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自由貿易港有哪些擔當作為(亞元的歷程)

三極化局面，但美國不可能阻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東亞一體化不會排斥美國的合法利益，而將尊重美國參與東亞地區多邊事務的必要權利。因此，美國雖然最初表示過反對，但現在已經不再反對。2006年06月19日，美國副財長蒂姆·亞當斯在東京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表示，美國不反對創建亞洲貨幣單位，這顯示美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改變。亞當斯表示，有關美國對于亞洲貨幣單位的態度上存在“一些混淆”，美國并不懼怕亞洲崛起中的經濟體之間增強貨幣合作，“我們并不反對創造一個亞洲貨幣，相反我們希望能夠在此過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幫助亞洲貨幣成形”。

面對金融危機沖擊波，國際社會當務之急必定要大力推進全球合作協力救市，爭取及早恢復金融系統正常運轉；并聚焦于改革金融監管事宜。至于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涉及美元地位和發展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這一重要議題，也要提上日程，而且非常需要世界主要經濟體領袖建立明確共識，大開綠燈，通力支持，創造有利條件，特別是當今世界金融霸主美國有擔當的承諾，將是走向國際結算貨幣多元化的重要一步。但不能期望某個神仙會作出回歸金本位那樣的決策；也無可能就此脫離開放市場的基本原則，在缺乏剛性價值保證的情況下強行規定必須接受的非美元主導貨幣。

最近歐洲領導人強力提出了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口號。法國總統薩科齊表現格外突出，他說，應該“重新建立自二戰以來統治整個國際金融交易的資本主義體系”。“我們沒有權利讓建立在21世紀的金融體系的運氣與機會從我們手中流走”。而歐洲的另外兩位政治巨頭，英國首相布朗和德國總理默克爾都是薩科齊的堅定支持者。

以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等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官員則提出，為了重塑世界金融體系，各國有必要重新制定類似于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相關原則。

顯然，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人希望建立起一個歐元大有作為的全新國際金融體系，取代如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而歐元和所有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一樣，在今天的“無體系的體系”中的實際地位或分量，系由市場決定。如果歐元表現出色，本來可以在市場運行中與美元分庭抗禮；事實上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前，已有一些歐盟之外的國家接受歐元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佛得角共和國、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科摩羅以及法國海外法郎、中非法郎、西非法郎的匯率都直接與歐元掛鉤。石油輸出國組織也經常討論用歐元標價石油，委內瑞拉和薩達姆統治時期的伊拉克都支持歐元石油計劃。

然而，歐洲在稱為人類史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革命中顯示，創造力和競爭力遠遠落后于美國；歐盟成員國之間缺乏統一的政治環境，以及采取統一行動的能力；歐元創立后一直存在內在的貶值趨勢，它一度顯現對美元增值的強勢，很大程度上是美元主動貶值襯托出來的結果。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公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COFER）數據，近年來歐元在官方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遠未達到取代美元主導地位的程度；2007年底，美元外匯儲備占比仍達63.9%。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工業國或是新型發展中國家的官方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并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變化。美元仍然是國際信貸和計價結算的標準，仍然是國際清算的主要支付手段，仍然是國際儲備貨幣的主體，美國的規則制定權并沒有變化。

這場金融危機中，美元沒有像不少經濟學家相信的那樣倒地不起，恰恰相反，美元被視為風暴中的安全港灣，受持續的避險買盤推動，美元升勢愈益明顯。2008年年8月初以來，即便美國不斷降息，美元對歐元匯率上漲了23%，對英鎊上漲了34%，對一些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升幅甚至更大。美元再次走強說明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并沒有帶來美國整體實力的迅速衰落，而且可期最先走出困境的也還會是美國。盡管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急于帶領歐元出位，但是面對依然強大的美國，面對難以化解的歐元區內部矛盾，薩科齊們恐怕還是力不從心。

