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貿易金融雜志記者名單(華人國際10大培訓師都誰怎么樣？)

p>海禁，特別是強迫“遷海”制造無人區的政策不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貿易，更使沿海各省數百萬人民流離失所，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極大地影響政府的稅收，當然不可能長久。1684年，康熙以開海既“于閩粵邊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地省分轉輸協濟之勞”，下令準許人民出海貿易，首先在福建廈門，繼之在廣州、寧波、松江等地，分別設立了閩、粵、浙、江4海關與外國通商 〔19〕。

好景不長，“十全老人”乾隆認為：“國家綏遠通商……積久留內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20〕 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實行廣州一口通商政策：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21〕。由沿海多口通商改變為廣州一口通商，康熙時期開放的大門又關到只剩了一條縫，這一政策，直到鴉片戰爭才被西方的堅艦利炮轟碎。

即使對一口通商的廣州而言，也決非自由貿易，仍然是由官商性質的十三行壟斷。著名經濟史學家賈植芳在論述十三行性質時曾說：“……行商由于功果錢而取得管理貿易代行權的紋章，就是官位。結果，由于收買官位，行商始得開始為行商……所謂‘官商合一’，寧為必然”。賈先生根據十三行把持者糜爛奢侈的生活（比如潘仕成，為自己幾十個姬妾專門造一大樓，窗壁都是玻璃，彼此不得容奸，而他自己別住一處，夜間則按號碼牌呼姬妾陪夜。他沒落之后，豪宅因為太值錢，沒人一下子拿得出錢來買，而首開分股售賣的先河），將這批富豪，也是整個明清富豪階層的代表人物的精神，歸結為“透徹的享樂的消費的”，而與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以追求合法利潤為天職，但通過節制以獲得“神的光榮”——背道而馳。〔22〕

“反自由”的貿易傾向，注定只能生產出躺在玻璃樓里摟抱姬妾的封建富豪，而不能生產出有“自由”、“平等”、“節制”等觀念的近代資本家；只能生產出與雇農身份類似的雇工，而生產不出可以自由交換腦力、勞力或商品的市民，使整個社會缺少對自由交易信息、自由時事信息的需求，成為新聞報刊的又一個死敵。

四、嚴虐的新聞出版管制

中國對出版的管制歷朝都很嚴厲，在明清兩朝也不例外，尤以清代為虐。

在明初，朱元璋就開了個壞頭，別人奉承他是“天生圣人”，他偏要認為是影射其做過“僧人”，“光”字也用不得，因為那和“禿頭”的意思一樣，“則”字也用不得，因為那是“賊”的諧音。將“圣”“光”“則”三字共用在賀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問個腰斬。（他惹禍的那句話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好在朱元璋只是從奏章表疏中找茬，只算“表箋之禍”，并沒有演變為一種系統禁錮圖書的做法。總的說來，明代對圖書出版的管制相對比較寬松。（比如整個明代正式禁毀的小說只有《剪燈新話》、《水滸傳》幾種。）〔23〕

明代朝廷更重視的是對邸報的限禁。《明會典》中規定“探聽撫按題奏副封傳報消息者，緝事衙門巡城御使訪拿究問，斬首示眾”。《明史·王應熊》傳中也說“非奉旨，邸報不得傳抄”。而天啟以后，由于邊患日甚，對邸報的控制更加嚴密了。“凡涉邊事，邸報一概不敢抄傳，滿城人皆以邊事為諱”。〔2〕

同期而言，歐洲對出版的管制還帶著中世紀的陰風，不能說就比明朝政府更寬松。1569年紅衣主教會議上羅馬教皇庇佑五世嚴厲指責手抄報紙詆毀教廷，幾天后一名記者被處絞刑。1572年教皇發布“諭旨”，查禁手抄報紙，嚴懲新聞記者。1587年，又一名記者被斷手、拔舌后吊死。〔1〕

