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變化及其原因(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原因)

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原因

在當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以及其他亞非拉發展國家在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的基礎上，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這讓英法那些經歷了幾百年積累才完成蛻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實在心有不甘。于是許多學者開始進行思考這種現象的根源到底何在。在眾多的原因中，其中有一派學者看到了亞非拉國家在古代社會的優勢地位，也就是以反駁“歐洲中心論”為代表的一系列理論，他們主要論證了古代亞非拉對世界經濟的重要影響。

在學者的論證中，都會提到中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在這一傳統貿易中，中國的主要活動是出口，憑借著巨大的優勢，賺進了大量的白銀。據經濟史權威估計，從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銀產量的85%和黃金產量的70%來自拉丁美洲。18世紀，美洲白銀產量約74000噸，其中52000噸運抵歐洲，這其中的40%約20000噸運往亞洲。另外美洲本土剩余的白銀約有3000噸經馬尼拉大帆船來到中國，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區的白銀，全球白銀總量的一半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而中國又被稱為世界白銀的“終極密窖”。

那些外匯的賺取正是由于傳統中國最優秀的物產：絲綢、茶葉、瓷器等。這些東西不只是在古代世界，即使是在今天，也依然是中國魅力的象征，但它們在近代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卻大打折扣。那到底是什么讓中國傳統工藝的光芒在西方近代科技發展的情況下立刻被徹底掩蓋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經濟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是一種內向型經濟，對外基本沒有依賴，體現出了巨大的出口優勢。正是這種“封閉”優勢，使它在古代社會能夠絕對勝出。也正是這種原因，進一步加深了它的封閉，使它隨著近代科技的崛起迅速敗落。

一

無論是中國的茶葉、東南亞的香料，還是美洲的煙草都是地域性的特產。中國是世界茶葉的原產地，千百年來，中國茶葉是世界茶葉消費市場的最主要來源。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茶葉就已經開始外銷，“五世紀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邊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此后周邊國家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但數量較小。隨著15、16世紀地理大發現，西方人逐漸了解東方。據說，由于西方人的飲食習慣，導致茶葉在西方廣受歡迎，開始癡迷中國的茶葉，直到17世紀，茶葉成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紀，茶葉占據了對外貿易的主導地位，據主要茶葉輸入國家的推算，18世紀中國對外輸出的茶葉達8889241擔以上，19世紀的前40年，就達到了1500萬擔。

由于茶葉的特殊作用和它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西方國家在對待中國茶葉方面采取相互競爭的態度，主要表現在英國和荷蘭，1776年英國運出3402415噸茶葉，占總輸出量的20.9%，荷蘭遂運出4923700噸，占總量的30.3%。但其后，英國逐漸增加運輸船隊的規模，到了1791年，英國的運茶量達到22369620噸，比重高達88%，幾乎把荷蘭擠出了中國市場。但隨后，荷蘭專心發展爪哇茶，進行對抗。經分析推算，18世紀，荷蘭從中國運出茶葉大約178萬擔，英國大約運出400萬擔，其他各國大約800萬擔左右。這么大規模的輸出給中國賺入了大約1.2～1.3億兩的白銀。

茶葉剛傳入歐洲的時候，被當做稀罕之物，價格十分昂貴。17世紀的歐洲茶葉市場，每磅需銀100元；1657 年，英國最早的茶商托巴斯・卡洛韋（Thomas Garraway）出售的茶葉，每磅價格為6～10英鎊。政府對茶葉按照奢侈品課稅，每加侖納稅6便士，“光榮革命”以后，1689年修改《液量稅法》，茶價才隨之下降。但直到18世紀20年代開始，英國幾次下調茶價，達到1磅茶葉8先令，茶葉才真正走向普通百姓，但茶的消費量也大增。不僅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茶價市場也出現過巨大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導致中國“茶葉價格因需求的關系而陡漲”。

