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貿易自由度用什么衡量(在多元回歸模型中,方差分析可以如何分解,他們的自由度分別如何衡量)

定權限，即法無規定無權力。有些重要事項由法律保留，只能通過人大制定法律，政府不得自行規定；在法律上，把政府權力列明清單，沒有列入“權力清單”的，就不是你的權力，你也不能隨便給自己增加任何權力。三是正當程序，通過程序來控制權力。如果程序有瑕疵，就會帶來行政行為無效的后果。四是監督，通過本系統之外的力量，如人大和法院對政府的監督與審查。五是裁量基準。這是個很重要的“制度柱子”，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也提到了。

現代行政有自由裁量的情況，要求行政執法者在合法的幅度范圍內，還要做到合理。這個合理的基準相當細致也比較復雜，需要行政執法機關在情理和情節上作出規定。比如，食品安全法規定，未經許可生產食品添加劑貨值金額不足10000元的，可處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罰款。在這個范圍內的處罰都是合法的，但是，到底處罰多少錢呢？這就需要設定行政裁量基準，按這個既定的基準來權衡裁量。比如，應該考慮的因素有哪些？且要排除不應該考慮的因素，避免以不正當的動機作出行政決定，避免以惡意或不誠實行使裁量權，等等。

程序優先思維

法治思維要求重視程序，充分發揮程序的作用。遇到有爭議或糾紛的問題，即使是非對錯很清晰，也要善于考慮程序上的處理方式，讓爭議各方平等地發表意見。如果法律程序不到位，決定可能無效甚至違法。比如，行政機關作出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這里的“告知”就是一個程序。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這個“聽證”是作出處罰前的必經程序。執法者要有這個程序優先的意識。

一些西方國家的司法用正義女神作為圖騰。這是一位被一塊布蒙住雙眼的女神。根據我的考證，這塊蒙眼布就是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有兩個功能。一是有意識地阻隔對法外因素的過多考慮。二是有意識地阻隔對結果過早的把握。因此，這也構成了正當程序的優勢和特殊功能：把爭端各方統一到程序中來。我們的世界已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價值體系五花八門，常常很難就某一點達成一致，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也是因人而異的。因此，程序是沖突各方最容易達成一致的地方，也是糾紛各方唯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

程序優先思維還意味著，我們對司法權的尊重和對司法程序的尊重。法治思維要求大家不要干預司法活動，應當讓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判斷權。這也是各級黨政干部有無法治思維的重要標尺。

程序也是一種良好的工作方式。無論是解決糾紛，還是作出決策，都離不開程序。要相信，一切難題總可以在正當程序中突破。所以，四中全會《決定》中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強調程序的重要性，特別要求重大行政決策必須“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法定程序，以“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

技術理性思維

在法治社會，法律職業思維與大眾生活思維形成鮮明對照。技術理性和專業邏輯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經法律專業訓練的結果，主要表現在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思維。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擴大到了代表政府執法的公務員甚至更廣泛的范圍。

自古以來，處理法與情的關系是衡量法治思維的重要標準。原則上講，法治思維重視邏輯但并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邏輯的前提下關注情理。大眾思維多屬道德思維，是一種以善惡評價為中心的思維活動；而法律思維是以事實與規則認定為中心的思維活動。因此，法律思維首先是服從規則及其邏輯，而不受大眾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體到公權力主體，就是應當在注重縝密的法律邏輯的前提下，再考慮“情”的因素。

技術理性思維還表現在對待事實和證據的態度上。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所謂“以事實為根據”，其實是指“以證據為根據”。如果證據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證據滅失了，那只能放棄對事實的認定。法律思維把事實分為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兩種。前者是客觀真實世界的事實，比如科學家就是想探索客觀事實。后者是法律意義上的，它只在法律程序中通過證據來證明。如果有證據可以證明，就構成一個法律事實。如果既有的證據證明不了，就不能作進一步認定。就好像在著名的辛普森殺人案中，關鍵證據缺乏，就不能認定他有罪。放棄追訴一個犯罪嫌疑人的危害性遠遠小于冤枉一個好人。換句話說，一個錯誤的判決比十次犯罪的危害更嚴重。這就是法治對于證據、犯罪、偵破率的態度，也構成了法治思維的有機組成部分。

法治思維需要我們下決心轉變過去的思維慣性，敢于付出必要的代價。比如，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單一化了，運用政策、動員、行政命令手段的使用范圍和程度受到限制，權力的靈活性和自由度降低。但相對于“法治社會”這一全體人民的新共識和新目標來說，這些代價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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