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美國公布中國官員海外資產第一批(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異同比較)

日本曾有過三次學習外來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選擇地吸收我國古代文化、技術和政治制度，卻沒有完全“漢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學習，從中吸收和引進了近代文化思想與科技，但并沒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戰后全面引進和吸收以美國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過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國為師的，同時也從朝鮮、印度學到不少東西，幕府時期雖然實行鎖國政策，但仍從荷蘭等國學到一些新知識，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蘭學”派，蘭學家們主張學習西方制度的理論成了明治維新的輿論準備。

1840年鴉片戰爭中，中國為英國所敗，1853年，美國佩理艦隊打開了日本大門，日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一直被日本人作為楷模的中國居然被西洋的船堅炮利所破，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先進文化伴隨這殖民主義在古老的中國面前顯示了它的優越性。自此，日本走上了學習西方的道路，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技術迅速被幕府和諸藩所引進。19世紀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開始為日本關注，并逐步引進吸收。

兩國的文化傳統對近代化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西方諸國經歷了工業革命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時，中日等國東方國家要從封建時代過渡到資本主義時代的唯一途徑進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對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響著兩國的現代化進程。

從中日兩國吸收西方文化的歷程來看，日本大致經理了“南蠻時期”（1543-1639）；“鎖國時期”（1639-1720）；“蘭學時期”（1720-1861）；“洋學時期”（1861-年以后）四個時期。這四個時期是日本向西方學習層層推進的進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國內各階層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從16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西方殖民者陸續來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費品、文化傳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領主在自己的領地內引進西方的新科技，發展對外貿易，擴大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于是西方問民開始通過各種渠道侵入日本社會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中打開了自己的眼界，熱心學習傳入日本的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而中國只出現過向西方學習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時期出現了文化學習的中斷。因此，中國學習西方文化不連續而且不系統，受到影響的階層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識分子階層。統治者由于傳統的文化觀，對西方較為“漠視”，而下層人民往往對統治者有盲從的習慣，對后來的歷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礙。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態上，日本是“全面攝取型”，中國則是屬于“部分攝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在堅持傳統、學習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強調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體”所體現的是封建制度，這也就限制了兩國所能學習的內容。同樣的形式大卻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三、改革中的比較

在19世紀后辦期，中日兩國都大力推進了工業化政策。但其結果是，日本在90年代確立了資本主義，20世紀初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而中國在同一時期卻未能建立資本主義，進而在歐美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面前，增強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

19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來越成為日本人關注的對象。學習西方政治、經濟政策、人文社會學說的傾向也日益增強。到了明治變革時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礎上，進一步表現出從物質、制度、精神各階層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實行了君主立憲制、內閣制，由在國會里獲得多數票的政黨組成內閣；經濟上建立西方現代化的銀行制度，引進西方的工廠和企業制度；軍事上，政府聘請德國陸軍教官來教導日本軍隊，軍隊從原來的屬于割地貴族變成屬于國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義務教育制度。

從19世紀60年代起，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憲政等改革也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對封建教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上起了一頂的積極作用。然而最終都歸于失敗。

（一）政治方面

明治維新時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憲法，制定憲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樞密院會議上說：“創立憲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權，第二是保護臣民的權利。”明治憲法規定大臣的任免權、對外締約權、宣戰、媾和、議會的開閉幕和解散權歸天皇，但同時又規定天皇的權限要由國務大臣輔佐實施；規定統帥權歸天皇，但“軍人敕諭”中說：“朕統帥兵馬大權，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見，明治憲法中相當強調“限君權”。在這樣的明知體制下，操縱這一體制的元老們借助于天皇的權威逐步形成了后來的軍部獨裁。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發表了《五條御誓文》，闡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針，表明了“天皇親政”和“廣興議會，萬機決于公論”的大政方針。同年閏4月又公布了《政體書》，整頓和充實了政府組織，確定了君主立憲制的政體。此后又通過建立常備軍和警察制度進行了軍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過“奉還版籍”和廢藩置縣鏟除了地方割據勢力，完成了建立現代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制國家的任務。同時明治政府通過頒布“征兵令”和實行“佚祿處分”等措施把舊有的餓剝削轉變成新型資產階級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實行了內閣制，第二年開始設國會，從而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君主立憲的國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領域的改革。