問題在于，接下來中國和歐洲是按照哪種軌跡在發展。1644年，英國作家彌爾頓發表了《論出版自由》，從而引發了圍繞“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持續論爭，最終實現了新聞意識與價值觀念的啟蒙。直到今天，彌爾頓堅如金石的話語依然激蕩人心：“人類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殺人只是殺死了一個理性的動物，破壞了一個上帝造的像；殺書則是扼殺理性本身，破壞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24〕 而隨后的一二百年間，歐洲各國相繼廢除了知識稅、誹謗法、出版檢查制度等等，最終迎來了大眾報紙的黃金時代。

但在中國，1644年崇禎吊死在煤山上，滿清入主中原，漢族知識分子在亂世中噤若寒蟬，誰還能去發表《論出版自由》一類自尋死路的文章？即便多數知識分子已經噤若寒蟬了，清朝還是展開了一系列羅網深密的文字獄，到乾隆達到頂峰，嘉道之后才漸漸松弛。在禁毀圖書的“成就”上，清朝創造了世界記錄，也遠超過中國史上所謂圖書的“五厄”，陳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書中對此有詳盡的評述。

不止禁毀圖書，清代的報禁也異常苛繁。諭旨和章奏哪些應抄發，哪些不應抄發，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決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傳遞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應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經御覽批發之本章，一概嚴禁，不許刊刻傳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隸、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將不發之事件，鈔寄該督撫等，似此行私報密，甚為淺陋，傳諭申飭”等，都是為了限制小報的刊布與發行。而在嘉慶十五年（1810年），清廷還特地頒布了禁止外國人印書和傳教的諭旨。〔25〕

明清王朝對出版自由的管制，實際上顯現了對言論與新聞的恐懼；對國外來華者的印書禁令，又顯示著對外部世界與文化的逃避。這一切，都成為了新聞報紙的天生死敵。

結 語

在明清的四五百年間，與歐洲相比，中國的報刊發展是如此遲緩，就像一臺中了蠕蟲病毒的計算機，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壞，你不知道為什么這樣，但你就在不知不覺中越來越慢。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好古忘今的社會習氣，反自由的貿易傳統，加上王朝對新聞出版的嚴密管制，就是隱藏在歷史硬盤中的蠕蟲病毒，它們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統之中，最終使中國近代報刊晚于歐洲兩百年之久。

什么是傳銷，怎么辨別是不是傳銷

傳銷是指組織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獲得財富的違法行為。傳銷的本質是"龐氏騙局"，即以后來者的錢發前面人的收益。

新型傳銷:不限制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證手機，不集體上大課，而是以資本運作為旗號拉人騙錢，利用開豪車，穿金戴銀等，用金錢吸引，讓你親朋好友加入，最后讓你達到血本無歸的地步。

1998年4月21日，中國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傳銷《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全國公安機關堅持對傳銷違法犯罪活動"零容忍"態度，繼續以重點案件、重點領域、重點地區為抓手，緊盯傳銷犯罪新手法、新動向、新趨勢，持續不斷對傳銷違法犯罪活動開展嚴厲打擊。

2017年8月，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門印發通知，要求嚴厲打擊、依法取締傳銷組織，通知強調，對打著"創業、就業"的幌子，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誘騙求職人員參加的各類傳銷組織，堅決鏟除。

關于《申報》閱讀所感

借來一篇，供樓主參考，哈

企業化大報進程中的《申報》廣告經營初探

傳媒博客—博客傳媒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 聶曉梅 （新傳播資訊網2003-9-14發布）

[內容提要]

早在20-30年代（五四時期前后），上海的《申報》、《新聞報》等幾家商業性大報就已經走上了由規模經營向企業化大報發展的道路，后來，這一進程由于社會歷史原因被迫中斷。盡管當時的報業經營和今天意義上的媒介產業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早期報人在商業性經營中的心血和經驗對今天仍有不可磨滅的啟發借鑒價值。