換言之，歐洲單挑美元爭雄，其實有心乏力，難成氣候。當今世界經濟總量業已形成美國、歐洲和亞洲三分天下的大格局，東亞新興經濟體是帶動全球增長的主要力量，唯有三者在現代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中以相當的份量共同發揮應有的作用，方能有效建立一個更為公平、公正、健康、穩定的國際金融新秩序。

很難設想中國和日本等亞洲主要國家會愿意放棄自己的貨幣，但可以首先設立由亞洲地區某一組貨幣組成的共同貨幣，爭取在每個國家不放棄本幣的情況下，讓一種區域性貨幣在亞洲流通；進而擴大效應，從“小亞元”而“大亞元”，逐步形成一個美元、歐元、亞元鼎立的多元化世界貨幣體系。

與此同時，由于金融危機的震懾、敦促作用，本來似乎非常遙遠的統一世界貨幣前景，也出現了構建某種初級“世界元”的可能性。這就是類似于上述“亞洲貨幣單位”，或曾經流行過的“歐洲貨幣單位”的全球化運用；好比“瓦格納歌劇的序曲”，在世界上近兩百個國家和地區，獨立使用各自的主權貨幣的情況下，發揮虛擬測試、對照標準，以至國際貿易記賬、清算和貨幣儲備的實用功能。對此作者另有專文進行論證。

初級“世界元”一旦就道，同創設亞元的前期任務在不同層次上異曲同工、相互呼應，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焉。

祖國成立六十一周年的變化

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運輸日益發達，人們的出行方式也日趨多元化。然而，這一現象的背后，也隱藏著不容忽視的一個重大問題——交通安全問題。

建國60年來，交通運輸方面有了重大的改觀。街道不擁擠了，變得有秩序了。60年前，“開門就是山，抬頭就是坡，邁步就是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60年后，水、陸、空構建的立體交通樞紐網絡，讓我們“條條道路通羅馬”。來自市交委的數據顯示，自建國以來，我市交通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公路里程而言，就增長了5.8倍。我市市民的交通安全觀雖有改善，但仍需推廣。

據了解，2006年全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378781起，比上年下降15.9%。自2000年以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首次回落到9萬人以下，共造成89455人死亡，比上年下降9.4%。

在我們現代社會中，城市馬路不僅僅是人和物位置移動的通道，同時也是體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明程度的檢驗場。 許多國家都十分重視交通安全教育，孩子們從小就接受交通知識的教育，每個人也嚴格按照交規出行。

我國雖然也十分重視交通安全和交通文明，但相比較其他國家做得還遠遠不夠。每天，馬路上，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人、自行車、車輛比比皆是。例如，非機動車遇紅燈時越線、在車道上逆行、違法載人載物，行人不走人行道、任意跨越護欄、亂穿機動車道等。有的時候我過馬路，經常會看見紅燈時行人無視信號燈闖紅燈，或者綠燈時汽車利用交叉路口時間差不顧過馬路的行人加速沖過去等情況。我國交通法規明確規定：“車輛行經人行橫道，遇有交通信號放行行人通過時，必須停車或減速讓行；通過沒有信號燈控制的人行橫道時，須注意避讓來往行人。”在現實生活中，有交通信號的路口還好一些，沒有交通信號的路口根本就是一片混亂的景象，車水馬龍，互不相讓。在我們這個現代社會中，車輛依法行車，行人依法行路，是交通文明的一部分。另外，交通警察依法管理、文明執法，也是交通文明的另一部分。這兩部分同時“展現”在馬路上，才能構成完整的交通文明。 1、絢麗多彩的服飾

①剛建國時期——新舊交替，革命特色

新中國剛成立時，人們的服裝上還保留著民國時期的樣式。城市市民一般穿側面開襟扣扣的長袍，婦女穿旗袍。農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對襟短衣、長褲，婦女穿左邊開襟的短衫、長褲，有的還穿一條長裙。當時人們做衣的面料多是機織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還時行西裝和中山裝。晚年的孫中山經常穿的服裝在長袍馬褂與西裝革履中間顯得格外突出，人們把這種服裝稱作中山裝，并把它的款式與孫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則聯系在一起，比如四個口袋象征國之四維，即禮、義、廉、恥；袖子上的三顆紐扣則代表民族、民權和民生三民主義，中山裝成為國民革命的象征，實際上國民黨早已叛變革命。