與明治維新相比，同樣是由一個皇帝領導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問題的戊戌變法卻走向失敗。在政治方面，中國維新派提出了開言路、興民權、裁撤臃腫機構，以及在百日維新之前作為運動先聲所提出的反對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所涉及的都顯然不是社會生活的個別問題或枝節問題，而是重大政治問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知識分子精英們，簇擁著光緒皇帝在政壇上興云布雨，以期達到運動的目的，而日本則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長州、薩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識之士，把天皇推到歷史前沿，以實現自身的抱負。

兩國在同樣走過了圍繞皇帝、發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歸”。

（二）經濟方面

經濟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礎。經濟狀況與社會穩定有著直接聯系，中日兩國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經濟，但是由于兩國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會反響和結果也不相同。

明治維新是一場大規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過戰爭，掃除了腐朽勢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勵精圖治，奮發求強。對比之下，中國的洋務運動是通過太平天國戰爭，改組了清統治集團后，進行的經濟方面慢步調整的改革。

明治政府在經濟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規定的土地永世不得買賣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貨幣地租制度。在工商業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成立了國家銀行，創辦了國營企業，扶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使日本的工商業得以迅速發展起來。

洋務派首先創辦的是軍事工業，而不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業；之后創辦的民用工業其目的也不是單純為了“求富”，而是為軍事工業服務的。因此，得不到廣大人民的贊同。洋務派的改革幾乎沒有涉及到工商業，也不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創辦的企業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實際經營權都在官府手里，且生產不計成本利益，導致官員腐敗貪污成風，最終洋務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軍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建立新式的軍隊，掌握了武裝才是鞏固政權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來第一次大規模交鋒，兩國軍備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國軍制建設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質、指揮系統、艦隊作戰能力遜于日本，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這不得不對中日兩國軍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軍制上作了重大調整。軍政制度方面，將海域劃分為若干海軍區，并頒布條例規定了鎮守府指責，完善了海軍組織體制；艦隊編制方面根據作戰能力和任務來劃分，以最大限度發揮海軍作戰能力。中國洋務運動中雖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海軍力量，但力量過于分散，各省督撫的抗命使海軍衙門形同虛設。

武器裝備上，日本政府比較注重實戰，從炮火和速度上著眼編制，在訓練中制定了《軍人敕諭》，規定了必須遵守“忠節”、“禮儀”、“勇武”、“信義”和“質樸”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動唯天皇是從。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兵役制度，給了志愿兵種種照顧，既保證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軍士兵的素質。相對來說，清政府海軍裝備在實力上很強，但只知裝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訓練上軍紀廢弛，導致艦隊實力上的下降。

兩國海軍建設內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異，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首先，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層要求改革建立新式軍隊，而中國的洋務運動之所以建立海軍完全是依賴封建皇帝的“恩準”，其次，兩國建立海軍的目的不同，同時也導致了建設綱領的不同。日本建立海軍完全是為了求強，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擴張；洋務派形式海軍的建立則是為了維護舊式政權的統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黃海海戰后鎮遠艦槍炮官曹嘉祥、守備饒鳴衢總結道：“既設海軍，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創立海軍多年，其中利弊，著書立說，無微不至。我國海軍章程與泰西不同，緣為我國朝制所限，所以難而盡仿，所以難而操勝算也。”

（四）教育方面

19世紀60年代，兩國在內外交困中分別以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為契機啟動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輪。日本在明治時期的40多年里不斷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強有力的教育系統；而中國雖然前有洋務運動后有戊戌變法先后對教育進行改革，但始終沒能徹底改變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為文明開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學習考察，有力得推動了改革。1871年廢藩置縣剛結束，明知政府立即設立了文省聲，統轄全國的教育事業，第二年又頒布教育改革法令--《學制》，正式開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學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對《教育令》作了修改。為了維護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義頒布《教育敕語》。除此之外為保證教育改革的順利進行，政府在資金投入上也不遺余力，在經費的籌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強制性和保護性的措施，教育經費的來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撥款，民間的贊助也成為學校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

而在中國，洋務派雖然也很重視教育改革，設立了外國語學堂、軍事學堂和技術學堂等30多所學校，但是始終沒有統一的學制來對教育進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權”的情況下進行的不可能初級封建專制及其相關聯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學堂沒有得到發展。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雖然一次又一次得上書要求進行教育改革，但他們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識分子，沒有涉及到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沒有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政府對教育改革也不夠重視，興辦的新式學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為了改變日本的落后狀態，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從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會生活方式。與此相比，中國則是伴隨著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所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時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整體，加上受到當時種種政治力量的牽制和阻礙，致使中國仍然保持著原來的政治體制和落后狀態。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對歷史進程的影響特別突出，中日兩國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現的人物或類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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