廣告經營是上海幾家商業性大報進行企業化經營的起點與重點。本文采取文獻研究的方法，對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申報》廣告經營進行初步探索，主要包括《申報》經營者對廣告經營基礎的認識和實踐、客戶關系處理、處理廣告與其它文字的關系等對今天媒介廣告經營不乏實用價值的內容。

《申報》（1872—1949年）是舊中國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當時被人們稱為是“中國的《泰晤士報》”。它整個發展方向也與其時的世界報業企業化道路相一致，“ 申報之所以能成為一龐大之企業，在中國新聞史上，占重要之一頁者，皆史氏之力，有以致之。”[i]1912年史量才以12萬元購得《申報》，到1938年申報僅有形資產達150萬元，形成了具相當規模的企業化大報。[ii]故本文選擇了史量才接手后的1912年到30年代中后期，即申報成長為企業化大報的質變過程為主要的研究時期。

一、對報業廣告經營基礎的認識與實踐

報紙企業化，就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經營報紙，以取得更大利潤為主要出發點，使報業規模不斷擴大，成為有相當資本的現代化企業。[iii]在經營活動中體現為，為獲得最佳經濟效益，對外盡可能占有更大的讀者市場，擴大廣告客戶；對內加強科學管理；在經營方式上，是以報紙為主，多種經營。

作為一名實業家，史量才深為理解物質基礎、發行量基礎和經營機制基礎對于廣告現代化經營的重要性，并具備了規模經營的意識。

1、 物質基礎

“上海報館之自建館屋，亦以申報為始。”[iv]1916年至1918年申報斥重金建成一棟有100多間的五層報館大樓；同時，從美國進口先進的新式印報機， 10萬份可在兩小時之內印完；1934年9月21日套色印刷機安裝竣工，開始刊登封面套色廣告；館內的鑄字機、紙版機、鉛版機以及制銅版鋅版等相應設備也全部更新；并自備汽車以供發行用。基礎設施建設與技術設備更新是申報實現擴大再生產，成為企業化大報的物質基礎。

2、機制基礎

廣告的組織與管理：史量才聘請張竹平為經營部經理，又聘請了陳景韓為主筆，形成編輯與經營各施其職的管理體制。在經理部下，張竹平設立了廣告推廣科，科內也有具體的業務分工——外勤與設計。在報社設立廣告部門，招攬廣告，負責為刊戶設計、繪制廣告是《申報》從國外借鑒的方法。

制定廣告章程及條例，對廣告的刊登方法、程序、規格、價格、折扣及更正方法等作了明文規定，并根據不同發展階段進行修正與補充，使整個廣告經營有章可循。

3、發行量基礎

廣告與發行是報業起飛的不可或缺的兩只翅膀，報紙發行量越大，才能越吸引廣告客戶。發行科一方面研究最短的發行線路，使用報館自備汽車，力爭最快將報紙送到本埠訂戶讀者手中；另一方面，根據火車時刻精心設計郵政線路，發向外地的報紙先印刷，及早捆齊上車，使凡火車、汽車和輪船能當天到達的上海鄰近地區，都通過郵局盡量當天送達，使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讀者能盡早看到報紙；另外，遠的地方，則通過郵局或代辦處發展機關、團體、工廠、商店和個人訂戶。申報在外埠的發行上取得了成功。《申報》日發行量從1912年的7千份，1916年突破2萬份，到1922年五十周年時已增加到5萬份，1925年又增加到10萬份以上，1928年猛增到14萬3千多份。

4、報業托拉斯雛形

史量才苦心經營，改革報務，在其執掌《申報》期間，報紙盈利增加，最初，一年的盈利一二萬元，以后每年盈利10萬元以上，最多的一年達到30萬元；報業資金積累成倍上升，

1934年《申報》資本達到200萬元，每年營業額達到200萬元，廣告收入約150萬元，占75%；發行收入50萬元，占25%。

史量才受英國北巖

很赞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