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美國數字貿易政策是對外倡導數字貿易自由化(簡單說說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及發展服務貿易的一些對策！萬分感謝。。特急！)

，文化帝國主義既是“媒介帝國主義”的一種話語，又是一種“民族國家”的話語，既是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種話語，又是對現代性的一種批判話語。[⑧] 可見，無論是大眾傳媒還是全球經濟的視角，無論是民族性還是現代性視野，這些話語形式都是力圖站在（或本已站在）文化霸權主義之外，對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文化強權采取了一致的批判態度，盡管出發點各不相同、內外有別。在根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文化帝國主義”是相對于早期帝國主義而言的，它不同于列寧意義上帝國主義時代的武力征服和政治干涉，而更加注重資本主義文化模式的入侵。簡言之，文化帝國主義就是以文化取代武力、政治手段的帝國主義，它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畸形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現，僅僅動用武力來貫徹自身意志往往只能短期收效，而通過推行文化戰略來控制對方的文化才是長久之計。特別是文化產業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大量傾銷，已經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文化滲透的手段，它在鶯歌燕舞中來實施文化侵略。這類文化滲透具有潛移默化性，它不強求外在的同一，而是通過使人們“心向往之”的方式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道德信仰主動認同。從文化輸出來看，這種“主動”其實是一種“被動”，亦即對資本主義文化價值觀的被動服從，心甘情愿地成為文化產業的順民。這樣，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僅在全球范圍內賺取了金錢，而且通過文化輸出鞏固了自身制度的統治。

在英國這個日不落帝國退居次席后，美國成為在世界上領導文化帝國主義的超級大國，它不僅倡導的聲音最響而且從中收益最大。美國當選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了文化在其全球戰略中的份量，文化產業既是商業的搖錢樹又是政治的傳聲筒。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這樣一份美國的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報告——《贏得冷戰：美國的意識形態攻勢》，其重點是指出：“在外交事務中，有些目標通過直接和外國的人民接觸能夠比和它們的政府接觸更好地達到，在今天，通過通訊技術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觸到其他國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響力的那部分人，從而給他們傳達消息，左右他們的態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們采取某些果斷的行動。然后，這些團體就有能力對他們的政府施加相當大的影響。”雖然冷戰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但精明的美國執政者仍然看到了文化侵略在全球范圍內的功用，文化霸權從政治強權中脫胎出來。正如后來的一位美國政府的高參亨廷頓所見，也就是1993年發表的聞名遐邇的《文明的沖突》一文所表述的，冷戰后國際沖突的起因可以定格為一種“文明的沖突”，它將在歐美文明與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之間凸現出來。[⑨] 雖然，冷戰思維在這位哈佛大學教授腦中仍在繼續，但它的確看到了美國霸權在新時代的轉型。可以說，美國的全球戰略在從“強權性的霸權”向一種軟性的“滲透性的霸權”轉換。這不僅是美國自身權衡利弊的政治抉擇，而且也是冷戰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造成的。

實質上，美國倡導的文化帝國主義具有復雜的“縱橫結構”。一方面，就美國與以第三世界為代表的國家群體關系而言，美國文化帝國主義與這些國家形成“縱向”的等差關系。美國文化試圖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的文化生活系統，從而重塑受動群體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甚至社會身份，這是一種巨大的不對稱性。但另一方面，美國這種文化帝國主義還與那些發達國家形成“橫向”關聯，在冷戰之后這種關聯更加趨于一種互惠和雙贏。也就是說，不同于傳統霸權那種此消彼長、惟我獨尊式的爭奪，美國的文化霸權在同路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文化向心力。面對美國的自由主義策略，那些與之差距不大的次等強國更自愿地接受美國的文化領導，從而形成一種較為透明的權力制衡機制。但在20世紀九十年代后，美國與這些協同國之間的文化矛盾也日益加深，法國和加拿大政府公開聲明對美國文化產品（好萊塢大片、搖滾音樂等）采取抵制。盡管這種表態只是文化保護的一種姿態，絕非與美國文化的決裂，但全球文化帝國主義系統的確處在一種變動的格局之中。這樣，美國就受到了縱向和橫向兩類文化的反擊，美國文化產業在全球竟然有一種孤軍奮戰的性質。

從權力的視角看，美國的文化霸權是一種意識形態統治的工具，是美國輸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手段。根據伊格爾頓將“權力”概念加入“意識形態”概念中的新解說，所謂“意識形態是由權力迫切之需而產生的或被扭曲的一種思想形式......意識形態是各種話語的策略，它對統治權力會感到難堪的現實予以移置、重鑄、抑或欺騙性的解說，它竭力使統治權力得以自我合法化。”[⑩] 可見，意識形態與權力壓抑是緊密相連的，這種福柯意義上的“權力”在文化控制中形成一種四面擴張、無所不在關系網絡，從而自下而上地支配著被控制者。美國文化產業就是如此，它在全球實施文化控制到哪里，就同時將權力網撒播到哪里。這種支配性的文化滲透甚至是無意識的，比如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崇洋心態往往就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相比較而言，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控制更為深入和強化，而在與之協作的次等強國中實現的則是一種文化的驅趕，亦即通過商業力量用自身文化占據對方的市場。但無論怎樣，美國文化霸權中的權力控制卻始終是無所不在的，它表現出一種文化政治與文化經濟學相結合的雙重問題。

最后，援引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紀末的文化帝國主義》開篇所說的一段話，來作為這種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結束語：“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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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時代的國際服務貿易趨勢及中國的對策

