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談談你對二戰后國際石油貿易的認識(你怎樣認識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你認為應該怎樣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戰”后，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殖民主義世界體系土崩瓦解，絕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獨立，致力于經濟的現代化。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許多人也被蒙蔽了眼睛，以為西方大國發生了本質變化。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決不會放棄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掠奪，仍舊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西方大國表面上同意了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民族自決權，對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不能采取直接的殖民統治手段，于是就變換手法，以間接的方法控制發展中國家，一旦這些國家的政府想要維持自己的自主權，它們就通過各種手段策劃顛覆這些“不聽話”的政府。為了維護它們的世界霸權與既得利益，西方大國必然會依靠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手段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與控制，同時也不排斥依靠其強大的武力進行軍事滲透和侵略，以戰爭來維持其對世界的統治。“二戰”后的30多年時間里，西方大國就發動了60多次大型侵略戰爭，其中僅美國就直接出兵20多次。近十多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更是以保衛國家主權、阻止共產主義的侵略和遏制極權統治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頻繁發動戰爭。2003年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其官方理由就是密謀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打美國，美國為了防衛，所以要摧毀薩達姆的極權統治，給伊拉克人民“自由、民主”。但實際上，美國發動對伊拉克侵略戰爭的真實目的是要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產地（伊拉克石油儲量僅次于沙特阿拉伯），并想把伊拉克變成其衛星國和工具，以控制整個中東地區，還企圖通過這場戰爭顯示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以恐嚇其他國家。因此，我們說新老西方大國維持其發展、維護并擴張其世界霸權的道路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而這條道路對今天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已經走不通也不能走了。

三

資本主義制度不是永恒的，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優越于并取代封建制度一樣，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步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今天，資本主義依靠“掠奪”、“稱霸”而發展的道路已然走不通的現實，說明中國只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歷史已經證明，國內國際形勢的發展正在并仍將證明，不能因為現代化起源于西方，西方現代化國家掌握了強大的生產力并在當今國際競爭中握有很大的“支配力’”，中國就只能按照“西方文明確定的”這個方向走下去；不能因為西方發達國家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就只能亦步亦趨地循著它們曾經走過的道路前進。

在近代中國，中國人也曾經想循著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前進，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無論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還是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他們心目中的近代化都是也只能是資本主義的近代化。因為，當時世界上并不存在別的近代化之路。但是嚴酷的歷史事實告訴人們，這條許多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卻怎么也走不通。中國國內的封建統治勢力頑固地反對向西方學習，反對走近代化之路。西方列強也不會允許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落后國家真正實現近代化，成為它們的競爭對手。在中國內部進步與落后兩種勢力的斗爭中，它們總是采用各種方式進行干預，不允許進步的一方獲勝。太平天國曾表現出向西方學習的愿望，并天真地把西方侵略者視為“洋兄弟”，歡迎他們自由地來華通商、傳教等等。但由于太平天國堅持國家的獨立主權、拒不承認清朝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英美等國決定以武力支持頑固守舊而又一貫對外妥協屈服的清政府，與之合作鎮壓了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進一步提出了學習西方、推進近代化的明確綱領，極力爭取與西方列強建立友好關系。但列強卻堅決不承認革命政府，而全力支持清政府的實權人物袁世凱，逼迫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使新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名存實亡，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計劃被列強撕得粉碎。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之爭過程中，西方列強扶植的國民黨政權統治時期，中國仍然是西方大國的附庸，前進的步伐始終受到西方大國的嚴格控制，始終保持著與殖民國家的巨大差距，仍然不可能真正現代化。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中國近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所占的比重只有17%，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占83%。歷史事實表明，帝國主義的入侵既沒有使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使中國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舊中國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主要工業產品全都依賴進口。只有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枷鎖，恢復獨立主權，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后，中國才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就顯著，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近1700美元，分別為1949年的25.8倍和25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

國際局勢的發展也在證明上述結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利用其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金融壓力在第三世界國家強制推行所謂“新自由主義”，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出于對美國成功經驗的模仿而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模式，其結果是陷入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困境。在慘重的教訓面前，拉美等發展中國家認識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道路顯然是走不通了，它們開始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大國在承認中國的巨大進步的同時，又擔心中國的成就、中國不同于西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越來越大的吸引力、影響力，削弱它們對世界發展的控制力，因此，千方百計從多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和影響，力圖使中國離開自己選擇的道路，轉到它們為全世界指定的軌道上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中國如果要掉頭重走“西化”道路，結果只能是更加受到西方大國的“遏制”，喪失自主權，重新淪為西方的附庸。鄧小平明確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

