，及東南亞華僑開展的抵制日貨活動等，直接和間接打擊了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及其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卑鄙行徑，因而具有更直接、更強烈的反帝愛國性質，堅決地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不言而喻，廣大華僑在擴大五四運動的國際影響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抗日戰爭時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間，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席卷了海外華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為祖國抗戰捐款的華僑有400多萬人，約占當時全世界華僑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亞洲、南北美洲、歐洲、大洋洲和非洲華僑的家家戶戶。其規模之大、范圍之廣、人數之眾、時間之長、力量之強、影響之巨，都是空前的。抗戰期間共有華僑團體約3500多個，它們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打破宗親、地域的界線，走向聯合，將千百萬華僑組織起來，上至工商巨賈，下至貧民、乞丐，各階層人士以義捐、義演、義賣等各種形式慷慨捐款，匯成一股抗日的洪流。僅就當時國民政府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華僑捐款約達13億多元，匯回國內的數十億僑匯，對支持祖國抗戰起了很大作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旅美僑領，中國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親自發動美東地區僑社成立“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為祖國籌措戰費。他竭其所有，盡力捐輸，名列紐約地區捐款最多的17位華僑之一，在他的帶領下，美洲洪門僑眾全力捐助祖國，貢獻至巨；而他所在的籌餉總會在八年抗戰期間，亦募集了約330萬美元的巨款。

同時，有不少華僑青年沖破重重封鎖，投奔延安，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成長為堅強的共產主義者和反法西斯戰士，涌現出像八路軍女英雄李林(印尼歸僑)、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菲律賓歸僑)等一批華僑英烈，堪稱“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共產黨員的光輝模范”；僅陳嘉庚先生為首的南僑總會，就在南洋華僑中招募了3400多名汽車司機和維修工人簡稱“南僑機工”（全稱“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回國服務。在當時中國唯一國際通道的滇緬公路上服務的機工有一半以上是華僑，他們為滇緬公路的暢通，作出了突出貢獻，被譽為“神行太保”。南僑機工，是海外華僑以人力和技術進行抗日救國的典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華僑反法西斯生力軍中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貢獻最多的一支隊伍。

在國家災難深重、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致公黨中央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維護國家獨立，同時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各國各地致公黨(堂)組織在愛國主義感召下，和廣大海外僑胞一起，積極投入了祖國的抗日救亡斗爭，決心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1941年冬，司徒美堂經過香港到達重慶，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熱情接待了他，并就抗戰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交談。他回美國后，積極動員在美愛國華僑從財力、物力上幫助支援八路軍、新四軍。

四、全國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族贏得八年抗戰的最后勝利，然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卻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悍然于1946年出動277萬兵力，向解放區發動了全面反攻。1946年11月，回到南京的美國華僑領袖致公黨的核心領導人司徒美堂拒絕國民黨擅自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憤然赴港。在這個特殊的政治分水嶺上，中國致公黨代表著海外僑胞明確地表達了反對獨裁、反對內戰的意愿。1947年，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個歷史轉折點。這一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宣布致公黨從此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為此奮斗到底。1948年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致公黨又單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這是中國致公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標志。《宣言》明確表示“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斗爭中，貢獻最大而又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范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宣言》號召華僑同胞將來“回到民主的祖國的懷抱，參與新中國的各種建設，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康樂的國家”。

1948年8月12日，司徒美堂又以美洲洪門致公黨元首身份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國是主張”，指出“當前國內形勢大變，誰為愛國愛民，誰為禍國殃民，一目了然”，強調“中國乃四億五千萬人民之中國，非三五家族秘得而私，必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強調召開新政協、組織聯合政府是“解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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