國際服務貿易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國際文化交流的頻繁以及國際投資的發展而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現已成為各國貿易競爭的新領域和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21世紀被人們公認為知識經濟世紀,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服務貿易,在知識經濟的發展和作用下,無疑將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正確地判斷和把握知識經濟影響下的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并結合中國服務貿易的現狀及加入WTO的要求,作出積極的政策調整,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試就這一問題作一粗略的探討。

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與發展,服務業及國際服務貿易將呈現出以下五大發展趨勢:

1、產業結構服務經濟化同工業經濟相比,知識經濟在產業內容上將發生根本變化。工業經濟時代的產業支柱是第二產業,即制造業,而知識經濟時代提供知識和信息服務將成為社會的主流,服務業將以驚人的速度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并呈現出極其豐富多樣的形態。從上世紀的工業革命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到處擴展的最富有的企業一直是工業企業。而在知識經濟初露端倪的今天,越來越多的銀行、綜合商社、海陸空運輸公司、電話電報公司、軟件開發公司等紛紛進入世界500強的行列。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已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就業的60%以上。尤其是美國,服務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超過了75%,提供的就業崗位占80%。發達國家服務業的現狀預示著知識經濟時代世界各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演變的歷史方向。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制造業也開始呈現“業務服務化”趨勢。

知識經濟時代的服務業之所以成為主導產業,一是科技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專業化和精細化,引發了經濟組織形式的分化,從而增加了對服務的需求。原來由企業內部承擔的產前產中產后的各種非核心業務普遍外包給專業化、高效化的服務供應商。而且,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企業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集中在對新知識、新信息和新技能的掌握上,誰吝嗇購買各種專業服務產品誰就可能在新一輪競爭中落伍。這些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加了社會對生產性服務的需求;二是科技的進步導致供給的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物空余時間和可支配財富的增加等,極大地擴展了生活服務消費的新領域;三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制造和流通過程所使用的現代化勞動工具要求服務業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產品,反過來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強化了服務行業對整個經濟過程的影響和控制;四是知識和信息的廣泛運用使得服務行業成為產品增值的主體,財富越來越向服務行業集中;五是服務經濟本身的結構特點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如包括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的信息產業在知識經濟時代必然處于中心地位,教育產業也必然成為知識經濟的先導產業。

2、服務貿易結構的技術知識密集化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內部結構發生變化,知識型服務貿易將占主導地位。所謂知識型服務業是指那些使用高技能人員,知識、技術占主要地位的,對社會經濟增長趨勢與軌跡有著重要影響的“高附加值”服務業。參照原關稅總協定秘書處開列的“服務部門參考清單”,這類服務大致包括:專業性服務中法律服務、管理服務、工程設計服務與計算機相關聯的服務;信息和數據服務;金融服務(包括銀行存款服務、與金融市場管理有關的服務、金融貸款、其他貸款業務、與債券市場有關的服務);保險業務中的貨運保險、非貨運保險、再保險以及附屬于保險的服務等。上述各類服務業雖在不同領域存在差異,但卻有一共同特點,即提供的產品均是以知識為基礎的,交易的核心是蘊含在各種服務中的知識。近年來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主要是建立在迅速增長的以高新技術為載體的知識型服務產業基礎之上的。世貿組織千年回合談判將知識型服務業的開放列為兩個主要議題之一更是表明了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對這種趨勢的認同和把握。

知識型服務產品之所以能夠成為主要的貿易對象,一是信息技術給國際貿易帶來的“時空壓縮效應”,大大增強了知識型服務產品的可流通性,使知識型服務產品變得相對地可儲存、定價及易地易時交易。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存在形式的數字化、編碼化、知識活動方式的計算機化和網絡化,刷新了知識與產業及經濟的關系。現在,低成本、高寬帶的通信設備,數字化網絡與先進的集成軟件系統等,正在使原來難以或不能進行的服務成為可交換的對象。例如走在知識經濟前列的美國目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所謂“日不落”軟件公司,把公司的主要實體搬到與其沒有業務關系的國家,就地招聘員工,其決策者和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開發人員則在美國國內通過網絡指揮,24小時連續進行軟件開發,再通過電子手段把軟件產品直接送到另一個國家;二是知識型服務業報酬的遞增性增強了各國在這一領域的投入和競爭。著名的國際買粉絲企業麥肯錫公司的一項研究認為,到21世紀初,美國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將屬于用知識來服務的工作。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必然要求其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實行自由貿易,要求各國開放其市場。

此外服務貿易結構的“軟化”趨勢在傳統服務貿易中也將明顯體現出來。如餐飲業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傳統服務行業,在知識經濟時代,餐飲企業若想再現昔日的輝煌,就必須開發高附加值的餐飲產品,這種高附加值既體現在餐飲產品本身的知識含量上,也體現為顧客在享用餐飲產品的同時所獲得的附加服務上。最近美國快餐業經營商漢堡王把位于紐約市中心金融區的一家分店以專線與因特網聯接,為前來吃漢堡餐的顧客提供上網服務,利用網絡的魅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客人。

3、服務貿易競爭的信息比較優勢化

在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產生和傳遞主要是通過信息業來完成的。信息通過全球網絡在參加國際經貿活動的國家和地區間流動,必然導致國際貿易特別是國際服務貿易信息化的發展趨勢。在這一趨勢下,國際服務貿易的內容、方式以及競爭格局必然發生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服務貿易上的傳統比較優勢將逐漸弱化,新的信息比較優勢將是形成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分工的一種新力量,成為貿易國或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構成要素。所謂信息比較優勢是指各國在信息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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