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社交媒體發展歷程簡述(簡述上海時代神曲中體會到的社會背景和人文情懷)

地走向了自身的歷史的反面，但在當時并不短暫的歷史周期內，這場頗有顛覆性的文藝變革的價值并不應被低估。它不僅改變了文化藝術實踐的具體方法，開啟了各個藝術門類的新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情感方式和情感結構，豐富了我們對文藝的理解和認知。

在音樂領域，這集中體現在譚盾、瞿小松、郭文景、葉小鋼、何訓田等這些至今幾乎已經成為音樂經典標準制定者的創作實踐。在“85新潮”話語所框定的“尋根”和“現代”中，回望先鋒音樂在“85新潮”之后的歷程，我們就不難發現，作為一個極端的例證，龔琳娜和她的“神曲”《忐忑》，不過是尋找所謂的中國民族化的音樂藝術語言這一脈絡在今天的延續。在今天“85新潮” 30年的歷史節點，當

年的“新潮”如何成為了眼前的“神曲”？這顯然并不是一個幽默的話題，而是一筆需要我們總結、反思和償還的歷史債務。

一曲《忐忑》從2006年誕生伊始，經過不斷發酵，特別是踩上了互聯網的社交媒體化階段這個歷史節點，基于那一階段的新媒體效應，達到了幾乎全國范圍婦孺皆知的地步。然而作為“神曲”典型代表的《忐忑》，到底“神”在哪呢？在這場至今仍未熄滅的全民狂歡中首先被熟視無睹的，是歌手龔琳娜的身份。早在1999年龔琳娜大學畢業后就以獨唱演員的身份考入中央民族樂團。工作伊始便獲得了足夠權威的體制內認證， 2000年她演唱的《斑竹淚》獲得了第九屆CCTV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專業組民族唱法銀獎。到了2001年出版了首張個人專輯《孔雀飛來》，該專輯曾獲“中國廣播新歌金獎”“中華民歌廣播大擂臺十大金曲”以及“中國民歌排行榜第一名”等一系列榮譽。2002年之后，不甘寂寞的她又赴歐洲發展，走上了探索中國新藝術音樂的道路。在歐洲期間，龔琳娜曾受德國、芬蘭、法國、比利時等國際音樂節邀請，舉辦過數場獨唱音樂會。她更是在2009年獲得了歐洲“聆聽世界音樂”最佳演唱大獎，并獲得這樣的頒獎詞“她是中國新藝術聲樂的開拓者，正在改變中國傳統音樂的旋律與用氣方式”。今天廣為人知的《忐忑》，正是龔琳娜個人的第三張專輯《靜夜思》中的一首被自我定位為“原生態”的歌曲，至少在其誕生伊始是上述脈絡意義上的產物，遠非什么“神曲”，其一舉成名天下知是在“2010年北京新春音樂會”這樣的音樂盛會。

《忐忑》在上述脈絡中處于具體怎樣的位置？龔琳娜究竟要通過《忐忑》實現怎樣的藝術效果和追求？回到文本細讀。顧名思義，《忐忑》，其實就是要表達一種“忐忑”的情緒。然而在傳統的歌曲形態中，通過文字的文學意象作為載體來傳達情緒、表達意境是被默認的常識，“聲音”的一舉一動都需要文字的“拐棍”作用來還原。《忐忑》的一個實驗性在于，就是要試圖通過純粹的音樂旋律，通過聲音本身來表達完整的藝術情緒和意境，進而“掙脫”出文字載體的“牢籠”，實現音樂自身藝術語言的“形式獨立”。《忐忑》的另一個實驗性在于，為了配合這種音樂自身藝術語言的“形式獨立”的訴求，音樂旋律內部的一般傳統規則也隨之被打破，都要配合這種藝術情緒和意境的表達，以期抵達某種“藝術本體”的境界。所謂的“原生態”自我定位，也正是基于這兩種實驗性之上。當然，這些實驗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今天已經被大家習以為常的，但凡哪怕以先鋒姿態出現的音樂演出，都必須時刻看著五線譜來演唱或演奏，因為這種過于形式主義的表達，打破了聲部、配器等等領域的傳統的藝術規則，通過熟練練習實現背誦式表演的門檻已被極大地抬高。

所以，問題在這里也就顯而易見：具有先鋒實驗性質的《忐忑》本不該混同于《最炫民族風》《小蘋果》這樣的“神曲”，本該先鋒的“神曲”，為何而“忐忑”？這其中當然有來自不同的媒體形式對音樂文化所產生的不同影響，也有各類社群的不同娛樂和審美需求與其實現手段之間的錯位、背離等多層次的復雜原因；但正如前文所述，這種音樂藝術的先鋒實驗，因其自身的困境和缺陷，始終被忽略和遮蔽，一直沒能得到有效反思，更無法進入到公眾視野。

當21世紀進入到第二個十年，音樂在20世紀80年代乃至在20世紀的深廣公共性早已如明日黃花。一方面，音樂審美的功能和范疇在現今多如牛毛的選秀類節目中已被事實性地大幅縮減，音樂的社會價值已經被日常生活倫理所轉喻和裹挾，當下原創音樂的匱乏正辛辣地揭示著音樂文化已經不再有曾經的藝術公信力的惶惑現狀。另一方面，現有的媒介形式也無法完全滿足日益多樣化的音樂文化需求，無論是在藝術探索的深度、還是題材的廣度，音樂文化都無法參與到社會文化共識的建構，更遑論通過藝術的方式提出獨立的社會公共文化議題，自然也就很難構建出有機的、立體的、多層次的、具有流動性的社會群體。大肆流行的《最炫民族風》《小蘋果》等倒毋寧說是這個“神曲”時代的失語癥的最生動表達。“85新潮”已經過去了30年，當年他們所試圖掙脫的政治枷鎖如今早已煙消云散，但以先鋒音樂為代表的當代中國文藝的內在品質卻不僅沒能實現進一步提升，反而還深陷在自身的“形式”和“本體”的桎梏、泥淖中糾結和掙扎。

以今天的視角來看，“85新潮”，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文化藝術領域的改革開放的副產品，并不是它們造成了整個文化藝術領域的改革開放。今天的殘酷現實也充分地說明了那場以先鋒為標識的“85新潮”，其實僅僅停留在了藝術本體論的意義上，并沒有穩固的社會基礎供其安放、扎根，也沒能真正實現其所預期的觀念層面的有效革新。 《忐忑》這樣的“神曲”不能直接等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藝領域的先鋒派實踐，但在對《忐忑》等“神曲”的簡單命名和“惡搞”的粗暴指責的背后，是復雜的且長期無法釋懷的時代尷尬——包括音樂在內的文藝領域的先鋒實踐，該如何重建與生活、現實的有機關聯，歷史正在不遠處“忐忑”地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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