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湖州貿易經濟學校改名叫什么了(初一下學期歷史，地理期中試卷)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暴君“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暴君讀過后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于《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暴君心血來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后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陜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陜總督岳鐘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后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陜西各地宣講。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兒子翻案，暴君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于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并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而漢奸岳鐘琪也沒有好下場，他后來因進討準噶爾失利，被大學士鄂爾泰所劾，下獄判斬監候，到乾隆初年才獲釋。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尸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然后又有裘璉戲筆之禍。裘璉是浙江慈溪人，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康熙末年，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后來致仕歸鄉。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允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于京師獄中。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暴君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后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在雍正暴君的殘酷文化壓迫下，中華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殘，暴君政績斐然。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詔征舉士人，想學康熙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響應廖廖，只得作罷。人才凋零，文治廢弛，一至于此，文字獄的消極影響于此可崢。

到了所謂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著生者凌遲、死者戮尸、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而由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如脫韁野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瘋子胡亂涂抹也被定為“逆案”，凌遲處死，荒唐到極點。

乾隆帝剛即位時，還假惺惺地籠絡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準刑部的建議：今后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雖然此時文人早被康熙、雍正兩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興萬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并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以對比雍正時的歌謠“雍正錢，窮半年”。

然而樂極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又死灰復燃，起于“偽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于直言極諫著稱，聲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間出現了一個假托是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帝，并把當時的朝中大臣幾乎全部進行揭露斥責。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偽稿，次年六月，偽稿流傳到云南時被當局發現，由此順藤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

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毀謗圣賢；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后來，阿思哈查明王肇基進獻詩聯是為取悅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與偽稿無關。接著，又有人揭發山東巡撫準泰在追究偽奏稿一事時有失職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職拿問，調河南巡撫鄂容安接替其職。以上兩件事，在乾隆帝看來，前者說明偽稿流傳甚廣，肯定其黨羽不少；后者說明地方官員在辦理此案時，存在故意推諉、拖延的情況。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軍機大臣傳諭各督撫，所有誣捏撰寫、分散傳播之犯為首惡渠魁：傳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眾心，為之注釋，及仿效詞句，私自記載者，均當從重辦理。又向各督撫提出警告，倘若姑息養奸；茍且了事，不實心查辦者，均按對準泰的處置辦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間，各省先后查出偽稿有加注批語的情況：浙江郭縣知縣、巡檢、千總曾傳閱偽稿；甘肅也查出抄傳偽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內的土官家也有傳抄的。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象雪片一樣，飛送京師。乾隆帝嘆道：“此等逆惡之詞，蔓延各省，甚竟傳人土司內，其流傳之廣，一至于此！”到該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余人。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然而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復雜，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一直沒有結果。

偽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遷怒于督撫官員，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十二月十九日，御史書成奏稱：偽稿一案株連波累，懇請將現在人犯概行寬釋。卻遭到乾隆帝斥責，遂被革職。之后，又有鄉居在籍侍郎陳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辦偽稿，同樣遭到乾隆帝痛責。到此無人再敢勸阻。此時乾隆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劉守樸父子。于是將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責成軍機處進行審訊。在乾隆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劉守樸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一年來，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繼續追查，就將盧、劉二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復“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這些復審及奏報，實際上皆乾隆帝授意。當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恩寬免；對于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遍及全國，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暗潮在全國涌起，因此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政策縱容了“誹謗”。乾隆帝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決定繼承列祖列宗的嚴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系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

江西金溪生員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闡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發現，認為他大逆不道：“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余年，且身到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制，居心實為悖逆”。剛開始查辦時，湖南巡撫范時綬將其革去生員，杖一百，永遠禁錮，已經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還覺得判得太輕，將劉震宇即行處斬，書版銷毀。并斥責范時綬，“僅將該犯輕擬褫杖，甚屬不知大義，著交部嚴加議處”。十年前，劉震宇曾將《治平新策》獻給江西巡撫塞楞額，塞楞額沒有看出問題，還獎勵了幾句。此案發生時，塞楞額早已死去，乾隆帝還大發雷霆，說什么“塞楞額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獎，喪心已極。若此時尚在，必當治其黨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喪心病狂。

卻說胡中藻官拜內閣學士，是滿州大學士鄂爾泰的得意門生，與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后來鄂爾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張廷玉一派打壓。于是胡中藻心中憤憤不平，寫了詩集《堅磨生詩鈔》。乾隆帝惡胡中藻為鄂爾泰黨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倡和的詩文“并一切惡跡，嚴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舉胡中藻《堅磨生詩鈔》詩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腸論濁清”、“無非開清泰”、“斯文欲被蠻”、“與一世爭在丑夷”、“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等。乾隆帝親自批駁：“‘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于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認為這些詩句都是譏貶仇視滿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國法，正爾囂風”，命將胡中藻捉拿歸案，將其家屬全部監禁，家產全部抄沒。最后頒諭：胡中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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