在古代各國聯系不發達的情況下，茶葉這類依靠自然優勢而獲得青睞的產品，必然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專利”地位。正是它的專有和被需求，導致產出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獲得了一定的支配地位，這種支配在物質方面的表現也就是賺進了大量的白銀。而且土壤這種先天的優勢是不可能偷盜的，尤其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還是難以復制的。因此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隔絕、封閉，茶葉生產的這種專利優勢也還能發揮一定的效能。但受到茶葉利益的巨大刺激，其他各國也紛紛發展本國的制茶業，并不斷地沖擊著中國的茶業。

在封建制度下，茶葉經營的表面繁榮掩蓋了厘稅過重、粗制濫造、剝削加重等問題。雖然有識之士有所注意，如《申報》就不止一次指出，印度茶制作精細，質量高，日后必將成為華茶的勁敵，或導致“中國茶生意日廢矣”，但并未得到重視。直到1886年茶葉出口的高峰到來，也就到了總危機爆發的邊緣。其實早在70年代，漢口、上海各地的茶商，對華茶的采購就采取非常審慎的態度，中國茶葉出現了滯銷的狀況。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各種茶價不斷下跌，華茶的價錢必然受到影響，茶葉的出口總值也不斷呈下降趨勢。茶葉行業的衰落首先從茶商開始，“二十年來，以業茶起家者，十僅一二；以業茶破產者，十有八九”。隨之而來，茶農的生活也困苦不堪，大規模棄茶他圖，昔日著名的茶區，已經呈現出一幅凄涼景象。

此時，印度、錫蘭、日本茶卻迅猛發展，尤其是印錫茶成為華茶的勁敵。遲至18世紀90年代，印度的茶業已逐漸實現了機械化，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而且所制之茶“味尤加美”。1890年，印度茶出口超過1億磅，超過中國茶出口的1倍還要多。錫蘭茶的發展雖然起步晚，但速度極快，僅1880年，茶園面積就比1875年增加了13倍，并實現了機械化，首先進軍英國市場，逐漸與華茶抗衡。日本綠茶的擴張以及占領臺灣后的生產的烏龍茶、包種茶也進一步威脅了中國茶的地位。1874～1875年，日本輸入美國的綠茶，首次壓倒中國綠茶的輸入量，并且輸出量逐年增加，到了1886年以后，每年的輸出量基本保持在30萬擔左右。隨后而來的爪哇在茶葉生產出口領域奮起直追，到了20世紀初，成為世界第四大茶葉輸出國，并于1915年突破億萬磅，1918年，位列中國之上。 隨著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興起，古老的封建帝國江河日下，仰仗于“封閉”優勢而盲目自大，為了避禍甚至閉關鎖國，逐漸遠離了世界大市場。《明神宗萬歷會典》規定：“凡將緞匹、袖、絹、絲、綿私出夕晚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載貨之人減一等，貨物船只并入官。”清朝由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防范沿海的反清勢力，1655年下令“沿海省份應行嚴禁，毋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與世界發展趨勢脫節，被時代遠遠地拋在后面。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迎來了工業文明，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瓷器和絲織品及其技術也就逐漸喪失了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三

依靠自然“專利”和封閉優勢雖然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使傳統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并且在今天中國經濟崛起的前提下，得到世人的關注，為人稱道。但是由于這些產品自身的巨大局限性，所以只適合存在于古代社會封閉的環境中，而且這種發展模式本身也并不能夠完全說明出口國的先進性。尤其隨著世界各國的聯系不斷加強，傳統技術外傳并先后被超越，而自身對傳統的產品的分散經營模式，以及技術革新較差等因素，導致這些產品的封閉壟斷地位喪失；加之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商業的不重視以及只賣不買的傳統觀念的限制，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也使初級產品優勢地位逐漸喪失，近代科技不斷發展，中國的初級產品自然也就被逐漸邊緣化了。因此，在近代科技繁榮的條件下，要想謀求自身的發展，絕對不能以此作為“制勝法寶”，而是要努力掌握核心科技，努力爭取進駐世界科技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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