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美國公布中國官員海外資產13人名單(胡祖六的人生經歷)

讓他大跌眼鏡，美國高盛成為QFII的積極申請者，并且在獲得批準后不久也開始了對A股的投資。對于胡祖六這種前后矛盾的言論，我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

所謂高盛通過“匯率均衡模型”計算后認為，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低估了10%到15%，這種計算準確嗎？如果QFII看好深滬股市，為什么大量地買入債券和基金呢？是不是寄希望于外匯升值呢？有報道稱：

2003年7月23日，國電電力可轉債申購結果揭曉。其中最吸引投資者眼球的是當時獲準入場的兩家QFII——花旗環球金融有限公司和瑞士銀行有限公司同時現身獲配名單中。兩家公司動用的申購資金分別超過了1億元和5億元，最終前者獲配1044手，獲配金額為104.4萬元；后者獲配4835手，獲配金額為483.5萬元。

8月20日，又有兩則關于QFII的消息公布。首先是一家QFII出資認購了正處發行期的指數基金裕富，投下QFII在開放式基金上的第一單。另一則是花旗環球金融有限公司買下了山鷹轉債21.7%的份額。這已經說明了他們是寄希望于人民幣升值，所以多買債券，少買股票。

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說明胡祖六所謂的“不能光為了人民幣的升值”“非常看好滬深股市”也是煙霧彈。

更讓人疑惑的是胡祖六還在2003年9月鼓吹內地外匯進入香港股市，他說：“QDII動用的是外匯資金，對滬深股市幾乎不會有什么影響，中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3500億美元，拿出10%就有350億美元，這已經足以支持QDII的實施。”（《滬深股市長期發展潛力大高盛看好后市》《國際金融報》2003年9月16日）

誰都知道QDII對內地形成的不僅是資金影響，更重要的是比價效應造成的心理影響，香港H股比內地A股低得多，一旦QDII開放，這種心理影響會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已經上升，許多股票翻了倍數，在這樣的時候要國家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豈不是要為國際炒家去抬轎？為什么胡祖六不在2001年底至2003年春節前提出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呢？如果那時介入是抄底，從2003年9月胡祖六“非常熱情”地宣揚QDII，而且調門越唱越高，在2003年4月外國機構投資者已經完成建倉、拉高之后，胡祖六提出要國家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其用心何在？請不要忘記胡祖六是高盛公司的亞洲董事總經理，他拿了高薪，首先要為高盛服務，他不過是打著客觀分析的旗號為外國金融機構服務。

已經有專家指出，在香港股市中已經有內地三成資金，H股已經大漲，實際上不少人在指望人民幣升值和QDII，其實這種盼利好，逢高出貨的心態在國際市場上也是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胡祖六提出要國家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居心何在？寶貴的外匯是國家資源，是人民的財產，如果出現B股那樣的情況，外匯的損失誰承擔風險？

一直活躍在內地和香港之間的財務專家郎咸平教授在接受國際金融報采訪時則認為，香港資本市場對QDII的期待有些“誤入歧途”，他強調香港需要的是結構性調整，而不僅是這些優惠措施。

這個分析是符合事實的，特別提醒我們“要小心提防國際金融的變化及對貨幣與金融穩定可能造成的沖擊”。應該說郎咸平對國家的外匯資源是負責的，特別提示了風險。我們不禁要問胡祖六先生：在H股已經翻了倍，創幾年的新高之后，要國家拿350億美元進入香港股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國際投資者逢高出貨怎么辦？有位一直關注胡祖六在香港報刊、電視臺言論的朋友告訴我：胡祖六有點像內地股評家。像不像我不敢妄下結論，但是，從他對QFII的前后矛盾言論和對QDII的過分熱情，實在讓我懷疑。

最后，我們要請教丁學良教授，像胡祖六這樣在哈佛大學畢業，又有《全球競爭力報告》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算不算“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如果算，那他的前后矛盾的證券市場分析，究竟是為誰的利益服務？看來，不僅內地，甚至香港，也有那么一些經濟學家打著客觀分析的旗號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

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內地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是打著推進改革的旗號，為特殊利益集團講話，香港某些經濟學家是打著客觀分析的旗號，為國際金融機構服務，都表現出雙重人格。

20國集團的財長會議

20國集團自成立至今，其主要活動為“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每年舉行一次。

1999年12月15日至16日，第1次會議暨成立大會，地點德國柏林；

2000年10月24日至25日，第2次會議，加拿大蒙特利爾；

2001年11月16日至18日，第3次會議，加拿大渥太華；

2002年11月22日至23日，第4次會議，印度新德里；

2003年10月26日至27日，第5次會議，墨西哥莫雷利亞；

2004年11月20日至21日，第6次會議，德國柏林；

2005年10月15日至16日，第7次會議，中國北京;

2006年11月18日至19日，第8次會議，澳大利亞墨爾本；

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第9次會議，南非開普敦；

2008年11月8日至9日，第10次會議，美國華盛頓；

2009年4月2日，第11次會議，英國倫敦；

2009年9月24日至25日，第12次會議， 美國匹茲堡

2010年6月4日至5日，第13次會議，韓國釜山 時間：2009年9月24日-25日

地點：美國東部的老工業城市匹茲堡

主要議題：·確保經濟持續復蘇 ·全球經濟再平衡

·刺激政策退出·抵制貿易保護主義

·金融監管改革 ·限制金融高管薪酬

·IMF改革與增資 ·匯率和儲備貨幣問題

峰會成果：

1、繼續實施經濟刺激計劃領導人承諾，繼續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支持經濟活動，直到經濟復蘇得到明顯鞏固。

