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穿越海外建國殖民的小說(《回到民國》作文600字，超級急謝謝)

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 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里，他的影響從知 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鐘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并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鐘書成為一種“文化 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征，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么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 生“錢鐘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么?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 0年的錢鐘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鐘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 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錢鐘書接受的第一個高潮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文革”后撥亂反正的時期。錢鐘書 首先在文學視域中“現身”。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為錢鐘書著述的題材、風格以及欣賞趣味，都與時代大背景相游離，所以從建國到“文革”的30年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錢鐘書一直湮沒無聞，他的作品在國 內沒有重印過。

思想解禁的社會歷史條件重新召喚出了錢鐘書，而對錢及其《圍城》的關注是20世紀8 0年代“出口轉內銷”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一。從20世紀60年代起，《圍城》在國內銷 聲匿跡的同時，在大陸之外的漢語界，它卻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美籍學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幾頁的篇幅對錢鐘書進行專章

介紹，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 一部。”開啟了美國漢學界對錢的研究。1977年產生了兩部以錢為對象的博士論文。在 臺灣、香港，20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人開始系統評介錢鐘書。大陸開放之后，域外的聲音 深刻震蕩了國內的學術界，《圍城》成功地破“城”突圍，其先決條件還在于1979年錢 鐘書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隨著《圍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引起 了文學史家對《圍城》好奇的打量和關注，首先引發了一場學術爭鳴。其爭鳴的重點是 給這一“新生事物”以恰當的文學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評價了 《圍城》的政治立場和社會認識價值，因為沒有脫離原有的“反映一時代”的理論框架 ，所以在論述上難免削足適履。但是一些研究者沖破了當時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教條，作 出了極富學術勇氣的高評，肯定《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的社會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 杰作”，李健吾、郭志剛、敏澤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評價高度和認識水平。

新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錮在慢慢打破，理論界提出了種種消解文學的意識 形態性的觀點，開始轉而強調文學的審美本質和功能，一批疏離政治堅持個性創作的作家張愛玲、沈從文等重新走進研究者的視野，漸漸得到了人們的欣賞和喜愛，錢鐘書的復出也得益于這樣的文藝思潮的影響。再加上柯靈、鯤西、鄭朝宗等人為錢鐘書唱響了 “歸來的歌”，以歷史見證人的鮮活的記憶向研究者展示了一個淵深博雅、才情橫溢的 錢鐘書，引起文藝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剛剛接觸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塵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圍城》，的確給人一種藝 術的沖擊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脫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風范，喚起了 讀者全新的審美感受。受20世紀80年代“方法熱”的影響，初期的評論者往往被小說獨特的藝術技法、修辭手段、喜劇精神所吸引，以展開審美批評為主，柯靈、金宏達、何 開西、胡范鑄等對小說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給錢鐘書創作的審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圍城》研究還較多地涉及到其主題意蘊、方鴻漸的典 型性格這些重要課題，基本上沒有脫離“社會歷史批評”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論框架，但這些研究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景觀，隱約讓人們感受到《圍城》含藏多 向度解讀的巨大潛質。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總要對歷史重新加以審視。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已成 為不容忽視的歷史任務。1984年，在黃修己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和唐 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這些影響頗大的文學史著述中，開始用幾百字的篇幅介紹《圍城》，肯定其杰出的諷刺藝術和心理描寫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錢理群、溫儒 敏等學者合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錢已經被作為一個重量級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評述。20世紀80年代，《圍城》逐漸越出專業人士的圈子，成為知識 界人士的案頭讀物，不斷擴大影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的《圍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計數量達到273，200冊。《圍城》同時譯介到海外，進一步獲得了世界聲 譽，已經有七種譯本在世界流行。隨著《圍城》聲名日隆，吸引了熱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錢鐘書挖掘“文墓”，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錢鐘書早年的創作陸續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為抱定“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宗旨，再加上長期以來學問清通的學問家反而得不到 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錢鐘書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別是由中華書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錢鐘書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管錐編》五卷六冊，這部著作被譽為“體大思精，包羅萬象”。有鑒于此，錢鐘書的同門、廈門大學鄭朝宗教授20世紀80年代初首倡“錢學 ”研究，并在國內高等學校首次開設錢學研究課程，指導研究生向這“一座中國式的魔 鏡”的《管錐編》發出了挑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錢學”研究得到舒展、陸文虎 、陳子謙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錢鐘書”[1]，又撰文盛贊錢 先生為“文化昆侖”，并倡議成立錢學研究所，“刻不容緩地研究錢鐘書”。其高聲吶 喊，引來一片回響，普及“錢學”的呼聲隨之高漲。[2]

