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青春安陽買粉絲買粉絲(杜甫是哪里人？)

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象都敏銳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持不同的態度。他對于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后園山腳》；對于平息叛亂,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么，歌頌什么，都很鮮明。也有些關于戰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地敘述戰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戰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場上的壯烈場面，戰士如何善于戰斗，勇于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系自己，也聯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寫了一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筑、舞蹈、用具和農業生產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的氣氛，可以看作是有聲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書杜甫《秋興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的感情也較為淡泊，比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杜甫在長年的轉徙流離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開辟田畝,得到暫時的休息,因此對于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的動態進行了細膩的觀察，感到無限的熱愛，具有深刻的體會。如《屏跡》、《為農》、《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詩，從詩題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當時的心境。這類詩當然不能和前邊論述的詩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對于微小生物的愛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跡》),喜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感到“花柳更無私”（《后游》）。

杜甫寫過一些懷念家屬、朋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懷念妻子的有陷賊時寫的《月夜》，懷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寫的《月夜憶舍弟》；在許多懷念朋友的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杜甫自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贈李白、憶李白、懷李白、夢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詩，有十余首之多，幾乎首首都顯示出對于李白深厚的情誼、熱烈的關懷和衷心的欽佩。

杜甫把詩看作是他終生的事業，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歲學詩,直到死亡前夕，沒有停止過寫詩，他從安史之亂起，至抵達成都前，在最艱苦的歲月里，寫出的詩歌思想內容最為深刻；他在夔州身體衰弱多病，寫作的數量最為眾多。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充滿愛國愛人民的政治熱情,在藝術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長自吟”（《解悶十二首》之七），說明他創作的嚴肅態度。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他繼承優良傳統、評騭古今詩人的主張。

杜甫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大大開拓了詩歌的領域。明代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簽》）這句話不盡符合事實，因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時事入詩的,但是象杜甫這樣深入民間,洞察時弊，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陶融在“驚人”的詩句里，卻是少有的。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杜詩鏡銓》卷五)這雖然是“三吏”、“三別”的評語,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詩篇。元稹給杜甫寫的《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里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話說得并不過分。

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最能駕馭詩的各種形式，并能使每種形式都得到新的發展。他在五言古體詩里善于記載艱苦的旅程、社會的萬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寫來十分生動，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語調的自然，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他在七言古體詩中擅長于抒寫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達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詩功力甚深，達到很高的成就，數量占杜詩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見于杜甫的漫游時期，七律名篇多產生在到達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煉，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揚。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檻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懷》、《宿江邊閣》、《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宿府》、《閣夜》、《詠懷古跡五首》、《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寫了許多五言排律，幾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展，如《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竟長達1000字。是除少數比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過多的典故，掩蓋了豐富的情感或填補了應酬之作內容的空虛。杜詩中的絕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內寫的。由于杜甫的古體詩和律詩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絕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反映蜀中的騷亂與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華，杜甫在絕句方面仍有不少貢獻。杜甫詩意圖軸清代張□作

當然，杜甫也寫過一些投贈權貴、奉和應酬的比較無聊的詩。當他在長安充當貴族的“賓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職的時候，當他漂泊西南，為了衣食，不得不與地方官吏們相周旋的時候，所寫的一部分詩，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頌揚對方如何賢明,申述自己如何貧困，以乞求憐憫與恩賜，格調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詩集》

總的說來,杜甫是以饑寒之身永懷濟世之志,處窮困之境而無厭世思想；在詩歌藝術方面，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新和發展，給后代詩人以廣泛的影響。

杜甫在世時,他的詩歌并不為時人所重視,逝世40年以后，始見重于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運動，在文藝思想方面顯然受到杜詩的影響。李商隱近體詩中諷喻時事的名篇，在內容和藝術上都深得杜詩的精髓。宋代著名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對杜甫都推崇備至，他們的詩歌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傳統。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虜，囚居獄中，用杜甫五言詩句集詩200首,在《集杜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杜詩的影響所及，不局限于文藝范圍，更重要的是詩中國愛人民的精神感召著千百年來的廣大讀者，直到今天還有教育意義。

杜甫(712～770) 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襄樊），生于河南鞏縣。由于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在成都時被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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