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茶馬貿易和朝貢的關系(茶馬古道的歷史意義是什么？)

慶師范學院學報，2003（03）。

③ 宋家樂.《論川藏邊茶馬古道上的城鎮》[J]，西 *** 族學院，2011（04）。

④ 陳光國.《青海藏族史》[M]，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 年，第 172 頁。

⑤ 況臘生.《淺析宋代茶馬貿易制度》[J]，蘭州學刊，2008（05）。

⑥ 張永國.《茶馬古道與茶馬貿易的歷史與價值》[J]， *** 大學學報，2006（02）。

⑦ 張永國.《茶馬古道與茶馬貿易的歷史與價值》[J]， *** 大學學報，2006（02）。

為什么中國古代經濟從宋代轉型

宋代，正處在漢唐和明清之間。宋雖然仍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之基礎上，已經生長出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雇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已然處在邁向近代社會的前夜。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成分在傳統社會母胎中的急速成長。晚唐以降，特別是入宋以后，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及運輸工具(如漕船、海船)的進步和交通條件(如汴河和沿海海運)的改善，商品經濟繼戰國秦漢之后迎來了它的第二個高漲時期。以前未曾見過或者雖有征兆卻并不明顯的諸般新氣象，此時卻一一凸現在我們面前。

一是商品性農業的成長。以桑麻、竹子、茶葉、水果、蔬菜、花卉等經濟作物為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加速擴展，特別是在兩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區，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涌現，他們與獨立手工業者一道，開始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

二是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中工商業從業者增多，地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層出不窮，導致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商業城市轉化，都市化勢頭日見明朗。與此同時，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潰而有重大改觀，城市商業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臨街設店的近代型城市風貌已可初見端倪。

三是商品構成的變化和商業性質的轉折。社會商品構成發生重大變動，越來越多的生活資料(如糧食、布匹、茶葉等)和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農具等)進人流通領域。原先主要為社會上層服務的、以奢侈品和土特產為主的販運型商業，開始轉變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用品為主的規模型商業。

五是商人群體的崛起和“謀利”觀念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泄”)。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下裂開了縫隙。

六是海外貿易的拓展。漢唐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此時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規模之大是陸上中西交通所無法比擬的；而且范圍更廣，與宋朝建立外貿聯系的已達6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宋朝與遼、夏、金、吐蕃、大理等周邊政權的物資交流和經濟聯系不僅一刻也沒停止過，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形式日趨多樣，榷場貿易、走私貿易、茶馬貿易和朝貢貿易等形式各顯神通，互相補充。宋代每年所鑄數百萬貫的銅錢亦因之流向周邊地區，幾乎成為“國際貨幣”。

七是紙幣的出現和白銀的貨幣化。在國內外市場同時得到開拓、商業規模遠遠超邁前代的情況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銅錢這種交換手段，因其分量重又價值低而顯得力不從心(特別是在日趨普遍的長途販運和交易量擴大的情況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區率先登上商品交換的歷史舞臺。稍后，以白銀為代表的貴重金屬稱量貨幣亦開始躋身于流通領域，從而形成了銅錢、鐵錢、楮幣、銀兩并行的過渡性貨幣體系。遍布于汴京、臨安城內的“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就是各種不同貨幣的兌換處。僅臨安城內這種金銀交易鋪就有100多家。

所有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的商品經濟的確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此時我國商品經濟的繁盛，無論是就規模還是水平而言，依然遙遙領先于當時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即與18世紀的清中葉比，亦毫不遜色，至少是各有千秋。

特別是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在海外貿易的拉動之下，一個新型的、充滿活力的開放型市場經濟得以崛起，這是漢唐以來農業經濟內部真正帶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變化。可以說宋以前的歷代王朝，都是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內陸國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國開始由內陸型國家向海陸型國家轉變：廣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繼興起，東南沿海地區以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為后盾，表現出向海洋發展的強烈傾向。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后，為形勢所迫更加依賴外貿，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時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發展的海外貿易的刺激下，東南地區以生產交換價值為己任的商品經濟日趨繁盛，以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國態勢，一變而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這個轉折的實質性內涵是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單一種植經濟過渡到多種經營，從基本上自給自足到專業分工有所發展，從主要生產使用價值轉為生產交換價值，從習俗取向變為市場取向，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這一切表明，宋代，特別是南宋東南沿海地帶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宋代商品經濟空前繁盛的一個主要標志也是市場的擴大，包括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都在急速擴大。史實表明，宋代在工商業文明因素急劇成長的歷史環境中，其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不僅在時間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國家和英倫三島，就是在規模和水平上也毫無遜色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煤鐵革命的發生和民營礦冶作坊中雇傭勞動的出現。

北宋以鐵產量的激增和灌鋼法的推廣為標志，迎來了我國冶鐵鑄造業的第二個重大變革期。這個變革是由煤的規模開采和工業利用所激發的。據許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國先民雖然早在漢代就已認識到煤的燃燒功能，但正式進入規模開采并用作工業能源(如煉鐵、燒瓷)是在北宋，其時河東(今山西)、河北、陜西等路的煤炭采掘業相當發達，且有考古發掘為證。為了和原先的木炭(時稱“軟炭”)相區別，宋代出現了“石炭”、“礦炭”等詞專指煤炭。《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軟炭場、抽買石炭場”之語。