2、各方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領導人承諾，各方將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談判。

3、提高發展中國家在IMF份額領導人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 基金 組織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

4、增加發展中國家在IMF投票權

決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將至少增加3%的投票權。

5、改善銀行資本的數量和質量

領導人承諾在2010年年底前制定為各國所能接受的規章制度，改善銀行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將在2012年年底前將其全部付諸實施。

6、爭取通過氣候談判協議

領導人承諾將竭盡全力，爭取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

通過相關談判達成協議。 全球矚目的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于當地時間15日在法國巴黎閉幕，此次會議實在全球經濟尤其是歐債危機深度演化的背景下召開的，吸引了各方關注。

會上，各成員國財政領袖支持歐洲方面所列出的對抗債務危機的新計劃，并呼吁歐洲領導人在23日舉行的歐盟峰會上對危機采取堅決行動。此外，與會各方還通過了一項旨在減少系統性金融機構風險的大銀行風險控制全面框架。

在本次財長會上，全球主要經濟體對歐洲施壓，要求該地區領導人在2011年10月23日的歐盟峰會上“拿出一項全面計劃，果斷應對當前的挑戰”。呼吁歐元區“盡可能擴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影響，以便解決危機蔓延的問題。”

當天的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旨在減少系統性金融機構風險的新規，包括加強監管、建立跨境合作機制、明確破產救助規程以及大銀行需額外增加資本金等。

根據這項新規，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銀行將被要求額外增加1%至2.5%的資本金。據海外媒體報道稱，二十國集團財長正在考慮一個包括大約50家銀行的名單，二十國集團將于11月3日至4日舉行的首腦會議期間公布這些銀行的名單。

二十國集團成員同意采取協調一致措施，以應對短期經濟復蘇脆弱問題，并鞏固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基礎。所有成員都應進一步推動結構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并擴大就業。 2013年7月19日至20日，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將在莫斯科召開。雖然峰會網站還未公布具體議題，但這并不妨礙外界對會議議題的猜測。俄羅斯負責G20事務的官員就表示，美聯儲貨幣政策對全球影響可能是莫斯科G20會議的議題。

伯南克缺席

“G20會在一定程度上協調各國貨幣政策步伐，其中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議題的焦點。”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孫立堅預測說。

伯南克曾在6月中旬指出，美聯儲可能2013年稍晚時候逐漸減少資產購買規模，并在2014年年中結束量化寬松。伯南克的相關言論重創全球金融市場。“此言一出，市場反應非常激烈，市場對貨幣政策轉變沒有做好準備。”孫立堅說。

在一番政策試探后，伯南克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轉變。2013年7月17日，伯南克表示，美聯儲的資產購買計劃依賴于經濟和金融市場進展，并不存在一個預設的程序。

“伯南克是研究經濟大蕭條的學者，他最害怕的是刺激經濟政策退出過早，導致刺激政策前功盡棄，打斷經濟復蘇。”孫立堅說，“但G20參會國更希望美國給出明確的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時間表，給其他國家適應的時間。”

專家觀點

新興經濟體正高度警惕美聯儲的退出政策。韓國財長玄旿錫7月16日提醒說，美國在有所行動前不僅要考慮國內形勢，還要考慮到對新興經濟體和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

玄旿錫警告說，如果美國退出QE處理不當，將可能使新興經濟體受到重創，進而縮減從美國的進口，最終美國經濟復蘇也將受到影響。

“令其他國家最為擔心的是，美國對收縮貨幣政策時機的選擇，如果突然退出，或者提前退出，只要與市場預期不符，就會演變為黑天鵝事件，引起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造成流動性危機等糟糕的狀況。”孫立堅指出，“因此美國的態度至關重要，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溝通協調也非常必要，而伯南克的缺席是令人失望的，這讓美國貨幣政策不確定性有所增加。”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劍平更為樂觀，他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各國可能在逐步退出QE方面形成共識，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和歐洲退出QE的速度將比美國慢很多。不僅在退出QE方面將可能形成共識，美國還將在此次會議中向新興經濟體作出妥協，即由于QE退出導致的大量投資撤出新興經濟體所造成的損失方面，美國保證退出QE后與新興經濟體共同分擔。

貿易磋商

相比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少專家認為，促進國際貿易、加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加快投資開放（如中美投資協定）在會議上更有討論的空間，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將竭力推動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大框架的構建。

有趣的是，此次G20會議之前不久，中國與美國才結束了第五輪中美戰略對話，中美財長以及央行負責人僅隔幾天又再聚首G20。同濟大學財經與證券巿場研究所所長石建勛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此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最終結果，將以中美戰略對話達成的協議為基礎，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態度將對G20有重大影響。”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向《國際金融報》記者預測：“G20會議可能仍會討論經貿議題。”

不少專家指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復蘇的余地已經不多，政策空間已經很小，世界經濟復蘇遭遇瓶頸，推動進一步復蘇的落點是實體經濟的合作，各國互補經濟短板，才能促進整體的經濟復蘇。但是專家們也強調，這個議題想要達到實質性進展仍然比較困難。

桑百川分析，從目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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