為什么要主張研究和普及“錢學”?這其中的文化心理機制耐人尋味。普及“錢學”是 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大討論”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啟動，舉國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討論的熱潮。走出了“文革”陰影下的人們 愴然面對著一個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強勢文化的輸入，構成對中國本土文化強勁 的沖擊，國人對文化的焦慮感異常深切。這要求知識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發現被遮蔽 的“文化綠洲”，為斷層的文化尋覓再鑄的思想資源。而錢鐘書學貫中西，以淵博和睿 智著稱，重新呼喚出這一“國學大儒”，樹立一面華夏傳統文化的旗幟，在當代文化語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舒展等人對“錢學”的推波助瀾正適應了時代的這一文化心 理需求。對于倡導者，研究“錢學”目的很明確：①向世界宣布“中國并不是沒有對人 類作出了巨大的舉世為之矚目的貢獻的大學者”；②“增強對封建遺毒與資產階級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尋味的是，從一開始，“錢學”就有一種鮮明的意識 形態訴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養之事，不是鎖在“象牙塔”里的 純學術，而是納入到20世紀80年代一場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復興文化的運動之中。

當然，整個紅色80年代高潮迭起，眾聲喧嘩，相比90年代，“錢鐘書熱”還處在一個 醞釀期。而此時，錢鐘書首先在專業化的領域內獲得了文化身份和價值依據，以“文化 大討論”為契機不斷擴大了影響。在學術界、知識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個“博學鴻儒 ”的建構，塑造成一個“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侖”的形象。

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20世紀90年代前后，以《錢鐘書研究》的創刊和電視劇《圍城》的成功播映為標志掀 起了第二次錢鐘書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當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的支持下，《錢 鐘書研究》創刊，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研究“錢學”的純學術刊物，樹立了“錢學”研究的里程碑，“錢學”成為納入官方意識形態體系內的學術活動。1991年初，由著名女 導演黃蜀芹執導、眾多演技派明顯出演的10集電視劇《圍城》向全國播出，一經推出， 好評如潮。電視劇的成功播映使全國為之轟動，引發了一場持續的《圍城》熱，極大地 激發了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圍城》6萬 多冊，很快被訂購一空。讀者排隊買《圍城》的盛況，成為純文學作品十幾年難得一見 的現象。據書市反饋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漢等地最大的新華書店都 將其列入最暢銷的文學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總冊數已超過了一百萬冊，其它還有近十來種盜印本。保守估計，《圍城》的 讀者也達到了近千萬人。影視藝術迅速擴大了文學的影響，使《圍城》沖出學術“沙龍 ”，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在這一過程中，“圍城”越來越符號化，進入了文化消費領域 。前衛的年輕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圍城》中的名言警句；“圍城”成為1990年之后大眾 口頭上的一個流行詞匯。人們在評述某種現象時，會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圍城現象”… …《圍城》幾乎代表了一個時期社會的文化趣味和格調。

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傳媒引導的雙重合力下，錢鐘書和《圍城》被推到了文化舞臺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錢鐘書熱”。

《圍城》的大眾接受熱情，激發了學術界深入研究《圍城》的又一次熱潮。當然除了 這些外在的動因以外，“《圍城》熱”還有更為內在的原因。20世紀80-90年代之交，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現代性的轉型，人們的審美文化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 圍城》能從具體的人生體驗中超越出來，達到對普泛的人性經驗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現代意識正好與時代劇變中人們的生命體驗、情感體驗產生某種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業圍城、愛情圍城、婚姻圍城等人生萬事的“圍城”現象暴露了現代社會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機，具有現實的認識價值。此外，錢鐘書幽默詼諧的語言、杰出的喜劇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對讀者和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這一時期的《圍城》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它超越了過去單一的“社會歷史批評” 的模式，進入人性探查和現代哲學的新層面。關于作品主題意蘊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為深入，作品豐富的潛藏意義不斷地被發掘出來。溫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說主題的“多義說”，[4]認為《圍城》的主題意蘊可從生活描寫、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個層面來思考。解志熙則頗有見地地闡發了《圍城》與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思潮的內在精神聯系。[5 ]研究者不斷探索新的批評方法，或尋找《圍城》研究的突破，開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視《圍城》的思想局限，觸及了研究的盲點。[7]隨著錢鐘書文學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學史家對錢的關注越來越多，評價也逐級升高。1990年唐在《關于重寫文 學史》一文中指出，應該適當地提高錢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頗有影響的楊 義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錢以十幾頁的篇幅被專章重點評述。到這時候，文學 史家已經充分論證了《圍城》的“經典”意義。

錢鐘書的知名度由知識界迅速擴大到社會各界，各種報章媒體用重點篇幅介紹錢及其 《圍城》，推動了媒體去探求這一位身懷驚世之學的文化名人。然而，錢鐘書本人屢屢 拒絕媒體采訪和宣傳的超然態度，進一步墊高了人們對他的好奇、驚嘆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這時候大眾傳媒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錢的人生傳奇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一個異常顯著的現象是大眾傳媒的勃興與文化市場的形成，這不能不對 文化傳播的客體產生深遠的影響。可是傳媒傳遞信息的特質不是原封不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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