新中國成立后，穿衣打扮與革命緊緊的聯系在一起。西裝和旗袍被看作資產階級情調，它們在人們的生活中逐漸消失了將近20年。中山裝和列寧裝成為人民的普遍選擇。開國大典時，新中國的領導人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集體亮相，毛澤東和他身邊的領導人穿中山裝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矚目。男性穿中山裝，顯得莊重、精神。中山裝十分正統，上衣的紐扣很多，四個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樣式過于呆板，缺乏創新。后來演變成經過一定改進的人民裝。也就是從那時起，一種來自蘇聯的雙排扣制服——“列寧裝”，在參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來。它因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樣式為西裝開領，雙排扣，各有三個紐扣，腰中束一根布帶。這款服裝后來竟成了無數中國女性最崇尚、青睞的“時裝”，其中，革命女干部幾乎是人人必穿列寧裝，以顯示其革命。

②改革開放前——樸素單調

50年代的人們崇尚勞動最光榮，樸素是時尚。年輕姑娘們曾一度愛上了男式背帶工裝褲和格子襯衣。1956年，三大改造開始轟轟烈烈的進行，人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的時候，流行的色彩也從藍色、灰色變得豐富多彩了。從蘇聯傳入的連衣裙“布拉吉”成為最受歡迎的服裝。布拉吉裙在中國的流行，得歸功于一位蘇聯的領導人。這位領導人來中國訪問時，提出中國的服裝不符合社會主義大國形象，“女性應該人人穿花衣，以體現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面貌”。于是，色彩鮮艷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麗的風景。

在講求勤儉的年代，美麗的服裝大多是家庭制作而來。巧手的姑娘和母親們按照畫報上的服裝裁剪式樣，自己動手，使軍裝變得合身，棉布襯衣變得漂亮。而此時的中山裝成為中國最莊重也最為普通的服裝，那時擁有一套毛料中山裝是令人羨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裝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兩支鋼筆，則是有知識、有文化的表現。后來，有人根據中山裝的特點，設計出了款式更簡潔、明快的“人民裝”、“青年裝”和“學生裝”。還有一種稍加改進的中山裝，就是將領口開大，翻領也由小變大，很受人們的歡迎。當時，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就特別喜歡穿這一款式的中山裝。以后，國外有人便將這一款式的中山裝稱作“毛式中山裝”。從那時開始，中山裝的流行持續了近30年的時間。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國歷史上最艱苦的時期，由于三年自然災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減產，棉布定量為每人21尺。人們買服裝、棉布和日用紡織品都要憑布票，為了盡可能地節約，購買服裝的標準是耐磨和耐贓，灰、黑、藍色成為街頭流行色，千篇一樣、季節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裝樣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畫家曾經形象地描繪出“人人一身藍”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時，擁有一套軍裝是那個年代無數年輕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歡穿一身草綠色的軍裝，頭戴草綠色軍帽，肩挎草綠色書包。這一身在當時來說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頭的了。當然，艱苦樸素還是那時最主流的時尚。為了表現自己的艱苦樸素，有人甚至將新買的衣服在水中做舊，或者在并未被損壞的衣服上打上幾個補丁。這種今人看來相當可笑的行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時。當時的順口溜是這樣說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還有一首歌，也同樣飄蕩在建國初期的大街小巷:勤儉是咱的好傳統呀，社會主義建設離不了，離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單一的年代，人們的愛美之心也依然會流露出來，一位攝影師把這種流露稱之為“擋不住的春光”，這種自然而然傳遞出的美的追求，是一個時代留在人們腦海中深深的印記。

③改革開放以來——豐富多彩、時尚個性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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