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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基本結構是：工人、農民、干部（包括知識分子）與軍人。

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狀況

社會經濟制度取向是計劃經濟，政府是社會資源的主要配給者。生活必需品通過政府發放票證實行定量配給，整個社會基本是處于一種商品供給不足的短缺經濟狀態。經濟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取向是國有（公有）和集體所有制，私有經濟基本不復存在。

從社會制度結構看，中國實行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制度，這一制度通過職業與單位、農村與城市的不同分野地界定了社會成員身份。由于戶籍、單位制度的限制，社會處于低流動的高封閉狀態，社會成員身份的改變亦相當困難。主要的變更渠道是參軍（并在一定年限后取得了干部身份）、招工和進入大學（當時的大學基本屬于精英教育，能夠進入的人十分有限）。

社會分層與中間階層

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分層狀況，從階級等級的角度看，主要的界定是人們的政治身份，兩大分野：無產階級（包括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作為聯盟的農民和其他身份的社會階層）；資產階級（被打倒的地主、資本家、軍閥等，統稱：地、富、反、壞、右），但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亡。

從財產與收入結構看，中國當時的收入差異較小，私有財產被排棄，除薪水外，基本沒有其他來源，大多數人處于‘平均人’的消費狀態（盧漢龍；2000，10），因此經濟分層差異不大。

綜合因素看當時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位于上層的是黨政軍高級領導干部（按照共產黨當時的劃分標準，是行政級別在13級以上，毛澤東等最高層領導人是3級）。這一階層基本屬于當時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能夠享有較好的住房、電話、交通工具、醫療保健、療養、公務旅游等消費生活服務。但自主消費能力和消費的空間很小。

中間階層的構成主要是黨政軍中層領導干部（行政級別14-22級）；知識分子；企業領導人；高級技工等。中間階層的工資月收入大約是在56元—180元之間。

下層階層的構成主要是普通工人；農民、不同行業的低層職員等，是中國社會占比重最大的主要階層。

而位于社會底層是剝削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敵人，稱為地、富、反、壞、右的壞分子組合；無業游民等。

當時中國的消費狀態與消費分層

整個中國社會收入的相對微薄導致絕大多數人（包括中層和一部分子女多、家庭負擔重的上層）消費支出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一種維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費模式。社會收入的平均化也導致整個社會消費平均化，盧漢龍的研究中曾指出的‘大眾化’的消費模式與消費平均主義：絕大多數居民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菜，平時一樣擠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上班，周日一樣的呆在家里洗衣服或走親戚。（2000，第13頁）

供給嚴重不足的短缺經濟導致市場選擇的缺乏、消費空間的狹窄與單調。公共娛樂匱缺，旅游、住宅電話、私人汽車都是與職務相聯系的高級奢侈消費，電影院、公園和簡陋的飯店是人們主要的休閑場所。即使是當時社會的相對富裕階層（黨政軍高級領導干部、高級知識分子等）能夠消費的產品十分有限。

20世紀70年代，自行車、縫紉機和手表作為家庭主要大件耐用消費品顯示著人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分層，按照當時中國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看，購買一個‘大件’需要全家好幾年的積蓄。因此能夠首先擁有這些耐用消費品的往往是收入或社會地位在中等以上的‘階層’。而住房、電話、汽車等‘奢侈’消費品的擁有也是當時社會分層的主要標志。然而，這一類的‘奢侈’消費產品基本都未進入消費市場，作為國家分配與控制品主要與這類消費者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級別直接聯系起來。

在這一特殊時期，中國并不存在真正意義的中產階級，社會中間階層主要是政治地位與職業和行政職別的分類群體。在消費欲望與需求受到很大約束的短缺經濟狀態下，社會的中間階層除了生活消費稍微寬余以外，其消費行為與品位與大眾并無區別，基本上也沒有形成特別的消費觀念。用社會學家提出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通過消費行為實現積累并取得社會地位提升的觀點看（布迪厄等），能與消費行為有所聯系的只是政治資本和一定限度的社會資本，經濟、文化資本與消費行為的聯系相當微弱。

重新成長期（1978-現在）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中產階級得以在中國重新成長并迅速發展。從回顧的角度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一是逐步接納采用市場經濟制度，并逐步接納財產的私有化；二是使中國經濟逐步納入全球化的軌道。這一政策取向使原有的國家壟斷與配置資源的制度發生變化，多元的資源配置體系導致資產擁有者發生變化，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形成，直接促進了中產階級的培育。在政策、經濟、社會、文化多種因素的合力推動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巨大的變遷，社會分層越來越明顯。同時，由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物質生活的豐富，社會財富與個人財富的不斷積累，人們的消費廣度與自由度急劇擴大。正如戴慧思等所言，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消費革命（2003，第7頁）。伴隨著市場化與消費的迅速膨脹，消費社會的特征在中國逐步顯現，在社會的大變動中，新的消費文化在中國社會也正經歷一個重構的過程。

二、從‘新富階層’到中產階級—階層與消費文化的新變遷

從1978年到現在，26年的時間中國社會結構處于大的動蕩和調整階段，社會階層迅速分化，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被培育并日益壯大。依筆者所見，中國中產階級的形成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78年至1992年舊中間階層/新富階層（這一階段衍生的中間階層是否能稱為中產階級仍存在很大的爭議。若從社會學分層角度，即經濟、教育、文化綜合因素考慮，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人不能列入中產階級框架。但若從經濟學分層意義看，即收入與消費角度考量，他們又是現代中國最早進入中間階層的群體）。二是1993年以來至今形成的新中間階層，是比較符合中產階級基本定義的社會群體。這樣的劃分，一方面切合本文的特點，從歷史的主線探索中國中產階級及其消費文化的發展軌跡，構成中國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縱向沿革體系；另一方面，新富階層作為現代中國中產階級形成階段的特殊產物，是不應該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體。