今天的中國要發展，不能也不可能走西方大國依靠軍事侵略、殖民掠奪、建立霸權，然后才有經濟大發展的老路。面對當今仍然嚴重存在的侵略、掠奪、壓迫等極不和諧現實的世界，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胡錦濤總書記多次提出、反復強調：中國走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不稱霸，要“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今天的中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自己開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由備受列強欺凌的國家變成受到各國普遍重視的國家。雖然，中國社會仍面臨著許多現實問題，但歷史證明，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必然會面對國際國內的諸多新問題。面對問題，立足國情，著眼解決問題，這才是正道。如果無視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良好的發展趨勢，而一味地盯著存在的問題，既不思考這些問題在中國獨立自主的發展中是否可以解決，也不去探索解決的辦法，而是先驗地認為這就是中國文化、中國道路、中國現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瘤疾”，認為中國只要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變為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那只能說這是對歷史的無知。

國際經濟地理論文

內容摘要：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二戰以后的經濟快速發展被稱為“東亞奇跡”。在筆者看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在于其在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后發優勢的結果。由此可總結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貿易發展的途徑也就在于比較優勢加后發優勢。

關鍵詞：貿易發展的途徑 比較優勢 后發優勢

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本身就包含了后發優勢理論的觀點。遵循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所創造的經濟剩余為后發國家和地區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學習提供了資金保障。而后發優勢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剩余和進行快速的資本積累，為其所需的學習提供足夠的投資來源。

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與后發優勢理論

因此，在發展問題上，發展中國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創造經濟剩余和進行資本積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而不是過早地進行大規模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以創造產品差異性方面的優勢。而最大限度發揮創造經濟剩余能力的途徑就是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后發優勢理論假說最早是由格申克龍提出的。后發優勢是指后發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和遲緩的情況下，已有的先發國家和地區存在示范的大環境為其所提供的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或存在的各種機遇。這種后發狀態對促進經濟發展的優勢體現在后發國家和地區對先發國家和地區的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引進、學習和創新上，這種引進、學習和創新活動雖然也要付出成本，但這種成本和完全創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發優勢促成的對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引進、學習和創新將能低成本、短時間地促進經濟的壓縮性成長或追趕式發展。

“東亞奇跡”對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的啟示

(一)東亞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快速發展被稱為“東亞奇跡”，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就在于其在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的結果。這些國家和地區在二戰結束之初，其經濟發展的起點都很低，人均GNP在100美元左右。由于經濟規模太小、人均擁有的資源太少，這些國家和地區雖然沒有把遵循比較優勢的產業安排作為主動的政策選擇，但在其資源稟賦沒有發生結構性改變和提高時，往往出現一旦推行逆比較優勢的所謂趕超戰略，就馬上遭遇到諸如外貿收支不平衡、財政赤字增加、通貨膨脹率過高的難題，從而被迫放棄逆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

實際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都較好地遵循了比較優勢原則。同時，這些國家和地區還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為其經濟發展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和各種機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對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實施了積極的引導，政府注重對市場的協調，鼓勵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激勵創新，并在經濟制度上，特別是在貿易制度方面不斷進行學習和調整，使得制度的持續改進成為其經濟和貿易發展的推動力量。就是在這種不斷積累、不斷學習和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隨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適時適當地促成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從而使東亞經濟呈現出后發經濟的快速追趕性發展。

(二)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的途徑

從“東亞奇跡”可總結出如下結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貿易發展的途徑在于遵循比較優勢加后發優勢的充分利用。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的初期，勞動豐裕而資本和技術短缺的要素稟賦狀況決定了其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其遵循比較優勢戰略理論的生產結構能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剩余和加速資本積累。同時，在此過程中，充分利用后發優勢開展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學習。伴隨這一過程的進行，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狀況必然發生變化，勞動這一生產要素由于不斷得到充分利用而變得短缺起來，相應地，資本和技術這兩種生產要素由于不斷積累和學習創新而變得豐裕起來。

在資源稟賦狀況具備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條件下，微觀經濟對經濟利潤的追求并輔之以政策的引導，這時，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就可以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來。也就是說，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應采取循序漸進的發展戰略，首先從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出發，在遵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逐漸的積累和投資，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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