煤炭采掘業的興起既緩解了傳統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鐵的產量(據估計北宋鐵的年產量在3．5萬噸到15萬噸之間，接近于18世紀初整個歐洲14．5萬噸至18萬噸的水平)；同時又因爐溫和冶煉效率的提高而推動了鑄造技術的變革；特別是以“生熟雜鍒”為特征的灌鋼法的大面積推廣；以及作為這一切之必然結果的農具和各類工具之熟鐵鋼刃化等，這些重大進展構成一幅宋代煤鐵革命的壯觀景象。

二是川蜀地區民營卓筒井的興起和雇傭工人的經濟斗爭。

北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首先出現在四川井研縣的卓筒井，標志著鉆井技術從大口淺井向小口深井的過渡。它在鉆井工藝上，首創“沖擊頓挫法”，由熟鐵鋼刃所制的“圜刃”應是世界上第一個深井鉆頭，開近代鑿口鉆井技術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術上，首創“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來，卓、竹，一音之轉)顯然是明清木制導管和近代銅制導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藝上，首創“活門式扇泥筒”；在汲鹵工藝上，有“無底而竅”的汲鹵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開，出水即閉。這些重大創獲從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鉆探技術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譽為現代“石油鉆井之父”。

正因卓筒井從本質上刷新了大口淺井的陳舊技術，在開鑿成本、鹵水質量、生產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所以一經出現便迅速傳播，短短二、三十年間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榮州一帶，“連溪接谷，灶居鱗次”，星羅棋布，數以千計。鹽業史專家郭正忠先生依據神宗熙寧年間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證明四川井鹽業中不僅同樣存在著雇傭關系，而且還發生過為改善工作條件的經濟斗爭。據文同奏疏所言，當時井研縣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間作坊分別雇傭“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這數千工匠多數來自“他州別縣”，已與土地脫離關系；其謀生方式是“傭身賃力”，即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受雇期間如對工作條件或待遇不滿意，就互相串聯，集體抗議，所謂“遞相扇誘，群黨嘩噪”；如無改善即與井主“豪者”算帳，索取工資，所謂“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謀高就，所謂“又投一處，習以為業”，顯然來去自由。

三是陶瓷業的商品生產性質及其日趨擴大的海內外市場。

陶瓷生產在宋代進入成熟期，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宋代瓷窯遺址，遍布全國17個省份和130余縣，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民窯性質。特別是福建路的德化窯和晉江、廈門等地瓷窯，以及泉州磁窯，安溪、南安、同安等窯，則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銷瓷器的生產基地。在有羅盤導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絲路進行實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在第二章中介紹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達、越南西貢，印度邁索爾邦、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爾遺址，西亞伊拉克的薩馬臘遺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區的分布實況。南朝鮮學者崔淳西說過，“朝鮮發現的中國瓷器，以宋瓷，特別是北宋產品數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鮮半島的中南部沿海地區”，而且產品“幾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窯的制品。”這說明宋代陶瓷業就其主體部分而言完全具備商品生產性質，而且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

四是數萬紡織機戶的涌現和包買商慣例的形成。

宋代“機戶”一般系由家庭成員充勞動人手，專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質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也有少數機戶實行雇工生產。據漆俠先生估計，北宋各路約有10萬機戶，數量可觀。問題是這些機戶除少數在城市(如浙東金華是“城中民以織作為主，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外，多數分布在鄉村，他們的產品需要中間人將之集中起來，運到市場上去，才能真正成為商品，于是包買商就出現了。《永樂大典》卷13161所載“陳泰冤夢”，即是反映江西包買商的典型事例，時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2世紀70年代)。冤主陳泰原是撫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樂安、金溪等地的機戶發放生產性貸款(“貸出本錢”)，到夏秋之際再去這些地方討索麻布，再向外運銷。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陸等“駔主”、“甲首”作為放錢收布的代理人。僅樂安一地就“積布至數千匹”。從“如是久矣”看，這種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續相當時日了，并非偶發事件。這種做法在其本質特征上已與明清“帳房”無異，均屬包買商慣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兩浙絲織業、四川綾錦業中，也有“收絲放貸”、“機戶賒帳”以及“預表絲花錢物”等慣例⑥，這說明宋代包買商分布地域廣泛，江西、兩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見到他們活動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紙、印刷等行業中，同樣是民營作坊占主導地位，從事商品性生產，擁有可觀的市場，在其內部亦可見到雇傭勞動的存在。詳情細節請參閱拙著相關章節。

通過以上的簡要勾勒，我們看到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全方位的。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造紙、印刷等業在內的手工業各部門一度呈現出全面繁榮態勢；民營手工業全面崛起，除鑄錢、軍工等少數行業外，其主導地位已確立無疑，并程度不同地擁有區域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海外市場；其間帶有近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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