1、‘新富階層’被培育（1978-1992）

產生背景：

1978年開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轉變，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復蘇。從政策變動軌跡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1979年2月，國務院批轉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1982年，個體經濟首次進入憲法；1988年，私營經濟的提法首次出現在憲法。政策的變動直接促進了個體-私營經濟在中國的發展。由于當時個體戶的名稱并不好聽，所以能在國營、集體單位發展的人不會選擇這一行業。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閑散人員、包括一些勞動教養、刑滿釋放人員等未能在國有、集體企業謀到職位的人員和在原有在國營、集體企事業單位離退職人員、鄉鎮農民等構成了個體、私營主流。

同時，共產黨調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希望以此打破大鍋飯的平均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觀點在當時深刻觸動人們對財富的重新認識。剛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中國，稅收、行業經營與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經營制度彈性、最早實現資源與市場相結合的人從稅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處，甚至是政策間隙與漏洞，迅速實現了資本的積累成為新富階層。從1978年到1992年，處于經濟發展上升階段的中國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階層。

新富階層的構成：

◎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主、◎擁有一定權利的干部◎部分國有（集體）企業老總◎某些特殊行業的職員、經紀人、各類明星◎靠非正當生意起家的‘暴發戶’

特征：

細分中國‘新富’階層，基本分屬三大類型：

一是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主。是‘新富’階層所占比重最大的群體。這部分人在原來的社會結構中大多處于底層，屬于社會外緣與邊緣層的體力勞動者群體（體力經濟精英）。他們因最早與市場相結合，從而在市場體系下獲得明顯的經濟利益。這部分人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這一類型的新富，其財富的積累有兩種狀況：一種是靠勤奮、節儉起家，并較好的把握政策與市場的機遇，由小至大逐步實現財富積累。如被福布斯列為中國首富的劉氏兄弟就是靠養雞起家。另一種是依賴法律與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點或不合法的渠道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實現財富斂聚。

二是有一定權利的干部和國有（集體）企業領導，某些特殊行業的職員，各類經紀人、各類明星。大約應占‘新富’階層比重的20%--25%左右。這部分人的財富積累比較復雜。1993年以前，中國干部（包括國有、集體企業老總們）的薪水差距還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們的消費水平只能略高于比一般民眾，但遠夠不上新富階層（當時社會對新富的評價標準是80年代前、中期的萬元戶，末期的10萬元戶；90年代上半期的百萬元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中央政府嘗試了多種資源控制模式，這樣分權—控權的不斷轉換使握有一定實權的政府官員與企業領導人，某些特殊管理部門的職員，如工商、財政、稅務、海關可以實現權力、資源與錢財的交換，透過‘尋租行為’聚斂財富。同樣，一些身在短缺資源行業的職員也能利用其行業的‘強式地位’實現資源與金錢的交換，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當生意起家的‘暴發戶’。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是處于探索階段，由于共產黨至創建以來一直未采用過市場模式（延安時代直到解放初期的供給制；統一政權后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因此制度構建、管理、法律與稅收制度的均處于薄弱混亂狀態。這就使得許多人可以鉆政策與法律的漏洞，通過走私、詐騙、毒品交易、盜版、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等獲取高額非正當利潤。這種現象至今也還存在，在高額利潤誘惑下，總有人不惜代價的冒險，只是今天中國政府不斷加大打擊力度并在逐步完善制度構建，通過這種方式實現暴富的機會已不那么容易。

早期的新富階層大都沒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屬于文化資本貧乏的群體。由于自身與社會的多種綜合因素，他們的財富來源與社會地位基本不被社會認可，用韋伯的‘收入、權利、聲望’三位一體的社會分層理論來考量，新富階層的財富、權利與聲望處于脫節狀態。中國的民眾與學者們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階層不能稱為中產階級，認為這些人的財富根基大多不是來源于正當渠道，可能會因為制度與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產的地位與財富。新富階層的后兩類可以說是屬于這種狀況。而第一類群體則與19世紀西方國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業主為主體構成舊中產階級的情況比較類似。只是中國20多年的迅速發展將多種社會發展形態與階段集中和濃縮在這一特定的發展時期，制度構建又遠跟不上社會發展進程的需要，從而使得資本原始積累的不合法與灰色特征更加明顯。

因此，人們的這種心理一部分是基于新富階層中某些群體的財富積累過程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數千年的財富積累大都是在特權與奸詐的基礎上形成，加上財富平均化時期對‘富’的不斷打壓。使人們對富裕的方式普遍有一種定勢的認同有關。

2．中產階級的形成（1993年以后）

1993年以來，是中國中產階級真正形成與迅速發展的階段。由于中產階級在中國的發展與共產黨的政策密切關聯，并只能在市場經濟的制度下成長。而中國共產黨14大所確立的社會經濟發展框架，是中國全面進入市場經濟的重要標志。它可以說客觀上為中產階級在中國的成長掃除了障礙。

產生背景

1989-1991年，在政治環境、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響下，中國經濟、包括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進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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