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美國公布海外資產的議案(最富50人財富相當全國一半人，美國擬征“富豪稅”均貧富)

、房產等資產，享受著大放水帶來的資產泡沫盛宴。隨著股市不斷上漲、房產增值，他們實現身價上漲。

當下，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已經影響到 社會 的穩定。過去的一年里，在美國發生的多起騷亂事件都和貧富差距有關。

這一幕 " 給富人加稅 " 的大戲，在 歷史 上發生過數次， 但是多數時候富人都找到了 " 突破口 "。

1950 年代的美國，累進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增加了多次，最高一檔所得稅率曾高達 91%。這意味著：在掙錢比較多的時候，再多掙 10 萬，就要把其中的 9 萬上交。

但富豪也不是吃素的，他們很快就雇傭頂級的律師在稅收法案中找到了突破口。與此同時，各行各業的富豪游說國會議員，制定出了各種 " 稅務豁免條款 "，作家提議特殊類型的作品版權收入少交稅，企業家提議某種商品的生產銷售少交稅 ......

在 21 世紀的今天， 超級富豪們的避稅策略也升級了 。注冊離案公司、將薪資轉化為股權期權、轉移稅負、移民海外、設立慈善信托基金等等手段都是這些富豪們避稅的常規操作。

據媒體報道，由于擔心拜登兌現其在競選時所作出的從富人那里征收數萬億美元新稅的承諾。美國一批富人 2020 年突擊退籍，轉移財產到稅負更低的國家。

美國國稅局 ( IRS ) 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 年，共有 5816 名美國人放棄美國國籍，遠高于 2019 年全年的 2072 人。

比起復雜的操縱稅法豁免，大型跨國公司直接選擇了利用不同主權國家政策差別，為自己謀取利益最大化，而且這種跨國騰挪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2011 年蘋果公司利潤為 342 億美金，全球繳納稅費 33 億美金，占利潤的 9.8%，但其中海外稅費僅占海外利潤的 3.2%。更有意思的是亞馬遜，曾經多次零納稅，而且根據聯邦稅法，政府還要倒貼給亞馬遜 2.66 億美元稅款 ...

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圍繞著是否給富人加稅以及如何給富人加稅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在資本自由流動的今天，給富人加稅就意味著富人帶著資本跑路，而資本的出走則意味著對經濟的抽血。

所以給富人征稅這個問題的根本落腳點在于怎么給富人征稅 。圍繞著富豪稅，拜登政府與富豪們的斗法是一件可以預見的大戲。

文 / 夢梅、實習生李想

受法國大革命影響而發生重大變革的國家有哪些？

革命影響

對國內

法國大革命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從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到熱月政變，法國大革命經歷了五年的歷程，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在三次起義中，人民群眾都顯示出偉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從危機中挽救過來，并推動它進一步向前發展，它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

對世界

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專制制度，震撼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傳播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期間所頒布的《人權宣言》和拿破侖帝國時期頒布的《民法典》（后改名《拿破侖法典》）在世界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次革命也為此后的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因此具有世界意義。

法國大革命發生于18世紀末葉。

法國的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寫出：“舊體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里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并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種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后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準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后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后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復雜又磅礴，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與所謂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斷頭臺。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與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愿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后，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后喪身于斷頭臺，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后，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沖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后證明其眼光仍過于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歷法及度量衡，最后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余波振蕩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于說集體的責任（買粉絲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系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于責備拿破侖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發敷粉。他的親信同黨圣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侖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系升官。至于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侖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準，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贊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并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于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并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沖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復。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斗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后這樣的作法，也見于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雇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后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并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于一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后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并行，復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愿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后來加封。另一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莊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莊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莊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于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莊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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